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問·譯家言 | 杜萍:《西游記》的譯介對中國古典文學跨文化傳播帶來哪些啟示?
(東西問)譯家言|杜萍:《西游記》的譯介對中國古典文學跨文化傳播帶來哪些啟示?
中新社廣州12月17日電 題:杜萍:《西游記》的譯介對中國古典文學跨文化傳播帶來哪些啟示?
中新社記者 郭軍
百余年來,中國古典文學名著《西游記》被翻譯成20多種語言,在域外廣泛傳播?!段饔斡洝吩谟⒄Z世界的譯介如何發(fā)展?有何特色?對中國古典文學跨文化傳播有何啟示和借鑒?《<西游記>在英語世界的譯介與傳播研究》作者、廣東財經(jīng)大學外國語學院副院長杜萍副教授近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一一解答這些問題。
現(xiàn)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請您介紹一下《西游記》在英語世界的譯介和研究發(fā)展情況,有哪些代表性譯本,各有何特色?
杜萍:《西游記》來源于玄奘赴印度取經(jīng)的真實歷史,故事本就離不開世界文化傳播交流的范疇,帶有跨文明、跨文化的特點。在《西游記》成書前,玄奘取經(jīng)的故事早已傳至海外?!段饔斡洝吩谟⒄Z世界傳播比東方大概晚了一百年,從傳播路徑和特點來看,可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早期譯文,可追溯到1895年。主要以片段譯文形式出現(xiàn),翻譯主體是一些來華傳教士和外交官。
第二階段是英譯單行本階段,主要是百回節(jié)譯本或選譯本。有三部譯作較出名,英國漢學家阿瑟·韋利的譯本《猴》(Monkey)在當時西方流傳最廣。遺憾的是,其對原著作了大幅刪減,只有三十回。這與譯者所處時代背景及翻譯目的有關(guān),韋利追求可讀性高于準確性和藝術(shù)性,導致原作部分文化意象在翻譯中失落。
第三階段是20世紀70年代后期,對《西游記》的譯介達到一個高潮。出現(xiàn)了美籍華裔翻譯家余國藩和西方翻譯家詹納爾的兩個全譯本,二者各有特色。余國藩致力于把中國古代名著介紹出去,多用“異化”的翻譯手段,較尊重原著,對原著中的文化意象作了較多注釋,即“深度翻譯”。其優(yōu)點是受眾能了解到原汁原味的中國文化,缺點則是讀者閱讀不停被打斷,缺乏流暢性。詹納爾則更以讀者為中心,注重譯作流暢性,多采用“歸化”的翻譯手段,一些文化意象如不好傳遞或不符合西方受眾審美期待和閱讀習慣,在翻譯時就被省略或轉(zhuǎn)譯了。
《西游記》的學術(shù)研究與譯介相伴相隨。早期主要是一些介紹性文章和書評。其后研究內(nèi)容和形式趨于豐富。20世紀60年代末以來,隨著全譯本出現(xiàn),對《西游記》研究更系統(tǒng),研究隊伍進一步擴大,視角更獨特,方法更多元。
中新社記者:請舉例說明,《西游記》里中國傳統(tǒng)女性、神魔等形象在翻譯和跨文化傳播過程中有何變異?如何看待這種文化背景不同帶來的誤讀或變異?
杜萍:在跨文化傳播中,原著產(chǎn)生了不同程度的變異。最初是語言層面,其次是文化層面,因為東西方文化模子不同。
比如,韋利在譯本《猴》中對女性形象作了很多不同處理,這跟作者的翻譯目的有很大關(guān)系。韋利翻譯時正處于二戰(zhàn)期間的倫敦,英國民眾飽受戰(zhàn)亂之苦,人們期待出現(xiàn)英雄人物拯救他們,至少給他們一絲精神慰藉。韋利是和平愛好者,而《西游記》中“孫悟空”大無畏的戰(zhàn)斗精神正契合了當時英國民眾的精神需求。韋利翻譯《西游記》的初衷,就是要把“猴”這個形象帶給英國。為突出這一形象,《西游記》一百回,他只選譯了三十回?!段饔斡洝分泻芏嗯孕蜗蠓浅>剩熬啪虐耸浑y”中很多“難”都是女妖造成的,但為突出孫悟空的英雄形象,韋利只選譯男妖為主角的三“難”,因為只有這三“難”中,孫悟空幾乎都是靠獨立戰(zhàn)斗獲得勝利。因此女性形象在韋利譯本中其實沒怎么呈現(xiàn)或只是配角。
由于翻譯目的和社會、文化背景不同,中國古典文學翻譯和對外傳播產(chǎn)生變異是必然的,因為翻譯本就是一種闡釋,而這種闡釋受多種因素影響。比較文學現(xiàn)在多關(guān)注變異,注重譯本和原著的不同,因為這反映出一些深層文化歷史的內(nèi)容。
中新社記者:《西游記》在英語世界改編情況如何?
杜萍:《西游記》在英語世界的異域旅行,隨著媒介和語境變遷,以不同面貌呈現(xiàn)。從小說譯本到兒童文學,從印刷文本到電影文本,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其中,兒童文學改編幾乎與《西游記》譯介同時發(fā)生。這種改編,從翻譯的角度叫re-writing,是一種跨度和變異程度更大的翻譯形式。《西游記》大量譯本都以兒童文學形式出現(xiàn),如《美猴王》《石猴》等。主要是因為孫悟空的“人性”表現(xiàn)為“童心童性”,契合兒童心理需求。
其次是影視改編。隨著媒介技術(shù)和文化全球化的推進,《西游記》從文本譯介發(fā)展到影視改編。文本形式受眾是受過教育的群體,影視改編這種非文本形式無疑擴大了受眾群體。影視改編跨度非常大,一些影視作品只保留了原著里的符號形象,而故事則已面目全非。
中新社記者:怎樣理解中國古典文學跨文化傳播的價值和意義?《西游記》的譯介發(fā)展,對中國古典文學跨文化傳播有何啟示和借鑒?
杜萍:一個民族的文學既是該民族精神的集中體現(xiàn),也是民族文化的高度濃縮。文學與文化密不可分,要推動中國文化“走出去”,排頭兵肯定是中國文學。中國古典文學尤為重要,不僅是中國人民的寶藏,也是世界的財富。
當今世界,不同文明正發(fā)生激烈碰撞和交融。對任何一種文學,都應有包容開放的心胸和敢于直面“他者”的眼光和勇氣。如此,在異域視野下,我們才能進行“鏡像式”反觀和反思,傾聽不同聲音,重新審視自己的文學,從而真正實現(xiàn)中西方文學和文化的平等對話,進而互為鏡鑒、取長補短、共同發(fā)展。
隨著國際交流進一步深化和中國軟實力增強,中國文學在西方學術(shù)界的關(guān)注度和認可度也在提升。此背景下,近十年來英語世界對中國文學的研究取得了顯著成就。
中新社記者:中國古典文學在英語世界如何更好地被理解吸收?
杜萍:中國文學要“走出去”,不能“一廂情愿”,不僅要有自己的態(tài)度和辦法,還必須得到對方的接受和認可。否則“走出去”就成了空談。中國古典文學要真正“走出去”,最重要是兩個問題:一是了解西方受眾的審美期待和閱讀習慣;二是翻譯,翻譯目的決定譯者的翻譯策略和態(tài)度,包括對譯文的處理等細節(jié)。特別是中國古典文學翻譯,難度更大。
現(xiàn)在我們對翻譯持更包容的態(tài)度,以前講“信、達、雅”,現(xiàn)在講“創(chuàng)造性叛逆”和“戴著腳鐐跳舞”。一方面翻譯要忠實原文,另一方面譯本對原著是一種闡釋,因為譯者首先是一個讀者。東西方文化本就不相同,再加上作者和譯者所處社會、時代背景不同,不同譯者教育背景不一樣,其翻譯目的也不一樣。所以現(xiàn)在不僅研究譯作和原作相似之處,還研究其差異。
此外,還要注意作品的國外傳播途徑。面對受眾不同,翻譯策略和目的就會不同。
長期以來,面對強勢的西方文明,中國文學一度患上了“失語癥”,中國文學特別是中國古典文學,在西方比較邊緣。隨著這些年中國軟實力的增強,中國發(fā)出自己的聲音,而且聲音越來越大,但我們還需進一步努力,把更多中國優(yōu)秀文學作品介紹到西方去。(完)
受訪者簡介:
杜萍,女,無黨派人士,1978年生。四川大學文學博士?,F(xiàn)為廣東財經(jīng)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和碩士生導師。美國佩斯大學訪問學者。教學專長:商務英語、英國稅法。復合型教學師資,ACCA英國稅法全英授課的師資培訓師;廣東省商務英語特色專業(yè)負責人。學術(shù)專長:比較文學、翻譯學。曾在A&HCI、CSSCI等刊物上發(fā)表學術(shù)論文近二十篇、出版學術(shù)專著三部以及主持或參與國家和省部級科研項目多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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