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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一張76萬余元的超生罰單讓董事長厲少青一夜成名。而已生有兩個女兒,再婚后又育龍鳳胎的貧困村婦馮春榮面對3萬8千元的罰單卻說,法也違了,你們想怎么樣就怎么樣吧
實習記者/ 楊龍(發(fā)自湖北武漢)
2007年的最后一天,湖北省計生委公布該省歷史上最高的一張超生罰單:孝昌縣龍騰水泥廠董事長厲少青因為超生二胎,將要向當地計生部門繳納高達76萬余元的社會撫養(yǎng)費。
外界傳聞厲少青僅繳納了10萬元之后就沒有了下文,孝昌縣計生局徐繼之副局長向記者證實,厲少青已經向縣計生局上繳了50萬元,還有26萬余元,將在3年內陸續(xù)繳完。
76萬的超生罰單
2006年6月底,孝昌縣計生局接到群眾舉報電話,說龍騰水泥廠的董事長厲少青生了二胎。厲少青在孝昌縣身份比較特殊:他是縣里有名的企業(yè)家,曾經是省人大代表,當時又是縣政協委員。
今年47歲的厲少青已經有了一個16歲的女兒,按照《湖北省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城鎮(zhèn)居民違反該條例生育第二個子女的,按所在縣年度城鎮(zhèn)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倍征收社會撫養(yǎng)費;實際年收入高出平均水平的,按實際年收入的3倍進行征收。厲少青一年的收入是25.6萬。所以,厲少青應該繳納76萬余元的社會撫養(yǎng)費。
記者曾多次聯系厲少青,他表示并不愿意接受外界的打擾。徐繼之告訴記者,縣計生局并沒有費太多的力氣收取這筆社會撫養(yǎng)費。厲少青認錯態(tài)度很誠懇,并很快向計生局繳納了10萬元費用。他在一份由孝昌縣紀委作出的調查記錄上說道:“我沒有擺脫封建思想的腐蝕,犯了這樣的錯誤……”2007年6月份,厲少青補交了40萬元。因為厲少青剛在武漢投資了另一家公司,一次性交齊這筆錢比較困難,按照規(guī)定,可以3年內陸續(xù)繳清。
這張?zhí)柗Q“湖北省第一”的計生罰單讓厲少青成了名人。龍騰水泥廠辦公室主任告訴記者:“作為企業(yè)家,誰也不愿意因為這件事情出名!毙⒉h計生局的一位官員也為厲少青的出名抱屈:“厲少青不是全省違規(guī)生育的最富裕的人,但事情正好發(fā)生在湖北省開始‘兩清一治’計劃生育專項行動之時,所以他不小心成了典型!
在安陸市煙店鎮(zhèn)的計劃生育服務站,記者見到正在調研的湖北省計生委主任楊有旺。他告訴記者,湖北省2007年新清理出違法生育人員9000多人,其中有1678人是干部、富人、名人。
他認為,在城市,國企改革讓越來越多的人離開單位管理成為社會人,人們的超生欲望開始抬頭;在農村,農業(yè)稅取消,上學不用交費,對小孩的撫育成本降低,加上農村生男孩的偏好,超生問題一直沒有得到徹底解決。越窮越生的現象沒有遏制住,越富越生的現象又在涌現。在有經濟實力的超生戶面前,社會撫養(yǎng)費很難壓抑他們的生育欲望。
一紙單薄的“罰單”
湖北省安陸市煙店鎮(zhèn)李店村。
得知兒媳馮春榮在廣州懷了雙胞胎,電話這頭的婆婆嚷了起來:“打掉!趕快打掉!”
2007年5月,馮春榮在廣州的一家小醫(yī)院里還是生下了這對龍鳳胎,等待他們的卻沒有太多的歡樂。
馮的丈夫李細文有一個患腦膜炎后遺癥的傻弟弟。因為窮,1997年,25歲的李細文娶了30歲的離婚女人馮春榮。他剛結婚,鎮(zhèn)上、村上的干部就紛紛上門勸說他的妻子去做結扎手術。因為馮春榮與前夫已經生了兩個女兒。
按湖北省計劃生育的政策,他們不能再生育子女,但對于李細文來說,他還是想要一個自己的孩子。馮春榮嫁過來的時候帶了一個8歲的女兒,這個女兒懂事之后,卻不愿意在李家生活,跑回了生父家。
這10年里,馮春榮懷孕3次,均被計生干部勸解打掉。
2006年,已近40的馮春榮和李細文去往廣東。在那邊,他們見到了很多背井離鄉(xiāng)躲過來生孩子的夫妻。
“生五六個的都有,很多人也都勸我生一個”,“租給我們房子住的老板娘說,我男人娶了我回來,我連孩子都不給他生一個,他會對我不好的,以后我們老了沒人養(yǎng)。”在農村,養(yǎng)兒防老,依然是他們最切實際的超生動力。
馮春榮在廣東懷孕了,而且是雙胞胎。
驚喜,遲疑,惶恐,擔憂……
李家最終還是決定生下這對孩子。
李細文在廣州替人做搬運工,每個月只有700塊錢的收入。妻子又不能做事情,這對兒女生下來3個半月之后,馮春榮帶著孩子回到了湖北老家。
一回到家,村里的干部就找上門來。馮春榮之前生有兩個女兒,李家的孩子已經屬于第3胎,應該以上一年度農民年人均純收入的6倍征收社會撫養(yǎng)費——折算下來這筆錢有3萬8千元。
馮春榮傻了眼,在廣東生孩子花掉的4000元錢都是借的,她知道,自己無論如何也湊不齊這筆錢。年邁的公公婆婆東湊西借也只能幫他們上繳1萬元。
馮春榮家里惟一值點錢的,就是放在客廳里的21寸彩色電視機。生下龍鳳胎,馮春榮難以度日,只好搬過來與公婆住在一起,靠兩個老人接濟度日。小兩口曾經的婚房里如今空蕩蕩的,只有一個已經沒有底板的櫥柜,歪歪斜斜地靠在墻角。
安陸市煙店鎮(zhèn)計生服務站的工作人員說起社會撫養(yǎng)費,滿是無奈。面對家庭貧困的超生者,這一紙罰單太單薄。
“有時候,要是超生戶有錢不交,我們就整天坐在人家家里,人家吃飯也坐在旁邊看,跟討賬一樣。”
對于勸說無效的,另一條征收方法是法院強制執(zhí)行。湖北省的孝昌縣成立了全省第一家計劃生育執(zhí)法大隊,僅在強制征收社會撫養(yǎng)費上,這個縣城每年就需要10萬元的執(zhí)行成本。
但無論是動嘴,還是法院的強制執(zhí)行,對于貧困的超生戶來說,已經不管用了。
李家已經習慣了有人來家里勸說他們交錢。記者來到李家的時候,馮春榮說得最多的一句話是“沒有錢”。
記者進門,睡在床上的孩子被驚醒,馮春榮抱起咧嘴要哭的孩子,一邊撩起衣服給孩子喂奶,一邊帶著哭腔說:“沒有錢,真的沒有錢,把我們那兩間房子拆了吧,我們真的沒有錢了!
尷尬的社會撫養(yǎng)費
2007年,湖北省向違法生育子女的家庭收取社會撫養(yǎng)費達2.3億元。這2.3億元將直接上繳國庫,納入下一年地方的財政預算。
然而,湖北省去年一年在計劃生育工作中共投入是7億~8億元。計生委主任楊有旺覺得計劃生育工作難度又在增加。超生的勢頭沒有因為財政投入的加大得到減緩,相反卻有抬頭的勢頭。
湖北省孝感市計生委主任喻輝對記者說,計劃生育就是一項“大的公益事業(yè)”,征收的社會撫養(yǎng)費是不能支撐起計劃生育工作的。在鄉(xiāng)鎮(zhèn)建立服務站,改進設備,提高服務質量、衛(wèi)生條件,以及各種免費檢查政策、獎勵政策都需要大量資金。超生現象屢禁不止甚至逐年抬頭,執(zhí)法成本增大,這些必須靠財政的投入才能遏制。
以孝昌縣為例,孝昌縣財政去年為計生局撥款300萬元,去年一年征收的社會撫養(yǎng)費為220萬元,這筆經費上繳財政之后,即使全部投入計生工作,也存在80萬元的缺口。
對于有錢人而言,幾萬元與幾十萬元的社會撫養(yǎng)費不值一提。一些私營、民營企業(yè)主,其實際收入難以核準,違法生育后交點罰款對他們來說完全不算什么。
喻輝告訴記者,富人的收入核定,在調查取證中相當困難,他們通常會通過各種手段,隱瞞轉移收入,最終只繳納了很少的社會撫養(yǎng)費了事,難以起到懲罰的作用。而在農村,罰款很可能就拿不到。
楊有旺認為,解決富人、名人超生問題,除從完善法律法規(guī)入手,應該考慮用更多的法律懲處手段對“單一收費處罰”進行補充。除此之外,應該用制度跟進來督促道德自律,比如,將名人、富人超生納入誠信監(jiān)督,建立企業(yè)或個人誠信體系,把這些人群的超生,和企業(yè)信譽度、個人誠信度掛鉤!爸挥忻、富人的違法超生空間變得狹小,道德缺位的成本加大,名人、富人超生現象才會真正得到遏制!
而對于農村的社會撫養(yǎng)費問題,執(zhí)法者們備感頭疼。孝昌縣計生局工作人員告訴記者:收得越多,表示超生越多;超生越多,計生工作越難做。除了加強宣傳教育以及加強對育齡人口的管理,他們別無他法。
像馮春榮這樣回家挨罰的并不多。當地村民告訴記者:“現在想生孩子的,都跑出去生了,誰會傻乎乎地在家里讓人抓啊,在外面生了就在外面養(yǎng),也不回來,根本罰不到錢;回來家里的,要么就是有錢人,不怕罰;要么就是困難戶,沒有錢可以交,罰多少錢也沒轍!
已經沒有人愿意借錢給馮春榮家,剩下的還沒有交齊的2萬8千余元的社會撫養(yǎng)費,馮春榮不敢去想,她說能拖就拖吧。她面臨的最大問題,不是撫養(yǎng)費,而是孩子饑餓的哭聲。
“小孩子沒有錢買奶粉,晚上老哭,我只能給他們煮粥喝。”站在空蕩蕩的房子里,馮春榮抱著孩子幾乎又要哭出來!胺ㄒ策`了,你們想要怎么樣就怎么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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