中新社成都1月6日電 題：為何在人生“至難”，蘇軾卻能“圖其至遠”？

　　——專訪中國民族學會副會長曾明

　　中新社記者 賀劭清

　　“古之人，有犯其至難而圖其至遠者，彼獨何術(shù)也？”宋仁宗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年僅26歲的蘇軾在《思治論》中提出疑問。蘇軾用自己起伏波折的一生給出答案：因“烏臺詩案”被貶黃州后，他寫下“天下第三行書”與千古雄文《赤壁》二賦；晚年被貶惠州、儋州，依舊樂觀曠達，留下華章無數(shù)。

　　在人生低谷，蘇軾如何從“至難”轉(zhuǎn)向“至遠”？歷史長河中，中華民族用什么樣的精神面對“至難”？中國民族學會副會長曾明近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獨家專訪，對此進行解讀。

　　現(xiàn)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蘇軾為什么在《思治論》提出“古之人，有犯其至難而圖其至遠者，彼獨何術(shù)也？”

　　曾明：蘇軾一生，元豐二年(1079年)遭遇“烏臺詩案”之前為前期，元豐四年(1081年)“筑室于東坡，自號東坡居士”之后為后期，中間兩年可謂大徹大悟期。他的一生，大起大落，大喜大悲，前期“桃李春風”，后期“江湖夜雨”。

　　《思治論》為蘇軾26歲時所作，恰好是他“桃李春風”之時。當時蘇軾出任大理寺評事簽書鳳翔府節(jié)度判官廳公事已兩年，他洞察民間疾苦、了解地方行情。在文中對當時朝政“三患”，即“財之不豐、兵之不強、吏之不擇”之弊，提出了要“課百官，安萬民，厚財貨，訓兵旅”。

　　在《思治論》中，蘇軾還提出了“古之人，有犯其至難而圖其至遠者，彼獨何術(shù)也”一問。可見，“至難”和“至遠”，在蘇軾心中是辨證認識的。即世間萬事萬物，都可以由難轉(zhuǎn)易，由小變大，由弱變強。幼樹會成林，溪流終入海。他堅信只要定下心思去做，就肯定能達到目標。

　　中新社記者：蘇軾提出的哪些主張，對今日中國式現(xiàn)代化仍有參考之處？

　　曾明：《思治論》全文雖只有2000余字，卻清晰表明了蘇軾早期的一些理念。他在文中表示，執(zhí)政重民生，以人民為本；安定靠制度，講規(guī)則規(guī)矩；太平須“活法”，應改革創(chuàng)新。

　　此外，《思治論》還提出“發(fā)之以勇，守之以專，達之以強”，其意為在目的明晰、規(guī)劃周詳?shù)那闆r下，政策就應得到堅定不移的執(zhí)行，只有這樣，事業(yè)才能獲得成功。

　　蘇軾一生據(jù)“活”而變，從中看到了人世間的善。他明白“功業(yè)見于變”，認為“執(zhí)一而不知變，鮮不厭者”，做到了“一”與“多”，“恒”與“變”的統(tǒng)一。蘇軾主張漸變，而不是“突變”。蘇軾“擇先王之成法，而法其所以為法”的“通變”思想，今天依然值得借鑒。

　　在文化方面，蘇軾因“活”而新，從中發(fā)現(xiàn)了萬物的美。他深知“新”乃自成一家之根本，這在諸多詩文中有言。《書吳道子畫后》論作畫，說“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評草書》講書法，說“自出新意，不踐古人”。

　　蘇軾通過以文為詩、以詩為詞、以文為賦、以賦為文、以詩為文等做法，使新體更加成熟，舊體別開生面。比如《雪堂記》等均綴以騷體，《觀妙堂記》等以對話行文，呈現(xiàn)賦體文的特點，前、后《赤壁賦》等，打破成法以賦為論；《莊子祠堂記》等借“記”作“論”，使文章獲得更加不朽的生命力。

　　不拘法度，不斷創(chuàng)新，蘇軾對“活法”的創(chuàng)造實踐，對當代中國文化藝術(shù)而言，依然具有啟示。我們要創(chuàng)作出與時代同頻共振的文藝作品，才能真正在中國式現(xiàn)代化中“豐富人民精神世界”，讓世界親近中華文化，促使世界讀懂中國、讀懂中國人民、讀懂中華民族。

　　中新社記者：蘇軾有哪些華章，成于“犯其至難”？為什么艱難困頓之時，反而成就他藝術(shù)的輝煌？歷史長河中，中華民族用什么樣的精神面對“至難”？

　　曾明：蘇軾不僅將“活法”貫通于詩文詞賦、琴棋書畫，甚至待人接客之中，還實踐在他“一蓑煙雨任平生”的快意逍遙之中。自然中的“煙雨”，生活中的“煙雨”，仕途中的“煙雨”，在蘇軾看來，都是由“至難”向“至遠”轉(zhuǎn)換的必由之路。

　　不管“大江東去”，還是“明月幾時有”，愜意歡喜、磨難坎坷，蘇軾始終保持積極樂觀的人生態(tài)度。他在“至難”中依然能夠保持從容灑脫、怡然自得的快意人生。年過六旬的蘇軾被貶蠻荒之地儋州，他不絕望不怨恨，而是登高望遠，享受絕美海景，“九死南荒吾不恨，茲游奇絕冠平生”。

　　蘇軾屢遭打擊，滄桑羈旅，卻仍有“人生如夢”的哲思，有“江海度余生”的豁達，有“竹杖芒鞋輕勝馬”的遐想。蘇軾創(chuàng)造了一個令人神往的文化人格，包含了人性的豐富性和發(fā)展的可能性，展現(xiàn)了最為健全、圓融，可信、可愛、可敬的活生生的真實人生，幾乎承載了中華民族對古代文人士大夫的所有期許。

　　從“路曼曼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到“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到“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再到“紅軍不怕遠征難，萬水千山只等閑”，同樣反映出，事不避難是中華民族刻在骨子里的精神密碼。

　　中國百萬年的人類史、一萬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經(jīng)歷了太多風雨坎坷。面對任何“至難”，我們始終迎難而上，這與中華民族昂揚的精神境界、寬容的理想格局密切相關(guān)。事不避難難變易，胸無“至遠”易變難。新年新氣象，中華民族人人都心懷“至遠”的目標，就沒有克服不了的“至難”。(完)

　　受訪者簡介：

　　曾明，西南民族大學二級教授，博士生導師，四川省學術(shù)和技術(shù)帶頭人、四川省有突出貢獻的優(yōu)秀專家、四川省委省政府決策咨詢委員會委員、中華多民族文化凝聚與全球傳播省部共建協(xié)同創(chuàng)新中心民族文學與世界文學研究中心主任。2013年10月至2019年4月任西南民族大學第九任校長。主要研究領(lǐng)域為古代文學、文論，主持并完成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宋代詩學‘活法’說考索”等4項，出版專著6部；在《文學評論》《文學遺產(chǎn)》等刊物上發(fā)表論文70余篇，其中多篇論文被《新華文摘》《中國社會科學文摘》《人大復印報刊資料》摘編、轉(zhuǎn)摘、全文轉(zhuǎn)載。先后獲省部級一等獎6項、二等獎5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