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記：中國可能選擇的道路、各種事件必須經過的渠道，比我們能夠輕易想到的更難更窄。

　　——費正清

　　一、引子

　　1977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連續(xù)4次開會，討論安徽的問題。其時，粉碎“四人幫”已經8個月，中國各地到處都掀起了對“四人幫”及其余黨的揭批查運動。而在安徽，當時的省委負責人卻以“安徽特殊論”為由，始終對此沒有動作。安徽全省一潭死水，冤假錯案得不到平反，干部群眾怨聲載道。

　　中央不得不下決心撤換干部，以此強行推進安徽問題的解決。

　　這一天，時任鐵道部部長的萬里到鄧小平家中向他辭行，萬里此前剛剛被中央調往湖北，任二把手——無疑這是降格使用。小平對萬里說，你先別忙著去，再等等。

　　此時，中共十屆三中全會即將召開，正是在這個會上，鄧小平官復原職，但他對政壇的影響在會前就已經顯現(xiàn)出來。小平顯然已經想好了萬里的去處，他不止一次說過，萬里是一個解決難題的能手。

　　正在召開的政治局會議緊急召回了在營口出差的萬里，他列席會議，并最終被中央任命為中共安徽省委第一書記。6月22日，就在中央決定下達的當天，萬里走馬上任。

　　到安徽的第一個月，萬里就大刀闊斧地解決了“四人幫”遺留的組織問題，掀開了安徽揭批查的蓋子，顯示了萬里作為一個“解決難題能手”的魄力。

　　安徽是一個農業(yè)大省。萬里坦承自己不了解農業(yè)，于是，他帶著司機、秘書，和一兩個記者朋友搞調查。從皖南、皖東到皖北，這一走陸續(xù)就是三四個月，從夏日炎炎走到了白雪紛紛。

　　在安徽農村，百姓們衣不蔽體、食不果腹的情形讓萬里深受刺激。在安徽金寨，這塊曾經養(yǎng)育百位共和國將軍的英雄土地上，萬里走進了一戶農家，黑乎乎的屋內，三四個人竟無人起身招呼，都窩在冰冷的床上，裹著網狀般的破棉絮。出來后萬里才知道，因為鋪上的女人沒有褲子穿，根本羞于見人。

　　在冰封的土路上，萬里走下吉普車，與路邊的青年農民交談，問他有什么要求，小伙子解開綁著棉襖的草繩，里面竟是空的——農民根本穿不起一件秋衣。小伙子拍拍肚子說，沒別的要求，肚子圓起來就行，少點山芋干就行！

　　在皖南涇縣，老百姓閃爍其詞地說，現(xiàn)在的生活還不如新四軍在這兒的時候。

　　在鳳陽、嘉山鐵路沿線，萬里親眼看到成群結隊的農民拖兒帶女在凜冽的寒風中扒火車外流逃荒。萬里到任的最初數(shù)月，尷尬地接到了無數(shù)來自鄰省的電話或電報，要求安徽派人把外出討飯的農民帶回去。

　　這一年的安徽，全省28萬多個生產隊，只有10%能勉強維持溫飽，67%的隊年人均收入低于60元，40元以下的占了25%。

　　鳳陽是全國有名的“吃糧靠返銷，花錢靠救濟，生產靠貸款”的“三靠”縣。從1956年到1978年的23年中,全縣共向國家交售糧食9.6億斤，而國家返銷給鳳陽的糧食達13.4億斤。23年中，國家給鳳陽撥發(fā)救濟糧食4.1億斤，救濟款2838萬元。而每到青黃不接時，大批的鳳陽農民身帶介紹信，懷揣戶口本，下江南，上河北(淮河以北)，“身背花鼓走四方”，幾乎討遍了大半個中國。

　　作為執(zhí)政黨的省委書記，面對解放近30年依然赤貧的農村，面對他治下的人民，萬里流下了愧疚的眼淚。

　　他痛心疾首，問了自己三個問題：

　　——解放幾十年了，不少農村還這么窮，這是什么原因，這能算是社會主義嗎？

　　——普及大寨縣，是中國的出路嗎？

　　——人民公社這個體制到底出了什么問題，為什么農民沒有積極性？

　　萬里“越看越聽越問心情越沉重，越認定非另找出路不可”。

　　后來，作為萬里農村改革重要助手的吳象說：“正是安徽農村極度貧困的現(xiàn)狀，讓萬里選擇了一條鋌而走險的路�！�

　　萬里回到合肥，派省農委副主任周曰禮再去作專題調查，商討對策。幾番調查和研究之后，搞出了一份《關于目前農村經濟政策幾個問題的規(guī)定》(簡稱“省委六條”)，常委會討論通過后，再下去征求意見修改。經過幾上幾下，拿出了一個正式“草案”。這是1977年的冬天。

　　安徽“省委六條”出臺，迅速在省內各地推行，效果頗為顯著，農村冬麥的播種率大大高過以往。1978年2月3日，《人民日報》為此發(fā)表了長篇通訊《一個省委決定的誕生》，還配發(fā)了編者按。鄧小平在出訪尼泊爾途中，鄭重地向當時四川省委負責人推薦了安徽的“省委六條”。

　　而在北京，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陳永貴看到報紙后，非常生氣地說，這六條，條條都是沖著大寨來的！

　　很快，春節(jié)就要到了，陳永貴返回昔陽縣，組織大寨聯(lián)合報道組對安徽的“省委六條”開始了強力反擊。

　　時值1978年早春，這是中國歷史上極其特殊的年份，北京、安徽、山西，這個中國版圖上的三角點，圍繞著中國農村的發(fā)展問題，開始了一場力量懸殊的政治大角逐。但是，發(fā)人深思的是，最離經叛道的、勢力最為弱小的一方，卻漸漸占據(jù)了上風，并且由此引發(fā)了中國改革開放30年的大變革。

　　1985年8月28日，鄧小平在接見津巴布韋政府總理穆加貝時說：“改革首先從農村開始。農村改革已經見效了，農村面貌發(fā)生明顯變化。有了農村改革的經驗，現(xiàn)在我們轉到城市經濟改革�！�

　　30年后，當我們試圖再現(xiàn)這場歷史正劇之前，有必要對此前的中國農村制度變革做一簡要回顧。

　　二、歷史

　　從上世紀40年代開始，中國共產黨就在自己的根據(jù)地開始了土改運動，將高度集中的土地分配給了農民耕種，并以此獲得了中國農民的熱情擁戴，也因此讓感恩戴德的農家子弟，義無反顧地上前線打天下，并終于在1949年打下了江山。隨后，土地改革運動在全國陸續(xù)鋪開。80%的無地、少地的貧雇農得到了土地，極大地提高了勞動生產積極性，購買牲畜，添置農具，興修水利，促進了生產力的極大發(fā)展�！胺�身不忘共產黨，幸福全靠毛主席”，這一樸素的信念讓中國農民在隨后近30年的折騰中，即便處在極度的赤貧中，也沒有根本動搖跟黨走的決心。

　　1953年，全國開始互助合作運動，但絕大部分是私有基礎上的互助組和初級社。到1956年，全國糧食總產量達到了3855億斤，人均占有620斤,比1949年的418斤提高202斤，這是全國農業(yè)發(fā)展最好的時期之一。

　　從1955年下半年開始，毛澤東提出了批判農村“小腳女人”的右傾思想，提出要加快發(fā)展合作化。七屆六中全會結束后一年時間，中國農村就基本全面實現(xiàn)了“合作化”，而在此前只有14%的農戶入社。從1953年起計劃15年完成的事情，3年時間就完成了。1957年全國基本實現(xiàn)了從初級社到高級社的轉化。到1958年當年，就全面實現(xiàn)了公社化。在這一制度下，農民剛剛分到的土地、耕牛、大農具全部收歸公有，生產力和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被嚴重破壞。公社化3年，正是中國20世紀下半葉最慘重的大饑荒之年。

　　1961年，面對餓殍遍野的廣大鄉(xiāng)村，安徽省委書記曾希圣在全省實驗推行包產到隊、到戶的責任田，毛澤東含糊地批準他進行實驗，這使得安徽的糧食迅速增產，并有余糧支援河南、江蘇等地。但隨即毛澤東嚴厲批判了安徽的做法，曾希圣因此被撤職。在此前后，浙江、山東等地，也有小規(guī)模的包產到戶的嘗試，最終都無疾而終，所有參與其中的干部，全部被整肅，無一幸免。

　　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時任國家主席劉少奇其中一大罪狀就是推行了“三自一包”和“四大自由”(“三自一包”——自由市場、自留地、自負盈虧、包產到戶；“四大自由”——雇工、貿易、借貸、租地不加限制)。自此，“包產到戶”猶如強力炸彈，誰碰誰將被炸得粉身碎骨。

　　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之交的那場大饑荒之后，中國共產黨人痛定思痛，毛澤東親自主持，由劉少奇、田家英等參與起草，中央制定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簡稱“農業(yè)六十條”，規(guī)定人民公社“三級所有、(生產)隊為基礎”，允許農民經營自留地，承認家庭副業(yè)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必要補充。顯然，這是從激進的人民公社制度回調到了高級社時代，但毛澤東始終認為，這只不過是權宜之計。他在內心所期待的烏托邦式的理想國絕不容小農經濟肆意擴張。

　　幾年后，陳永貴的出現(xiàn)，順應了毛澤東的理想。

　　1964年開始，山西省昔陽縣大寨大隊成為中國農村的先進典型。毛澤東親自題詞“農業(yè)學大寨”。從此，農業(yè)學大寨運動在全國各地展開，到上世紀70年代中后期，不僅是農村，學大寨運動甚至進入到全國各行各業(yè)。10年“文革”，大寨大隊黨支部書記陳永貴魔術般地從虎頭山走向中南海，榮升為國務院副總理。

　　1975年，陳永貴致信毛澤東，完整地提出了“過渡”計劃。該計劃的第一條就是將“農業(yè)六十條”規(guī)定的三級所有，過渡到大隊所有。陳永貴堅定地說：這種過渡“勢在必行”。身心俱疲的毛澤東沒有予以答復，只是轉政治局討論。在那個年代，為了學大寨，縣里公社常常會強迫農民鏟掉花生、豆子，種上麥子或高粱，因為要“以糧為綱”。至于任意沒收自留地、任意沒收農戶自家養(yǎng)的雞鴨豬羊，更是家常便飯，這類行為被稱為“割資本主義尾巴”。要學大寨，首先要割的就是這條“尾巴”。

　　與此前的中央“農業(yè)六十條”相比，這種大寨路線顯然已經嚴重地偏左了。但中央依然認為還不夠。

　　1976年12月，也就是粉碎“四人幫”之后第三個月，中國百廢待興，華國鋒在這樣一個關鍵時刻再次召開全國農業(yè)學大寨會議，距上一次農業(yè)學大寨會議只有1年多一點的時間�？梢姡�在那個時候，從毛澤東到華國鋒，大寨這個典型都有著非常特殊的意義。

　　1977年，黨的十一大召開，華國鋒代表中央所作的政治報告中提出：在第五個五年計劃期內，把全國三分之一的縣建成大寨縣。

　　三、交鋒

　　1977年的冬天到來了。

　　北京。1977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召開了普及大寨縣工作座談會，華國鋒在會上說：農村的基本核算單位要開始實現(xiàn)由生產隊向大隊的過渡，這是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必要條件，也是“普及大寨縣的標準之一”。座談會要求當年冬季和1978年春季選擇10%左右的大隊“先行過渡”。會議形成一個匯報提綱，即《普及大寨縣工作座談會討論的若干問題》，黨中央隨即以1977年49號文件轉發(fā)了這個匯報提綱。

　　座談會將已經嚴重偏左的黨的農村工作路線又一次推向了極端。如此這般，農民本來就被割短的“資本主義尾巴”將一點不留，農民本來就缺少的自主權將蕩然無存。許多參加了這次會議的各省干部回憶起十幾年前的那場大饑荒，無不心有余悸，渾身發(fā)冷。

　　幾乎就在同一時刻，1977年11月15日~21日，安徽省委召開全省農村工作會議。會議期間，萬里等人力排眾議，最終以省委決定的方式出臺了“省委六條”。

　　“六條”強調：農村一切工作要以生產為中心；尊重生產隊的自主權，可以根據(jù)農活的不一建立不同形式的生產責任制，只需個別人完成的農活可以責任到人；因地制宜從實際出發(fā)發(fā)展生產，不急于搞“過渡”；允許農民搞正當?shù)募彝ジ睒I(yè)，產品可以拿到集市上出售，等等。

　　萬里在會上說：“最重要的生產力是人，調動人的積極性主要靠政策，凡是阻礙生產力發(fā)展的做法和政策都是錯誤的，農村的中心問題是把農業(yè)生產搞好�！�

　　此前無人敢說“農村的中心問題是生產”。

　　很顯然，安徽“省委六條”與剛剛下發(fā)的“中央49號文件”精神完全背道而馳！安徽“省委六條”，徹底否定了“窮過渡”的發(fā)展方向。

　　這是一出對臺戲。

　　萬里深知，“六條”在這個時候出臺，犯了大忌，也犯了天條。但這個出身于孔孟之鄉(xiāng)、深諳圣賢之道的秀才心里有底。他說：“我們的辦法是，強調毛主席教導的實事求是，從毛主席親自主持制訂的‘六十條’中去找根據(jù)。按毛主席的指示辦事，這總是應當允許的吧？”

　　1978年1月4日~26日，國務院召開第三次全國農業(yè)學大寨機械化會議，要求省委一把手參加。萬里拒絕了。他讓省委第三書記趙守一替他去。臨走前，萬里囑咐說：“你去了只聽只看，不發(fā)言不吭氣。大寨這一套，安徽的農民不擁護，我們不能學，也學不起。當然，我們也不能公開反對，回來后也不必傳達�！�

　　很多年后，萬里回憶說：“實際上那時候我們已經拋棄了學大寨那一套，而必須改弦更張，用新的政策、新的辦法去調動農民的積極性。我們當時的決心是，不管上面那些假、大、空的叫喊，一定要從安徽的實際情況出發(fā)，切切實實解決面臨的許多問題。我們不能只看領導眼色行事，必須對本省人民負責，在我們權力范圍內做我們應該做、能夠做的事。”

　　對于“六條”的效果，萬里派他的記者朋友張廣友和吳象到農村聽聽反映。張廣友回憶說——

　　我們到了六安三十里鋪公社的一個大隊，正趕上他們宣講六條。廣場上人山人海。臺上，干部拿著文件一字一句地念，臺下，群眾側耳靜聽，鴉雀無聲。文件剛念完一遍，臺下就喊，再念一遍！每當念到了群眾喜歡聽的關鍵地方，比如“允許和鼓勵社員經營自留地和家庭副業(yè)”時，臺下有的群眾就高喊，再念一遍這句話！我問身旁一位老漢，這六條，哪一條你最高興。他說，我都高興，最高興的還是養(yǎng)雞養(yǎng)鴨養(yǎng)鵝不受限制。生產隊干部說，我們最高興的是專門寫了一條，“尊重生產隊的自主權”，明確規(guī)定了生產隊在保證完成上繳任務的前提下，有權因地種植，任何人不得干涉，這下子瞎指揮可行不通了，今后再也不會出現(xiàn)毀了花生種稻子，拔了瓜苗種玉米之類的傷心事了。

　　聽了張廣友的匯報，萬里非常高興，他說：“生產隊自主權是當前農村存在的一個大問題。作為基本核算單位的生產隊，它種什么，生產什么，本來有權自己決定，現(xiàn)在卻要由上面來決定，那它還有什么積極性？自主權的實質就是要生產者真正當家做主，這既是企業(yè)經營管理的一個最起碼的條件，也是尊重農民權益最基本的內容，沒有這個，還談什么獨立核算？還談什么經營管理？還談什么調動積極性？”

　　這是30年前一位共產黨的省委書記從農民冰冷的灶臺和干癟的肚子中悟出的道理。但是在那個時候，這個最基本的道理已經離開我們這個執(zhí)政黨很遠很遠了。

　　很快，張廣友下鄉(xiāng)調查后寫出一篇重頭文章。2月16日，《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刊發(fā)了這篇新華社通稿，題目是《生產隊有了自主權，農業(yè)必增產——安徽省定遠縣改變農業(yè)生產落后狀況的調查》，還配發(fā)了題為《尊重生產隊的自主權》的評論員文章。

　　1978年3月，萬里親自在《紅旗》雜志撰文，題目是《認真落實黨的農村經濟政策》，新華社隨即向全國轉發(fā)。

　　這邊，萬里布置記者寫文章為落實生產隊自主權鼓與呼，千里之外，也是在同一時刻，陳永貴的動作遠比萬里要聲勢浩大得多。

　　春節(jié)過后，陳永貴召見時任新華社駐山西記者宋莎蔭。宋此時已在昔陽縣委任職。陳永貴要求宋組織駐昔陽、大寨的各新聞單位人員，針對當前新聞宣傳上的消極和錯誤的輿論，寫文章進行反擊。

　　當時，在大寨有一個極為特別的新聞組織，這就是中央、省地級通訊社、報社、電臺駐大寨昔陽的記者聯(lián)合組織起來的“駐大寨聯(lián)合記者組”，不管你是哪一級、哪一家新聞單位，都用這個名義采訪、寫稿子。

　　宋莎蔭傳達了陳永貴的指示。但記者們大致了解這件事情的背景，知道這是沖著安徽的萬里去的，都感到有點為難。大家議了議，最后決定，只講大寨、昔陽經驗好，不去講人家的不對，不交鋒，不罵人。

　　但后來陸續(xù)發(fā)出的文章，依然可以嗅到濃濃的火藥味。

　　許多文章是以駐大寨聯(lián)合記者組寫的，有些是《山西日報》寫的，有些則是《晉中報》、《運城報》寫的。山西日報社的計劃是用12篇文章來進行反擊。新華社記者陳大斌說：“這一場中國新聞史上少見的，地方黨報向中央新聞單位發(fā)起的有組織有計劃的反擊，頗有聲勢，十分猛烈。”

　　1978年4月21日，《山西日報》將新華社記者馮東書的一篇內參修改后，以《昔陽調動農民社會主義積極性的經驗好》的標題發(fā)表，隨即中央就有人要求新華社發(fā)通稿，《人民日報》予以轉載。

　　文章說：“大寨人從來不籠統(tǒng)地講調動積極性，而是講調動社會主義積極性。大寨人牢記黨的基本路線，他們認為：‘堵不住資本主義的路，就邁不開社會主義的步’。領導態(tài)度不明朗，群眾思想就會亂，資本主義歪風就會越刮越厲害，社會主義經濟就會受破壞。干部不是掛羊頭賣狗肉，不是嘴上說社會主義，實際上干資本主義，不管什么生產積極性都去鼓勵，都去提倡�！�

　　文章不點名地把安徽省委和萬里一塊進行了一次大批判。

　　張廣友是在滁縣農村采訪時讀到這天的《人民日報》的。當?shù)氐母刹可鐔T也立刻從文章中琢磨出了它的指向，顯得十分擔心和害怕。張廣友立刻給人民日報社副總編緝李莊打電話。李莊說：“老弟，你還不知道嗎？《人民日報》就是國際列車，誰都可以上，你有不同意見，你可以寫文章，我們也可以照登�！�

　　萬里說：“既然《人民日報》領導說我們可以寫文章。他們不點名地批評我們，我們也可以不點名批評他們，各說各的，擺事實講道理�！�

　　隨即，和張廣友同在滁縣采訪的新華社記者南振中、沈祖潤寫了一篇針對性極強的文章——《落實黨的政策，必須清除極左思想障礙——安徽滁縣地區(qū)落實農村政策的一條重要經驗》。新華社在7月4日發(fā)了通稿，《人民日報》第二天全文刊載。

　　李莊以及人民日報社高層的“國際列車論”，使得《人民日報》在當時成為了思想解放的一個極其特殊的窗口，但它更加特殊的權威性也同樣制造了相當多的“麻煩”，此為后話。

　　不僅在安徽，在中國當時另一個農業(yè)大省四川，落實黨的農村政策、推動生產力的發(fā)展也成了省委的中心工作，并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收效。

　　從1977年秋天開始，四川省委頒布了一系列落實黨的農村政策的措施，到1978年2月,四川出臺了“省委十二條”，把按勞取酬作為重點，主要內容與安徽“六條”有許多共同之處。這一年，四川從春到秋，持續(xù)干旱，但卻奪得了全省糧食大豐收。

　　到了秋上，中國老百姓和國家領導人嘴里，都盛傳著關于“吃糧吃米”的民諺，安徽、四川等省農村改革的成就引人矚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