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7月21日電 題：杜偉生：古籍在傳承中華文明中發(fā)揮怎樣的作用？

　　作者 陶思遠

　　浩瀚的中國古籍是記錄中華文明的重要載體，是流傳至今的寶貴文化遺產。今天，中國古籍的保護、傳承與發(fā)展，對賡續(xù)中華文脈、弘揚民族精神、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具有重要意義。

　　中國古籍何以連線中華文明？如何讓古籍“活起來”乃至“傳下去”？國家圖書館研究館員、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傳承人、古籍修復專家杜偉生近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欄目專訪，對此做出深度解析。

　　中新社記者：中國是從何時開始重視古籍修復的？今天古籍修復秉持著怎樣的原則理念？哪些技術借鑒了西方？

　　杜偉生：中國對書籍修復的意識起源很早?！妒酚洝た鬃邮兰摇诽岬剑骸白x《易》，韋編三絕”，這應是中國書籍修復意識的萌芽。北魏賈思勰撰《齊民要術》已對書籍修復有了最早記載：“……自非向明舉而看之，略不覺補?！碧拼撩髑?，中央政府皆為藏書修書設有專門機構。

　　北京圖書館(國家圖書館前身)于1950年成立了修復股，此前沒有單獨的修復部門。

　　中國修書自古講究“修舊如舊”，其標準就是賈思勰所提倡的“略不覺補”。近年來，隨著與西方交流漸多，中國也借鑒了一些新理念，比如更注重安全性的“最小干預”。但中國需借鑒的不是技術，而是理論研究及修復史編撰。這些方面缺口巨大，原因有二，一是文獻記載太少，二是自古從業(yè)人員普遍是手藝人，文化水平不夠。

　　中新社記者：你潛心古籍修復40多年，見證了當代中國古籍修復技術、理念的發(fā)展。能否舉例談談古籍修復最大的價值和意義是什么？

　　杜偉生：1990年，我前往大英圖書館助其修復敦煌遺書。我在一件殘卷中揭出了一張非常珍貴的唐代“勑”，英國工作人員不知其意，當得知這相當于“王的旨意”后，他們大為驚喜。后來，大英圖書館“敦煌國際項目”所用Logo就是這張“勑”上的“勑”字。這是東西方文化交流合作非常成功的案例之一。

　　敦煌遺書早在1910年左右就被收藏進了當時的京師圖書館，但未加修復。直到1990年前后，北京圖書館決定立項修復，經多番討論，各領域專家共同定下了四條原則：一是“先救命、后治病”，優(yōu)先修復一碰就壞的部分，保證后期修復時可上手操作；二是“不添也不揭”，盡量保證原樣“不動刀”；三是“可逆”，哪道流程不合適皆可推翻重做；四是“最小干預”，能補就補、能粘就粘，能不裱就不裱。

　　1992年，敦煌遺書國際研討會在北京香山召開。會后，幾位來自臺灣佛光山的尼姑到北京圖書館參觀，一見我就行禮，她們說：“您修佛經，做的是最大的功德”。這件事對我觸動至深，從前不曾這樣想過。若延伸開去，修復古籍其實是在傳承文脈。老話講，古書“百部存一”，其實根本不到1%，絕大部分散失了。我們今天講提高文化自信，留下來的珍貴古籍就是文化自信最好的證明，而修書就是盡最大努力延長古老華夏文明的壽命。

　　中新社記者：從某種意義上講，文化領域中各修復行業(yè)的工作宗旨均是賡續(xù)中華文明，古籍修復與其他修復行業(yè)有何不同？

　　杜偉生：古籍修復和其它修復行業(yè)性質一樣但意義不同。文物修復中，任何器物象征的僅是歷史的一個點，但古籍是歷史的一條線。

　　細分下來，古籍修復可分成五個方面。

　　第一，修書者從《史記》到“二十四史”，歷朝歷代的經史子集都要修，這本身就是一條綿延數千年的歷史文化發(fā)展脈絡。

　　第二，中國古籍發(fā)展脈絡也是印刷術、造紙術及裝幀術等綜合技術的發(fā)展脈絡。以紙書為例，五代前的書籍皆是卷軸狀，五代開始向冊頁紙轉化，宋代后改為“蝴蝶裝”，元代出現了可快速生產的“包背裝”，明清則以適合大規(guī)模生產的線裝書為主……這一系列裝幀技術的改進背后實則源于印刷、造紙技術的提高。

　　第三，中國古籍串起了各歷史時期文化重心的轉移。先秦諸子的著作是漢代書籍內容主流，隋唐宋時期，佛經成為書籍主要內容。但宋朝時，以詩詞為代表的文化發(fā)展至頂峰，尤其是出現平話話本后，民間對宗教內容以外的書籍需求量驟增，大部分“集部”書都在這時出現。明代小說盛行后，民間對書籍內容的需求更加多元。

　　第四，古籍內容的拓展路線實則是古代教育的發(fā)展路線。古代，“紙”始終是奢侈品，所以書籍最初僅為文人階層服務，內容多以“學術”“宗教”為主，且如此延續(xù)了千年以上。直到明代戲曲、小說徹底普及，書籍才下沉到社會底層，讀者群體才擴展到尋常百姓家。后世常用的《草訣百韻歌》《農用雜字》都是明代后盛行的，其原因是百姓開始學習基礎文化，這是中華文明進程中一個巨大的進步。

　　最后，古籍流通傳承背后影射出各封建王朝管理制度的一脈相承。出于政治考慮，歷代佛經和儒家經典都是由官方提供“正本”，方能印刷流通。經廠是被授權的政府機構，他們嚴格審核佛經內容，并為其配置扉畫，最后印刷流通。這樣嚴謹的制度歷代相傳，從未改變。從管理角度看，北京有琉璃廠，南京、北京都有裱褙胡同，書籍的印刷、裝幀、交易往往是聚集經營的，這是統(tǒng)治階層便于集中稅收管理的體現。

　　綜上，中國古籍從多個方面以“連線”方式串起了中華5000年文明，這是古籍本身及修復古籍最大的魅力所在。

　　中新社記者：古籍離今天的生活已經很遠，但古籍必須“活起來”才能“傳下去”。該如何加強古籍和公眾之間的聯(lián)系？

　　杜偉生：中小學教育很重要。近年來，書法、國畫、民樂等相繼進了中小學課堂，古籍進課堂也可以是一種嘗試，要通過接觸古籍讓下一代知道，它是偉大的文化載體。

　　首先，古代四大發(fā)明中的兩大發(fā)明(造紙術、印刷術)都與其有關。其次，華夏5000年文明最重要體現之一就是漢字，與其他文明相比，漢字的發(fā)展自甲骨文開始從未間斷。如果古籍基礎教育跟不上，若干年后文脈或將斷掉。

　　所以，必須從小培養(yǎng)青少年對古籍的興趣，但要通過趣味學習的方式了解古籍的來源、構成，甚至可引導青少年親自動手造紙、刻書。古籍不能只在學者之間“活起來”，更要在老百姓心中“活起來”。

　　中新社記者：“加強古籍工作對外交流合作”是新時代古籍保護工作的重點任務之一。你對對外推廣中國古籍有何建議？

　　杜偉生：古籍“走出去”的最大意義在于讓海外了解古代中國。今天，東西方對特定事物看法不同的根源是文化價值觀不同。很多西方宗教古籍是對戰(zhàn)爭的記錄甚至歌頌，而儒家從2000多年前就開始追求“仁”的最終歸途——“天下大同”，這是根基上的差異。只有當西方了解古代中國人對宇宙自然的看法，才能了解今天中國人對世界的看法。古籍是了解中國人最好的渠道之一。

　　需要強調的是，古籍對外交流合作的當務之急是把海外的漢語古籍資源統(tǒng)計清楚，并將其數字資源收歸進中國古籍數據庫中，豐富現存古籍內容。未來，數字交流才是對外推廣中國古籍的主要渠道。(完)

　　受訪者簡介：

　　杜偉生，男，古籍修復專家、國家圖書館研究館員、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傳承人，從事古籍修復40余年，全面掌握中國各種古籍裝幀形式的修復技術和中國傳統(tǒng)字畫裝裱技術，并熟悉歐洲古舊精裝書籍的裝訂和修復技術。其經手修復的古籍包括敦煌遺書、宋《文苑英華》、西夏文獻、明《永樂大典》及其他善本古籍，總計數千冊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