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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型國企MBO不被允許，并不意味著國企改革的停滯。改組、聯合、兼并、租賃、承包經營、股份合作制、出售等都是國企改革的路徑，MBO不過是其中之一。并且，國家并未禁止中小企業(yè)MBO

　　“大型國企及所屬從事該大型企業(yè)主營業(yè)務的重要全資或控股企業(yè)的國有產權不向管理層轉讓”，4月14日由國資委和財政部聯合發(fā)布的《企業(yè)國有產權向管理層轉讓暫行規(guī)定》，明確地向大型國企MBO說了“不”。而在去年年底，國資委對此的態(tài)度還是“不宜”。國資委主任李榮融前年年底則說：“我們從未說過反對管理層收購�！�

　　從“不反對”到“不宜”，再到今天的“不”，是什么促成了政府態(tài)度的變化？

　　人們可以從李榮融在去年12月央企負責人會議上的講話中找到些許線索。據媒體當時的報道，李榮融在那次會上說：“這樣子做(指違規(guī)MBO操作)的民憤大。我們一直以來都說改革要效率優(yōu)先，兼顧公平，我看近期要多強調公平�！�

　　他所說的“民憤”，在去年下半年的國企產權大討論中集中爆發(fā)出來。網絡和平面媒體上的輿論幾乎一邊倒地支持郎咸平的觀點即是明證。

　　不過，大型國企MBO不被允許，并不意味著國企改革的停滯。改組、聯合、兼并、租賃、承包經營、股份合作制、出售等都是國企改革的路徑，MBO不過是其中之一。并且，國家并未禁止中小企業(yè)MBO。改革開放27年來，國企必須改革早已形成共識，不會因為改革過程中出現些許問題而后退。

　　順應民意

　　“這是政治家做出的選擇”。公共政策專家毛壽龍教授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這個選擇，回應了民意，也包含了監(jiān)管層對此前國企MBO中一些亂象的若干反省。

　　據長期從事MBO研究的中國政法大學研究生院副院長李曙光介紹，MBO于1998年開始在中國萌芽。當時他與另一學者曾經著書分析了一些MBO個案，其中包括段永基收購四通公司股權一事。他們在書中預言，中國的“MBO熱”將在4～5年后來臨。

　　“MBO熱”果真在2002年～2003年間興起，而“轉移資產”和“壓低收購價格”也成為國企MBO過程中廣泛發(fā)生的現象。加上一些國企負責人卷入腐敗案件，民眾對此多有微辭。

　　政府對此也進行了反省。2003年底和2004年初，《關于規(guī)范國有企業(yè)改制工作的意見》和《企業(yè)國有產權轉讓管理暫行辦法》相繼出臺。前者如北京市產權交易中心總裁熊焰對本刊所言，形成了國有資產流失的解決方案；后者則對國有產權轉讓程序做出了相當細致的規(guī)定，業(yè)界稱之為“一拖八”(8個轉讓程序)。

　　不過，MBO究竟要不要繼續(xù)進行？怎么進行？當時政府并未給出答案。在國企改制過程中利益受損的群體，在去年下半年讓決策層聽到了自己的聲音。

　　作為弱勢群體的國企職工，最為反對的有三條：一、企業(yè)賣給腐化的老總；二、企業(yè)資產被低估；三、轉制后職工前途未卜。

　　值得一提的是，郎咸平所掀起的爭論，正是發(fā)端于一些國企不規(guī)范的MBO操作，在有意無意之間，給弱勢群體提供了利益訴求的平臺。

　　“姑且不論禁止大型國企MBO正確與否”，毛壽龍說，“政府尊重了現時的民意”。

　　不會因噎廢食

　　既然只是“大型國企不得MBO”，那么中小國企的MBO自然可以繼續(xù)進行。據參與規(guī)定論證的專家透露，中央希望借此保留MBO操作的空間。

　　產生于美國的MBO，最初只是包括技術骨干在內的管理層，以較少的自有資金，通過資本運作收購本企業(yè)股權的一種方式。它在融入中國國企改革之時，“激勵”作用被突出出來。

　　褚時健，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煙草大王”，他的悲劇喚醒了決策層對企業(yè)家貢獻與報酬嚴重不成比例的關注。此后，大型國企負責人的待遇大幅提高，如長虹的倪潤峰，年薪達120萬元。

　　但是，120萬元同樣無法體現倪的貢獻與身價。國企老總中，聰敏如李東生(TCL掌門人)者，以“增量解決存量”的方式，成功地實現了管理層對企業(yè)的部分收購。如今，李的身家已在10億以上。

　　李曙光認為，富于中國特色的企業(yè)家價值在于，在國企改革過程中，作為一線的管理者，他們知道市場在哪里，企業(yè)應該怎么做。而國家作為高高在上的國資所有者，因為信息不對稱而不可能參與核心決策的普通企業(yè)職工，顯然都不具備企業(yè)家的資源優(yōu)勢。

　　社會學者孫立平曾對本刊記者提及“國企的冰棍效應”。在國企天然不具備效率優(yōu)勢的前提下，如果不賣掉，顯然也要化掉。

　　國企非改革不可，而改革又必須依靠企業(yè)家，不給企業(yè)家激勵，憑什么奢望人家拿出真本事？在一次國企改革論壇上，著名經濟學家周其仁對包括本刊在內的幾家媒體說，MBO只是國企改革的路徑之一，因為它的問題而否定整個改革，顯然是因噎廢食。

　　由是，MBO自有其存在的土壤。中小企業(yè)MBO在法制不健全的情況下當然也會出問題，但社會影響相對較小，符合中央繼續(xù)試驗的思路。而此番出臺的《企業(yè)國有產權向管理層轉讓暫行規(guī)定》也針對中小企業(yè)MBO做出具體規(guī)定，指出管理層存在以下五種情況的，不得受讓標的企業(yè)國有產權：一、經審計認定對企業(yè)經營業(yè)績下降負有直接責任的；二、故意轉移標的企業(yè)資產或在轉讓中通過關聯交易影響標的企業(yè)凈資產的；三、在轉讓過程中采取各種方式弄虛作假壓低資產評估結果的；四、違規(guī)參與企業(yè)國有產權轉讓相關重大事項決策的；五、無法提供受讓資金相關來源證明的。

　　法制之缺待補

　　國企改革廿多年來，規(guī)章可謂多矣，但一部可以統(tǒng)籌整個改革的《國有資產管理法》卻遲遲無法出臺。李曙光向本刊指出，是憲法針對“全民所有”的虛置導致了這樣的結果。雖說國企是全民所有制企業(yè)，但改制前后，國企職工發(fā)現他們不過只是企業(yè)名義上的主人，上下多層的代理人才是可以決定企業(yè)命運的力量，這包括數級政府，以及最末一級的企業(yè)負責人。

　　這就不難理解為何國企改革總是無法取得均衡各方利益的結果。地方政府的“賣出沖動”很難遏制，國資委這一特設機構的定位也總顯得模棱兩可。

　　“國有資產的定義，國有企業(yè)職工的地位，國有企業(yè)的職工和國有資產的關系，國有資產與政府關系等等，都沒有搞清楚，”李曙光對本刊指出，“沒有國有資產法，就無法厘清這些關系”。

　　李曙光認為，此法不出，不僅MBO無法真正規(guī)范，整個國企改革亦將繼續(xù)在相對無序的狀態(tài)下進行。

　　文章來源：《中國新聞周刊》作者：楊中旭(實習生李華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