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問)張踐：中國古代“政主教從”“政主教輔”關系是如何形成的？

　　中新社北京4月25日電 題：中國古代“政主教從”“政主教輔”關系是如何形成的？

　　作者 張踐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國際儒學聯(lián)合會教育傳播普及委員會主任

　　中國古代政教關系的歷史特點，一般稱之為“政主教從”“政主教輔”，這與世界上其他地區(qū)的“神權政治”“國教統(tǒng)治”或“政教分離”不完全一樣。說明這個問題，我們必須首先解析政教關系特點的成因。

　　世界文明史五千年，產(chǎn)生了幾千種宗教，相應也形成多種政教關系，這種現(xiàn)象主要是由于宗教作用于各國政治的不同層次。從政教關系研究的角度著眼，我們把政治體系分成三個層次，即政治權力、政治意識形態(tài)和政治文化。政治權力是政治體系的核心要素，誰控制了政治權力誰就對國家政治起主導性作用。政治文化的形成不僅是意識形態(tài)宣傳的結(jié)果，更是一個國家長期的歷史文化及現(xiàn)實社會經(jīng)濟政治狀況共同影響形成的，所謂“得人心者得天下”。

　　一旦宗教與政治權力相結(jié)合，就形成了政教關系結(jié)合的最深的形態(tài)——神權政治。其基本特點是宗教領袖與王權的結(jié)合，或者宗教領袖為王，或者王者兼任宗教領袖，宗教就是國家的意識形態(tài)，主導人民的政治文化。在這樣的國家或地區(qū)，宗教是唯一的社會意識形態(tài)，主宰其他一切形式的文化，應當說基本是“教主政從”。

　　政教關系的第二種形式是“國教統(tǒng)治”，主要指歐洲的中世紀。這時候政教權力與宗教組織已經(jīng)分離，但由于當時基督教是歐洲各國共同的信仰，各國君主想要獲得政治合法性，必須請教皇或主教為其實行涂油加冕禮。這個時期歐洲各國都把基督教作為國家宗教，所以人們也把這種政教關系稱為“國教統(tǒng)治”，基督教成為社會判斷是非的終極標準，宗教法庭成為最高的法律機構。

　　第三種形式則是“政教分離”的西方政治，近代首先在中世紀政教沖突最激烈、最黑暗的歐洲國家出現(xiàn)。其表現(xiàn)形式是：政治權力的合法性依據(jù)，建立在人民主權論的基礎上，管理者的權力來自被管理者的同意，并要受到被管理者的監(jiān)督。宗教與公共權力相脫離，成為純粹的私人事務，主要解決民眾的精神信仰問題。在政治文化領域，“猶太-基督宗教”思想仍是西方現(xiàn)代國家政治合法性的深層文化基因。不能將“政教分離”理解成宗教不再發(fā)揮任何作用，而是說宗教不能直接進入政治權力，宗教的作用進入了社會最底層的政治文化領域。

　　世界上絕大多數(shù)中世紀國家，都是以某種宗教作為自己的政治意識形態(tài)，中國是少數(shù)例外之一。

　　中國古代從“軸心時代”開始，傳統(tǒng)宗教就被邊緣化了?？鬃邮侨寮椅幕拈_創(chuàng)者，繼承了周公“以德配天”的傳統(tǒng)。他雖然沒有否定“天命”的存在，但是重視各種宗教祭祀活動，儒家學說的重點已經(jīng)完全轉(zhuǎn)到了人世的方面。就孔子的政治哲學而言，他提出了“為政以德”“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的“德治主義”，以便與法家的“法治主義”相抗衡。漢武帝時代，大儒董仲舒用陰陽家學說作為中介，將法家、道家、墨家的政治思想都融合到儒家的體系內(nèi)，建立了“德主刑輔”“春秋大一統(tǒng)”的儒家政治學體系，并得到了漢武帝的大力支持，完成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中國帝制社會政治意識形態(tài)的建構。

　　儒家學者在春秋戰(zhàn)國時期建構自己的政治學說，必然也要遇到政教關系問題，孔子的一些論述，奠定了儒家宗教觀的基礎?！白硬徽Z怪、力、亂、神”“未知生，焉知死”，孔子對彼岸世界持一種“存而不論”的態(tài)度。但是孔子又非常重視各種宗教祭祀活動，因為“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宗教是教化民眾的重要手段。所以孔子提出“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對傳統(tǒng)宗教進行一種理解性繼承。戰(zhàn)國后的儒家學者，根據(jù)孔子的宗教觀，對三代以來的古代宗教進行了人文化的詮釋，并提出“圣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的政治主張，將宗教看成推行政治教化的“工具”。在儒家學者的改造下，三代政教合一的古代宗教，變成了秦漢之后的“禮教”，其中包含“祭天”“祭祖”“祭社稷”等國家祭祀活動，成為“君權神授”的神學符號。但當時的傳統(tǒng)宗教只有觀念和禮儀，沒有宗教組織，所以無人與政治權力分庭抗禮，只是一種依附于儒家思想體系的政治文化。

　　漢代以后從外國傳來的和本土自生的各種宗教，既不能與政治權力相結(jié)合，也不能成為國家的政治意識形態(tài)，這就決定了各種宗教在中國，只能處于政治上的附屬地位，在政治文化層面發(fā)揮輔助政治的作用。正如東晉佛教高僧道安所說：“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碑斎灰灿幸恍┳诮贪l(fā)揮了反對現(xiàn)行政權的作用，成為反抗者的精神武裝，無一例外都會遭到現(xiàn)政權的無情打擊。

　　中國古代社會宗教輔助政治典型之例，就是對“三綱五?！?三綱指父為子綱、君為臣綱、夫為妻綱，五常通常指仁、義、禮、智、信)的認同與宣揚。“三綱”是社會政治運行原則，“五常”是社會的基本倫理。任何外來宗教進入中國，必須就此表明態(tài)度。認同“三綱”就是外來宗教的政治認同，認同“五常”就是外來宗教的文化、倫理認同。

　　例如佛教初傳中國，東吳月支國居士支謙譯《佛說阿彌陀經(jīng)》卷下說：“教戒開導悉奉行之，則君率化為善，教令臣下，父教其子，兄教其弟，夫教其婦。室家內(nèi)外親屬朋友，轉(zhuǎn)相教語作善為道?！彪m然佛教教化民眾的方法與儒家有異，但在教化的過程中，也是君教臣、父教子、兄教弟，夫教婦，與“三綱”規(guī)定的主從順序完全相符。宋代高僧契嵩，用佛教的“五戒”詮釋儒家的“五?！?，用宗教神學輔助論證“綱常倫理”。

　　為了論證伊斯蘭教在中國存在的合理性，明代回儒王岱輿提出“二元忠誠”論。他說：“人生在世三大正事，乃順主也，順君也，順親也?！薄绊樉薄绊樣H”，即表示對“三綱”的認同。他還用伊斯蘭教的“五功”(念、禮、齋、課、朝)來詮釋儒家的“五常”：認為念經(jīng)不忘主則是仁心，施真主之賜于窮人為義，拜真主與拜君親為禮，戒自性為智，朝覲而能守約為信。對中華文化的全面認同，使伊斯蘭教與中國的宗法社會制度相互適應了。

　　明末基督教再次傳入中原，也是打著“援儒”“補儒”的旗號，以輔助政治的面貌出現(xiàn)。利瑪竇作《天主實義》一書向中國的士大夫介紹天主教，在相當于全書導言的“天主實義引”中開宗明義指出：“平治庸理，惟竟于一，故賢圣勸人以忠。忠也者，無二之謂也。五倫甲乎君，君臣為三綱之首。夫正義之士，此明此行。”利瑪竇對中國的社會、文化、經(jīng)典有深刻的了解，知道中國當時社會的核心價值是“三綱五?！?，而“君為臣綱”又是綱常倫理的核心。正是由于利瑪竇對天主教進行了中國化的改造，因此獲得很多士大夫，甚至是皇帝的支持。以致徐光啟在讀了《天主實義》以后，竟然沒有發(fā)現(xiàn)基督教與儒學有任何抵觸之處。他說：“百千萬言中，求一語不合忠孝大旨，求一語無益于人心世道者，竟不可得。”

　　中國古代宗教治理的最終成果，是形成了政治主導，宗教積極輔助的政教關系模式，其歷史的經(jīng)驗可以為當代社會治理提供借鑒。(完)

　　作者簡介：

　　張踐，男，漢族，1953年3月出生。中國人民大學繼續(xù)教育學院教授，中央統(tǒng)戰(zhàn)部特聘專家，國際儒學聯(lián)合會副會長、普及委員會主任，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客座教授，尼山圣源書院院長。長期從事中國宗教史和中國哲學史的研究工作。獨立完成或合著：《中國宗教通史》(上下卷)《中國古代政教關系史》《宗教·政治·民族》《民族宗教的社會理論考察》《中國歷代民族宗教政策》《中西政教關系史比較研究》《儒學與中國宗教》《世界中世紀宗教史》等20余本，發(fā)表了《儒教與中國政治》《儒家宗教觀的形成及其歷史影響》《民族宗教政策與國家統(tǒng)一》等論文200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