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中華文摘》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文/關向東

　　2006年11月，正在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中心擔任講座教授的龍應臺，完成了兩個心愿：

　　一、她的新書《龍應臺的香港筆記@沙灣徑25號》正式出版，全書完整集結了三年來她為香港所寫的文章。這本書在香港首發(fā)，且是全球唯一版本，龍視其為向香港交出的一份“作業(yè)”：“這下，我覺得對香港有所交代了�！�

　　二、她在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中心開設的、歷時9周的“文化政策與傳媒素質”課程結課。報讀課程的80多位學員，有香港政府部門的公務員、此間各大傳媒的編輯記者及專欄撰稿人 、畫家 、作家、律師、建筑師，甚至會計師，還有正在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中心學習的碩士、博士，也有每周專程赴港聽課的內地報紙編輯記者。在結課演講中，龍應臺對著這群“超級學員”說：“伙伴們，我希望，我們已共同播下一把公民文化的種子�！�

　　播下一把種子

　　2006年10月7日，在香港大學研究生堂嘉年華餐廳，龍在“文化政策與傳媒素質”學員的一次晚餐會上首次披露：3年來，她對香港文化生態(tài)的觀察，經歷了三段心路歷程，出版《香港筆記》和此堂“傳媒素質課”，正是她關懷香港文化的第三階段——“播種”。

　　此前，香港曾以“龍應臺香港開課金針授人”為題，介紹這個課程。記者在隨后9周的觀察中，體察到龍應臺持續(xù)不斷在“公民社會文化政策制定的民主程序”這個主題上，磨礪學員的思維之劍。

　　課程從“文化是什么”、“文化為什么”、“文化政策影響什么”、“文化政策制訂的國際比較”入手，進而引導學員們在港進行一系列“田野調查”，進一步思索“香港的文化政策制訂缺失了怎樣的民主程序”、“香港的歷史文化傳統(tǒng)對這個后殖民地城市意味著什么”、“公民社會之公民對城市的歷史與未來肩負怎樣的責任”等問題。

　　“或許已太晚，但這是公民社會里公民應負的責任”，面對近來此間越來越多關于傳統(tǒng)保護與建設發(fā)展“非此即彼”的爭拗，龍果斷地要求學員們用“思維之劍”直挑一系列“正在發(fā)生著的歷史”。如：西九龍計劃之審視及建議、啟德機場舊址規(guī)劃之實地參與、對灣仔市區(qū)重建的看法、香港古跡保存的問題、香港海岸線規(guī)劃之審視、香港文化公民權的檢驗等。

　　龍應臺如同一個文化的“啟蒙者”，要在尚將“文化”僅僅看做是表演、展覽、博物館、圖書館的“文化蒙昧”香港，播下一把“公民文化”的種子。

　　10月8日，龍在向學員們發(fā)去一封信中寫道：“親愛的伙伴們，香港、澳門、廣州、深圳，都是在開發(fā)和文化保存的岔路上徘徊的城市。這些城市，需要認真、投入、成熟的公民去關心，持續(xù)地關心�！�

　　“因此，在面對我們課程很快就要‘結束’的時刻，應臺希望創(chuàng)造一個可能，一個不‘結束’的可能：同學們是否愿意思考，在課程結束之后，組成一個‘文化關懷行動小組’。Culture Concern Group? 應臺相信，香港需要我們�！�

　　11月11日，伴隨著“文化政策與傳媒素質”課程結束，一個“白玉蘭文化關懷小組(暫名)”宣告成立，其第一個行動即是關注當晚進行“告別航”的中環(huán)天星碼頭。這個有49年歷史、凝聚港人“集體記憶”的碼頭,因新一輪填海運動被搬遷，當日15萬港人前往告別。

　　“補上”華人學者不可缺的“香港課”

　　在“江湖”行走多年的龍應臺，在臺北刮起“龍旋風”之后，為何會選擇香港，作為文化關懷之地？相信這是許多人都好奇的問題。

　　1999年，旅居歐洲13年“閉門讀書”的龍應臺，被馬英九延攬進入臺北市府團隊，出任臺北市首任文化局長。她在80年代曾經點燃“野火”的臺北，又刮起一股“文化強勢”的“龍旋風”。2003年，龍離開馬團隊，回歸“山林”。

　　“選擇香港的原因，是因為始終對華人城市有興趣。香港與臺北地理、歷史軌跡接近，可是作為一個華人知識分子，自己對香港很無知，是不可以原諒的�！�

　　于是，2003年初，龍應香港城市大學邀請，在中文系擔任了一年客座教授。

　　驚覺香港乃經濟巨人文化矮子

　　在一次聊天中，龍笑言：“作客香港的第一年，我可是很守作客‘本分’的，觀察但未有發(fā)表任何批評及意見，可視為我關懷香港文化的第一階段�！�

　　“在臺北做文化局長時，我曾將華語區(qū)的新加坡、香港、北京作為臺北的文化‘假想敵’，研究設計怎樣的策略，可以令臺北從文化上，在這些華語城市中凸顯出來�！�

　　“原本以為‘九七’之后，香港在文化政策上會經歷一個調整階段。可是，來港觀察后發(fā)現(xiàn)，外界對香港的印象與實際反差太大了，許多在文化方面必須做的事情，香港其實從來沒有做過�！�

　　龍分析說，“一方面，香港在政治上、經濟上的優(yōu)勢超過臺北好幾倍，且香港這個國際金融中心有錢的程度，實在令臺北望塵莫及。另一方面，香港的文化思維與文化政策卻幾乎為零，這比起臺北又實在是遠遠落后�！�

　　“如今，當了4年納稅人，也了解了香港這個國際城市的包容性，我才敢于講出來”，龍笑言，“如果拿臺北和香港作個比喻，那么臺北是頭腦大而手腳萎縮，香港則是沒有頭腦但手腳特別發(fā)達，都算不得‘健全人’�！�

　　克制不住想要世界變得更好的沖動

　　“我的實在克制不住想要世界變得更好的‘沖動’，在2003年11月終于‘發(fā)作’”。2006年立冬日的午后，在香港大學一間幽靜的會客室，一襲黑衣的龍，習慣地斜睨著天空，悠悠地回憶著。

　　那年，香港政府推出了西九龍計劃進行商業(yè)招標，計劃在維多利亞港灣畔、40公頃的璀璨海景地、投資250億港幣，建設一個由開發(fā)商投資并運營的西九龍文娛區(qū)。計劃建3個表演區(qū)，4個博物館，加上廣場，酒店，住宅，餐廳和商店以及各種娛樂設施的大型文化娛樂區(qū)，還有一個涵蓋整個區(qū)域的大天棚。預定在2012年完成。

　　“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城市，這都是一件重大建設。有許多疑慮圍繞在幾個具體問題上：商業(yè)目的是否會凌駕于文化內涵，國際觀光取向是否忽視本土藝術的栽培，未來的經營會否成為財政包袱”，龍應臺說，“太多的不明確了。觀察這件事，我的感覺是香港的政府怎么這么大，香港民間的聲音怎么這么弱？”

　　于是，龍應臺開筆，進入了對香港文化關懷的第二個階段。2003年11月1日一篇《思索西九龍》在《明報》見報。“當時，奇怪極了，拋出去的磚，如石沉大海，一點反應也沒有”。

　　不過，時隔一年，即2004年11月9日﹐龍應臺在香港大學的一個題為“香港，你往哪里去﹖──香港文化政策與公民社會一點偏頗的觀察”，從一個外來的知識分子的視角，禮貌而深刻地頻頻追問后殖民時代香港文化的定位，就在城中瞬時“激起了千堆雪”。

　　“國際上所看見的，以及香港人自己所樂于呈現(xiàn)的，就是這樣一個香港：建筑氣勢凌人、店鋪華麗光彩、英語流利、領口雪白的中產階級在中環(huán)的大樓與大樓之間快步穿梭。也就是說，中環(huán)代表了香港，‘中環(huán)價值’壟斷了、代表了香港價值：在資本主義的運作邏輯里追求個人財富、講究商業(yè)競爭，以‘經濟’、‘致富’、‘效率’、‘發(fā)展’、‘全球化’作為社會進步的指標。”

　　“外面的人守在尖沙嘴海濱星光大道上等候驚天動地的煙火表演，不會想到，香港近700萬人中有145萬人活在貧窮線下，有很多很多的獨居老人像雞鴨一樣長年住在籠子里；不會想到，這個‘亞洲的國際都會’在貧富不均的指標上高居世界第五，與智利、墨西哥、哥斯達黎加、烏拉圭同流。外面的人不會想到，姿態(tài)矜持而華貴的中環(huán)其實只是香港眾多面貌中的一個而已�！�

　　“香港里面的人，也有許多人看不見中環(huán)以外的香港，也把‘中環(huán)價值’當作唯一的價值在堅持�！�

　　她痛陳：“我所目睹的21世紀初的香港，已經脫離殖民7年了，政府是一個香港人的政府，但是我發(fā)現(xiàn)，政府機器的運作思維，仍舊是殖民時代的思維�！�

　　“殖民思維有幾個特點：它一不重視本土文化和歷史，二不重視草根人民，三不重視永續(xù)發(fā)展�！�

　　“于是所謂‘脫離殖民’，最重大的意義之一就是，人們回頭去把自己被扭曲、被改寫、被漠視、被輕視的歷史挖出來；把被殖民者丟到垃圾堆里的祖母的日記找回來，擦干凈，重新，一字一句地辨認，一字一句地讀，從脆弱泛黃的紙張和蒼白的字句里，重新發(fā)現(xiàn)自己是誰�！�

　　“‘脫離殖民’，意味著把殖民者所灌輸?shù)拿缹W品位、價值偏重和歷史觀點——不見得推翻，但是徹底重新反省，開始以自己的眼光了解自己，開始用自己的詞匯定義自己；后殖民的政府會把本土的文化歷史古跡、老街老巷老記憶，即使不美麗不堂皇不甚體面，一點一滴都當作最珍貴的寶貝來保護珍愛�！�

　　“‘脫離殖民’，意味著后殖民政府回頭去挑戰(zhàn)殖民者的開發(fā)至上哲學，把殖民者所忽視的價值翻轉過來放在首位思考：對貧民和弱勢的照顧、對文學和語言的重視、對文化和歷史的強調、對綠色土地的鐘愛、對下一代人文教育的長程投資等等，一種‘厚植本土、文化優(yōu)先’的思想，在被殖民者自己當家作主之后會取代‘唯利是圖’的功利思維，變成新的主流哲學。也就是說，在后殖民政府里頭，文化理應成為首席局�！�

　　此后，龍應臺關懷香港文化生態(tài)的文字，交替出現(xiàn)在此間兩家主要媒體上，且每一篇文字發(fā)表之后，都會成為幾日內各大媒體談論的話題之一，可謂一紙風行。

　　記者記得，已經在香港兩家閱讀人群迥異的報紙，刊登了一系列香港文化觀察文章的龍應臺，2006年7月在她的另一本新書的發(fā)布會上，詢問香港一家電臺的“名嘴”：“我的文字到底是哪些人在看呢？究竟碰觸了香港哪種人的心思呢﹖”

　　“直到2006年6月2日，《誰的添馬艦——我看香港文化的主體性》發(fā)表，但無助于影響‘文化缺席’狀況下政府的決策，我才痛感以文化人之力傳播‘公民文化精神’，在香港這個文化政策意識尚未‘開蒙’之地，實在太難。恰在此時，我預備在港大開一堂課，于是‘文化政策與傳媒素質’這個課名自然產生了。我沒見過更認真、更投入、更成熟的學生……當課程結束時，我對自己說：對香港，我有交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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