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中的信用危機
文.趙牧
一個中國倒爺到俄國的羅夫斯克(伯利)做生意,沒有戴皮帽,外出送貨的時候被驟然來臨的寒流凍得半死,這時,有個俄羅斯人把一頂皮帽戴在他的頭上,并約定明天此時此地還給他。但這個倒爺沒有履約,還一個勁兒地對人說:“傻帽”
“信用危機”了。在當今中國社會,人與人之間,人與商業(yè)機構之間,企業(yè)與企業(yè)之間,甚至是具體的個人和企業(yè)與政府之間,都處于一種相互之間的缺乏某種信任和信用的危險局面。
萬惡“騙”為首
古話說:萬惡淫為首,F在這句話已經可以改為“萬惡『騙』為首”了。
曾有文章談到“信用”二字,在西方罵一個人是流氓也許不會惹官司,但要罵他是騙子就可能有麻煩了。那場波及全球的緋聞風暴--克林頓和萊溫斯基緋聞案實在是個極好的注腳。在美國人看來,“萬惡之首”顯然不是“淫”,而是“騙”。差點致克林頓于死地的不是他與萊溫斯基是否發(fā)生了性關系,而是他有欺騙美國輿論和公眾的嫌疑。
說到“信用”,中國也曾把它放在首位,兩千年前便有“人無信則不立”。但要說“傳統”,說一套做一套恐怕擁有更多的事實。今天許多人在這方面更進化到了牌坊都不要的地步。
今年春季,劉曉慶拍了個電視劇,電視劇還沒開播,忽傳劇中兩個女角色竟是她的“私生女”。但很快有報道分析說,這是劉曉慶為推銷電視劇炮制的假新聞。隨后被傳為劉曉慶的兩個“私生女”的家長,也笑嘻嘻地出面澄清這一不實傳聞。
幾年前曾提議“新聞也要打假”的劉曉慶這次卻一聲不響,裝聾作啞了。
也許情變婚變鬧多了的劉曉慶不在乎別人怎么說。但那兩個十七八歲舊時該稱“黃花閨女”的是否在意?事件發(fā)展的過程已經表明,今天無論是當事人還是傳媒,都沒人把這當回事了。但即使這些都不論,對于曾自詡影后、歲數直奔50的女人,用這一拙劣方式來吸引觀眾對電視劇的關注是否太可悲太下作了呢?
炮制“私生女”的假新聞是利用人的窺視欲推銷電視劇。其性質與電影《變臉》劇組炮制的“狗娃失蹤”案異曲同工。1996年,電影《變臉》公映前夕,未成年的“狗娃”扮演者(《變臉》的主角)突然被策劃“失蹤”了,一夜間中國許多城市的街頭貼滿了“尋找狗娃”的海報,《變臉》的劇組肆無忌憚地利用中國人的同情心進行了一次欺詐式宣傳。
不論是誰在利用人的窺視欲和同情心進行欺詐式宣傳,說這很無恥總不算過分吧?
“我騙你,因為我愛你”
“大躍進”時代流行“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今天可以改為“人有多無恥,地有多大產”了。中國用了不到30年的時間,就從愚昧的準宗教性質的全國性狂熱,跳到了赤裸裸的拜物教的全國性瘋狂。當今中國社會的某些側面,正經歷著一場歷史上罕見的大規(guī)模的消滅羞恥心的強化訓練。人的生存游戲規(guī)則被修改。
前兩年“偏執(zhí)狂才能生存”曾一語風行。社會上的流行語通常講述的不是某種人生的哲理,而是揭示著生存的現實,當“臉皮厚吃個夠,臉皮薄吃不著”是普遍事實時,也是人們無法逃避的現實后,“不要臉才能生存”就成了“真理”。
在沒了救世主--信仰危機爆發(fā)后,生存的艱難和危機感對許多中國人來說突然成了課題,而當現有的法律存在著的嚴重缺失時,靠欺詐為生的現象就在整個社會迅速蔓延。
電影導演張元拍過一部關于李陽《瘋狂英語》的紀錄片,最初的名字是《一個不要臉的人》。有人問張元拍攝這部影片的動機,同為什么如此多的中國人瘋迷學英語、瘋迷于集體用大聲喊叫的方式學英語?張元說:“這個故事非;恼Q。學英語用集體大聲喊叫的瘋狂方式,大家一起舞蹈,最大聲、快速的方式。當然我最關注的除了這個學習方法,還有李陽這個瘋狂的人,他的人生之路--一個過去非常自卑膽小的孩子,是怎么成為這樣一個不要臉的人;這個人的傳奇故事同樣使我深思!(見《三聯.生活周刊》1999年9期)
學過外語的多有這樣的體驗:學外語的一大障礙就是“羞怯心理”--害怕說錯了惹人恥笑。因此這個“消滅羞恥心”的故事具有高度的象徵意義。
前幾年非法傳銷活動猖獗一時,它已經展示了“消滅羞恥心”的訓練在中國達到了什么高度--“傳銷教父”傳授致富的秘訣就是消滅羞恥心,他讓無數渴望發(fā)財的中國人在黑暗中齊聲呼喊:“我騙你,是因為我愛你”,而這些接受過訓練的他們行騙的第一個對象,通常是他們的親朋好友。因為這些羞恥心已經被徹底消滅的人,只有在親朋好友那還能騙取一點點信任。
90年代初,無錫非法集資案又導致了陳希同、王寶森這樣的大貪官落馬。這起詐騙案不僅使無數老百姓的一生血汗化為烏有,非法集資案后面這種背景還直接涉及了政府官員的信用危機,它更深刻說明了當今社會信用匱乏的嚴重性。
同樣,80年代的三角債,90年代商業(yè)領域的賴賬現象拖垮了無數國企或私企,也都無不說明了當今中國社會信用匱乏的嚴重性。
在眾多的賴賬者中,“中國首富”牟其中無疑是佼佼者。這個欠下銀行數億巨款的騙子還創(chuàng)造了一套完整的“欠銀行的錢可以不還”的理論。并且有一批“經濟學家”為其大唱贊美詩。
中國的股市呈現的則是另一番風景。證券交易本是一種融資和投資的工具。投資者本來是想把錢交給那些有本事贏利的上市公司,通過上市公司贏利后的分紅達到增值的目的。然而今天的上市公司有幾家具有投資的價值?
避孕藥的新用途
要想了解中國當代社會的信用危機,甚至不用討論上述問題。只要問問今天的中國人還敢吃什么就足夠了。
餐館里的黃鱔是越來越肥大了,王八也是越來越多,越來越便宜了。但是這種黃鱔和王八可能是用避孕藥催肥的。能發(fā)現避孕藥有這種功效,大概可以算天才。而今天像這樣的可怕天才太多了。
今天你還敢吃街上炸的油條嗎?又松又大又脆的油條可能是摻了洗衣粉炸出來的。
今天敢吃豆腐嗎?它也許是用醫(yī)院患者腿上的沾著濃血的石膏做的。
今天炒菜,你對所用的食物油還放心么?它很可能是用飯店下水道的污水提煉的。而這個技術早在十多年前就被發(fā)明了。
今天還敢吃豬肉嗎?今天的豬肉包藏的危臉已不只是病豬。南方某媒體報道了一個最新發(fā)現,有人給豬服用某種止喘藥,可以增加10-15斤瘦肉。但它會嚴重損害人的肝臟。
在中國,這些年不斷發(fā)生工業(yè)酒精兌出的毒酒毒死人命案;在南方甚至還發(fā)現用“滴滴喂”(劇毒農藥)勾兌的白酒,因為這樣可以使毒酒的口感變得醇和。
知道“傻帽”是怎么來的么?有篇文章說,一個中國倒爺到俄國的羅夫斯克(伯利)做生意,沒有戴皮帽,外出送貨時被驟然來臨的寒流凍得半死,這時有個俄羅斯人把一頂皮帽戴在他頭上,并約定明天此時此地還給他。但這個倒爺沒有履約,還對別人說:知道“傻帽”一詞是怎么來的嗎?就是這么來的。
在當今中國社會,謀財害命早已不限于綠林強盜的打家劫舍。看看泛濫20余年變本加厲的偽劣商品大潮,就知道信用危機已經充斥了我們生活的所有方面。而面對這個騙子橫行的社會,人們除了感嘆“現在的壞人實在太多了”,還能做什么?
如果你是一個消費者,是否有條件自己種菜、榨油、養(yǎng)豬?
如果你是個商人,你又敢和誰做生意?
遲到的正義
嚴重的信用危機會極大地阻礙市場經濟的正常發(fā)展。在騙子橫行的社會中,交易成本會急劇增長。在這種社會中,無論確認某個商品是否偽劣,還是確認一個生意對象是否可靠,都需要耗費大量的時間。
經濟學家強調說,市場經濟就是“信用經濟”。在一個沒有信用可言,騙子橫行的社會,就不可能有健康的市場經濟。在當今中國,要搞清楚一個商品生產者的信譽究竟如何,要想實證一個生意伙伴的資信狀況太難了,因為一切都可以造假。而一旦上當受騙,在現有的極不完善和低效率司法制度下,無論是索賠還是追債都困難無比。
今年,深圳消費者的“保護神”楊劍昌終于把“愛國港商”--大詐騙犯彭懷海兄弟告倒了。但這個在深圳橫行數年,詐騙額高達20億,用詐騙來的錢還換來幾頂官場的高帽的彭氏兄弟,早在去年就潛逃出境了。
楊劍昌在談到此事時說,作為個人他是相當失敗的。的確如此,楊劍昌雖然告倒了詐騙犯,但沒有挽回損失的勝利就是空洞的勝利。
中國人向來喜歡說什么“歷史是公正的”,喜歡奢談什么“歷史的審判”。
這些年無數中國人都明了這樣一個事實,在中國犯罪的成本太低了,而成功率卻太高了。而所有這些問題最終都不可避免地指向司法領域。在公民社會中,司法機關是每個公民正當利益的最后防線,因此司法機關的因循低效甚至瀆職腐敗,最終將產生彌漫于整個社會的不信任氣氛。
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當今社會的信用危機,就是法制的危機。顯然這不是改革造成的。
摘自《海上文壇》2000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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