炮轟·漠然

　　韓寒炮轟文學大家

　　如果要評選今年文化界最能打“口水仗”的人,除了宋祖德(如果他算是文化界人士的話),大概就非韓寒莫屬了。今年6月,韓寒與陳丹青炮轟文學大家,稱老舍、茅盾、巴金等人的“文筆很差”,“冰心的完全沒法看”,引起文壇一片嘩然,隨即成為眾矢之的。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9月,隨著作協(xié)主席網(wǎng)上小說競賽活動的展開,韓寒與作協(xié)主席們的舌戰(zhàn)又起,首先是河北省作協(xié)副主席談歌在聽聞韓寒“如果我當作協(xié)主席,下一秒就解散作協(xié)”的言論后說出這樣的話:“要是我當韓寒他爹,下一秒就把他掐死。”隨后,韓寒迅疾回應:稱“這次活動只是為平時賦閑在家的作協(xié)主席們整了點事做,從活動筋骨和延年益體上來說都有很大的意義。”

　　從2006年的“韓白之爭”到2008年的舌戰(zhàn)作協(xié)主席,中心問題無非就只有一個:面向市場的作家和體制內(nèi)的作家水火不容。雖說近年來作協(xié)開始吸納80后的青春文學作家,試圖為其沉悶的形象增加一些新的亮點,但顯然這招“招安”之計的效果并不如想象中明顯,起碼對于韓寒來說,作協(xié)始終是一個“可笑的存在,絕不加入”。

　　乏人問津茅盾大獎

　　這邊廂韓寒與作協(xié)主席“廝殺”得難解難分,那邊廂被譽為“中國文學最高獎”的茅盾文學獎頒得冷冷清清,少有波瀾。11月2日,第七屆茅盾文學獎頒獎典禮在茅盾的故里浙江烏鎮(zhèn)舉行,賈平凹《秦腔》等五部作品獲得該獎項。

　　雖然本屆茅獎頗有新意地將作品擺上網(wǎng)絡進行展示,以顯示其“市場化”,評獎規(guī)則也更加細化,以求“透明化”,但這些努力卻并未引起更多公眾層面的關注,就連對于獲獎作品的爭議也似乎變成了一種例行公事而少有真知灼見。某網(wǎng)站進行的網(wǎng)絡調(diào)查結果顯示,對于獲獎作品“一部也沒有讀過”的網(wǎng)民占38%。據(jù)媒體報道,本屆獲獎結果公布后,獲獎作品的銷量“并無明顯增加”。

　　顯然,茅盾文學獎正在經(jīng)歷“七屆之癢”,但如何止癢,卻成為一個棘手的難題。隔靴搔癢、小修小補顯然不能讓茅盾文學獎重新回到眾所矚目的焦點中,但傷筋動骨卻又必須打破茅盾文學獎一直堅持的“平衡”的原則。也許茅盾文學獎的困境,折射的不僅是國內(nèi)文學獎項的尷尬,更是傳統(tǒng)文學的尷尬。

　　抄襲·杜撰

　　“姚抄抄”竟無一篇原創(chuàng)

　　“姚抄抄”何許人也?原名姚牧云的她是江西省上饒市的一位高中生,從2008年6月26日凌晨開始,她就從一個才華橫溢的90后才女變成了千夫所指的抄襲者。有網(wǎng)友發(fā)現(xiàn),她在天涯社區(qū)的“散文天下”板塊發(fā)表的文章從一篇已出版的長篇小說中抄襲了大量文字。隨后,通過“人肉引擎”檢索發(fā)現(xiàn),姚牧云抄襲的不僅包括網(wǎng)友文章、新晉作家的文章,也不乏名家大作,白先勇的《孽子》和法國作家杜拉斯的《斷水人》也在其抄襲之列。在網(wǎng)友翻出的舊賬里,姚牧云三年來的作品均為抄襲,雖得獎無數(shù),卻沒有一篇原創(chuàng)。

　　如果說“姚抄抄”的抄襲還可以解釋為年幼無知,那么新疆作家遙遠的抄襲似乎沒有什么可以開罪的理由。有網(wǎng)友在網(wǎng)上爆料,新疆作家遙遠剽竊他人小說10篇之多,被抄襲的文章除了標題和作者名字外,幾乎完全沒有改動。

　　抄襲似乎是一項屢禁不止的惡習,不僅是文壇,學術界抄襲丑聞也頻頻出現(xiàn)。爭前途、掙“錢”途,這本是人之常情,只是世上無終南捷徑,卻有無數(shù)人鋌而走險,投機取巧,最后自然落得個身敗名裂的下場�！耙Τ�抄”的后文我們無從得知,遙遠的下場卻是有目共睹:新疆作協(xié)將其開除,而他自己也表示,再也不走文學這條道!

　　“老謀子”要告《張藝謀傳》

　　如果不是張藝謀,湖北作家黃曉陽不會這么出名；如果不是“老謀子”發(fā)狠說要告他,黃曉陽不會在媒體上的曝光率如此之高。整件事情緣起于一本傳記,北京奧運會的東風讓張藝謀紅得發(fā)紫,也捧紅了一本叫做《印象中國———張藝謀傳》的書,此書以“揭秘老謀子的事業(yè)和生活內(nèi)幕”為噱頭,披露了張藝謀的童年往事以及與鞏俐的感情糾葛。

　　此書一出,“老謀子”很生氣,后果很嚴重,他透過其助手表示,此書并未經(jīng)過他本人授權,并且書中很多內(nèi)容都是子虛烏有、胡編亂造,要告出版商華夏出版社以及作者黃曉陽侵犯了他的名譽權和隱私權。張藝謀的代理律師佟潔12月初向媒體透露說,華夏出版社已經(jīng)派人向她作出溝通,希望能夠向張藝謀本人道歉,并表示愿意按照張藝謀方面提出的要求處理此事的善后問題。

　　《張藝謀傳》鬧得滿城風雨,甚至宣稱已經(jīng)走上司法程序。這除了反映名人傳記管理存在盲點,更重要的是反映了名人傳記背后的利益邏輯。張藝謀絕不是要告?zhèn)饔涀髡叩牡谝蝗?早些年,崔健就因為一篇指其雪藏女兒多年的文章而將《知音》告上法庭。為什么知道存在被告的風險還要寫、還要出?這絕對不是投機分子的僥幸心理,而是理性經(jīng)濟人的利益所趨。打此類官司最壞的結果不過是賠錢道歉,而這點賠償顯然敵不過之前所得的關注和利潤。這一筆賬,作者、出版商心里有數(shù),老謀子心里也有數(shù)。

　　撰文　　記者　　蒲荔子　　實習生　　吳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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