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廣州7月22日電 題：在利瑪竇之前，羅明堅如何為中西文化交流鋪路？

　　——專訪明清史研究者、廣東人民出版社總編輯鐘永寧

　　中新社記者 程景偉

　　在中西初識階段，外國傳教士想要進入中國，被認為“比登月還難”。然而，意大利傳教士羅明堅卻成功了，他早于中國人熟知的利瑪竇，成為第一個深入中國內(nèi)地長期居住的西方傳教士。

　　明清史研究者、廣東人民出版社總編輯鐘永寧近期出版專著《消失的鋪路人——羅明堅與中西初識》。他在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時表示，這得益于羅明堅超人的稟賦、意志力和人格魅力，但更重要的是，羅明堅對于中國文化由衷地認同、尊重、熱愛，使他能在中國內(nèi)地長期居住，為中西文化交流鋪路，并貢獻諸多“第一”。

　　現(xiàn)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羅明堅是誰？他在進入中國的過程中，如何突破重重困難？

　　鐘永寧：羅明堅(Michele Ruggieri)，1543年出生于意大利，1583年9月第三次進入廣東肇慶后，正式在中國內(nèi)地居住，成為最早進入中國內(nèi)地長期居住的天主教耶穌會士。當時，明朝政府除了允許朝貢的使節(jié)和澳門葡萄牙商人短暫進入中國內(nèi)地外，并不許外國人入內(nèi)地長期居住。羅明堅在1579年來到澳門后的四年里，或以葡商身份，或由廣東地方官員召見，四次進入廣州、兩次進入肇慶，但都因地方政府的反對或者官員的變故，而未能實現(xiàn)其長期居住的愿望。

　　第二次進入肇慶時，對羅明堅頗有好感的兩廣總督陳瑞，因受張居正牽連去職，羅明堅又未如愿。

　　繼任的兩廣總督郭應聘，查辦陳瑞給外國教士劃地建房的公函，令傳教士再進入肇慶接受調(diào)查，羅明堅等抓住拜見當時肇慶知府王泮的機會，訴說自己仰慕中國文化，由西洋遠航而來，希望得一塊凈土建造住房，做中國順民。后經(jīng)傳教士多次請求，王泮在征得郭應聘的默許后答應了他們的請求。

　　中新社記者：晚明時期，在羅明堅之前，很多西方傳教士都未能進入中國，為何羅明堅率先獲得成功？

　　鐘永寧：16世紀中葉，隨著葡萄牙人東來，在澳門立足，西方世界急欲進入中國。最早到達中國內(nèi)地邊境的耶穌會士是沙勿略，他在來到東方10年后的1552年8月，抵達當時中國臺山上川島，想通過廣州商人進入廣州而未成功，于當年12月在島上病逝。據(jù)法國漢學家謝和耐的研究，此后大概有50名神父試圖進入中國，但均告失敗。

　　羅明堅能深入內(nèi)地長期定居，主要得益于多種因素。首先，他有超常的語言天賦，到澳門后排除各種困難基本學會了中國官話，具有當時其他傳教士沒有的語言交流能力。其次，他有超常的意志力，能忍受一般傳教士難以忍受的各種困厄，屢敗屢戰(zhàn)。第三，他對人溫厚、和善，具有人格魅力，官員、士人樂于與之交往。其四，他沒有文化偏見，對中國和中華文化有真摯感情，待人處事能將西方宗教的道德自律與中國士大夫推崇的道德節(jié)操相結(jié)合，因而能被當時官員、士人普遍接納。

　　中新社記者：從羅明堅到利瑪竇，當年西方傳教士進入中國的目的是什么？二人有何共同點、不同點？

　　鐘永寧：羅明堅1579年7月來到澳門，利瑪竇則是1582年7月，約晚了三年。利瑪竇從印度到澳門，羅明堅起了重要作用，他多次給上司寫信，推薦這位同鄉(xiāng)和同道。羅明堅第二次進入肇慶面見兩廣總督陳瑞時，說他還有一個剛來澳門的“兄弟”，其實他說的是廣義的兄弟，陳瑞以為是真正的兄弟，答應下次可將其帶來。1583年9月，羅明堅帶著“兄弟”利瑪竇進入肇慶定居。

　　在肇慶期間，羅明堅與利瑪竇在傳教策略上沒有本質(zhì)區(qū)別，他們都是當時耶穌會東方傳教的文化適應性策略的實踐者，比如先學好中文特別是官話，處理好與官員關(guān)系并爭取支持，特別是不能局限在廣東，要向外省擴展，自上而下傳教；又比如，以科學技術(shù)博得中國精英階層對歐洲文明的好感，走學術(shù)傳教路子。

　　他們二人也有一些區(qū)別。同為文化適應，羅明堅仍秉持天主教原教義原則，利瑪竇更為實用和變通。而在試圖通過派遣教宗使團，勸說中國皇帝允準在中國傳教方面，利瑪竇比羅明堅更加理智。

　　中新社記者：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羅明堅取得了哪些成就？為何他的名氣反而不如后來的利瑪竇？

　　鐘永寧：作為當時中西文化交流的開創(chuàng)者和奠基人之一，羅明堅進入中國內(nèi)地后，與中國士大夫中開明者友好互動，克服民族、文化的偏見與隔閡，把歐洲文化介紹到中國，同時把中國文化介紹到歐洲，創(chuàng)造了中西文化交往史的多個“第一”：建立了晚明時期中國第一所外國人學習漢語的學校，編寫了第一部漢外辭典《葡漢辭典》，第一次將儒家蒙學經(jīng)典《三字經(jīng)》譯成西方語言(拉丁語)，寫出西方人第一部中文著作《天主實錄》，繪編了西方第一本中國地圖集，第一次以西班牙文、拉丁文翻譯儒家經(jīng)典《四書》......

　　幾百年來，羅明堅的形象在利瑪竇的陰影里淹沒不見，當中原因比較復雜，至少包括如下幾個方面：首先，羅明堅回到歐洲組織使團后，耶穌會總會沒有讓他再回中國。利瑪竇沿著羅明堅實施的適應性路徑，利用其奠定的社會關(guān)系網(wǎng)絡(luò)，從華南走向北京，登上西方傳教和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一座高峰。其二，羅明堅進出中國經(jīng)歷的著述、向西方翻譯的中國經(jīng)典以及編著的地圖集等，因人為阻撓，未能公開出版。其三，在利瑪竇之后，大量傳教士東來，他們大多對利瑪竇崇拜有加，后來的研究者以及受其影響的社會大眾，也都把敬仰的目光投向了獲得巨大成功的利瑪竇。

　　中新社記者：羅明堅對于中西文化交流的故事，對當今中西方交往交流有何啟示？

　　鐘永寧：首先，開展文化交流，必須尊重文化差異，平等對待其他國家文化。在如何進入中國和歸化中國人的問題上，當時天主教內(nèi)部形成了和平傳教和武力傳教兩派，武力傳教派奉行“歐洲中心主義”，欲借重西方殖民者的優(yōu)勢和力量，以西方基督教文化碾壓一切異端；和平傳教派尊敬古老而燦爛的東方文明，把中國文明看作與西方文明完全平等的文明。羅明堅就是后者的代表。

　　其次，深入了解對方文化。否則，獲得的認識終歸停留在表層。羅明堅與當時許多傳教士的不同之處，就在于他學會了中國文字，看過不少中國典籍，懂得中國禮儀，與士大夫吟詩唱和、密切接觸。

　　其三，堅定本民族文化觀念和特點。羅明堅雖以“天竺僧”自居，骨子里依然忠實于自己的宗教原則。在其所著《天主實錄》中，他也不妥協(xié)宣揚自己的宗教信仰，而后來利瑪竇的《天主實義》則猶抱琵琶半遮面。羅明堅的倔強、率真，反而獲得了當時官員和士人的尊重。

　　其四，注重雙方文化經(jīng)典的互譯傳播。這是為文化交流奠定基礎(chǔ)。羅明堅把《三字經(jīng)》、儒家經(jīng)典《四書》譯成西方語言(西班牙語、拉丁語)，又以漢文編寫《天主實錄》，正是在做文化交流的基礎(chǔ)性工作。

　　其五，應重視學習科學文化，吸收科學精神。人們看到當時明朝官員和民眾對西方器物好奇，包括對建筑、自鳴鐘、三棱鏡等，而自鳴鐘的機械裝置、器物背后的原理等則仍待進一步科學探索。

　　作為西方“傳教士漢學”的奠基人之一，羅明堅的故事至今對中西方交往交流仍具啟示意義，他在促進中西文明互鑒過程中的諸多做法，仍值得借鑒。(完)

　　受訪者簡介：

　　鐘永寧，中山大學歷史系研究生畢業(yè)，主修明清社會經(jīng)濟史，編審，曾任花城出版社總編輯，現(xiàn)任廣東人民出版社總編輯。合著《守望中國價值——中國傳統(tǒng)文化理念二十六講》，發(fā)表《明代預備倉述論》《義凈對勃興海上“絲綢之路”的卓越貢獻》《明代江南濟農(nóng)倉初探》《十八世紀的湘米輸出與清政府的糧食調(diào)控政策》《十八世紀湖南糧食輸出與省內(nèi)供求效應》《清前期湖南常平倉與湘米輸出》等多篇學術(shù)論文，并多次獲國家級出版物大獎，被評為廣東省出版名家、廣東省出版政府獎優(yōu)秀出版人物。2022年4月，其著作《消失的鋪路人——羅明堅與中西初識》由中華書局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