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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權(quán)保持沉默 郭德茂 看美國影視片，常見到警察抓住嫌疑犯后對他說：“你有權(quán)保持沉默，但你所說的每句話都將可能作為法庭上的證供。”被抓者起初還在掙扎，聽了這句話后也就立刻安穩(wěn)了。我原以為那話肯定于警察有利而于被抓者大不利，所以才令后者不敢多言。后來讀書才知道并非如此。原來它是美國憲法第六大修正案中著名的“米蘭達權(quán)利”，即警方“必須提醒當(dāng)事人有權(quán)保持沉默”，而一切強迫的誘導(dǎo)的非自愿的甚至被告與律師交談的要求被拒絕后得到的自愿的供認，都不能作為證據(jù)被接受。盡管警察說話的語氣可能很威嚴，但有“米蘭達權(quán)利”在，沒有必要和警察糾纏，所以被抓者聽了那話也就立刻安穩(wěn)了。 “米蘭達權(quán)利”不光是權(quán)利，也是義務(wù)。它告訴當(dāng)事人有權(quán)保持沉默，同時也必須為自己的言論負責(zé)。 然而在中國，尤其自“反右”至“文化大革命”，由于禁錮與狂亂，一方面無法無天，連國家主席都難保自身的基本安全，另一方面強暴肆虐，理性淪喪，不少人失去了明辨是非和言說真話的能力。有的時候是在某種場合被迫地講假話錯話，有的時候則是在并無強迫或強迫不甚的情況下自己違心喪己，為洗刷自己討好權(quán)勢而陷人于非人境地，并置道德、良知、公理、民族、祖國等概念于不顧。這就不能只將罪責(zé)一股腦兒推給“四人幫”了事，又將自己洗個一乾二凈，連個正確的認識和悔恨都沒有。中國是一個講了幾千年仁義道德的國家，孟子講性善論，說人的本性是善良的；荀子講性惡論，說雖然性惡但可以“化性起偽”，棄惡向善。他們的起點不同而歸途一致，那就是都導(dǎo)向于講道德。雖然道德之類概念是隨歷史發(fā)展而變化的，但它也有一些積淀而成的相對衡定的民族心理乃至人類基本的行為準則，比如殺人、強奸、出賣朋友之類，總是受到人類共同唾棄的。我以為，文革中有些人不辨好壞地干壞事很可悲，而棄善向惡地干壞事似乎更可恨。宋儒愛講“致良知”，用老百姓的話講，也就是要“有良心”。一個人沒有了良心，喪失了良知，那是什么壞事都能做出來的。在文革中和文革后的相當(dāng)一個時期，我們都可以聽到一些人在公開場合說，“良心，良心多少錢一斤？”若講文革對民族心理的戕害，沒有比這句話更有代表性的了。它也證明，對文革的危害和惡果，怎么揣想都不會過分！而今天我們所見的社會上的種種壞人和壞事，大多也都能從文革中挖出其心理根源。 良知是讀書人的底線，良心是做人的底線，底線潰敗則如洪水決堤。因此，我們也就不難想象漢奸汪精衛(wèi)、周作人為什么要附逆。在他們看來，日本鬼子太強大了，中國太落后了，中國肯定要被滅了，不如我也趕緊些，賣個好價錢，分一杯不錯的羹！ 險惡之時，即使你無權(quán)保持沉默，也不能陷害別人，這正是翦伯贊赴死的可貴之處。他用生命捍衛(wèi)了歷史的真實和人格的清白！他的堅貞可與董狐、方孝孺相臚列，而他更顯得特殊的悲抑、無奈、困守和堅定！ 自古及今，趨炎附勢者成串，如劉歆之于王莽、潘岳之于賈謐、山濤之于司馬氏、錢謙益之于清廷。仁人志士當(dāng)然也數(shù)不勝數(shù)，如比干，如史魚，如嵇康，如顏真卿，如李贄，如方孝孺，如文天祥等等。除此之外，我要說的是另一種情況，即使你不能大義凜然，站出來伸張正義，你也有可能保持沉默。比如阮籍，司馬昭欲為兒子司馬炎(即后來的晉武帝)與阮籍家結(jié)親，阮籍不能直接反對，就大醉六十日，使司馬昭沒有提婚的機會。對此魯迅評論說：“其時司馬氏已想篡位，而阮籍名聲很大，所以他講話就極難，只好多飲酒，少講話�！边@就是“保持沉默”的辦法。盡管后來阮籍為保全自己不得不與司馬氏虛與委蛇，但他終究是不出一技一力。 文革中像老舍、傅雷、翦伯贊的決絕，像顧準、遇羅克、張志新的勇敢，的確可歌可泣，令人既欽佩又沉痛。退幾步說，如果我們不以“圣人人格”要求人，而求之以“正人人格”，那么，錢鍾書是一個范例。前些時聽到有學(xué)者指責(zé)錢是“逃遁的領(lǐng)袖”。我覺得有一些道理，但是退一步想，在“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進而“萬眾一心”的“狂風(fēng)暴雨”中，令錢先生一人獨撐起民族的文化的大廈，是過苛的要求。錢先生在文革泥淖中踽踽獨行，他與人民一起承受苦難。這在楊絳先生的《干校六記》中可以見出。錢先生更不賣身投靠，賣友求榮。據(jù)黃永玉先生回憶，“四人幫”為裝潢門面，請錢先生赴國宴(這是許多人求之不得的)，錢先生則答以“我不去，哈，我很忙！”來人說：“那么，我可不可以說你身體不好，起不來？”錢先生的回答是：“不！不！不！我身體很好，你看，身體很好！哈！我很忙，我不去，哈！”聯(lián)想到錢先生文革后的摒棄虛榮浮華，一方面表明錢先生一以貫之秉持讀書人的淡泊和耿直，一方面也表明了錢先生對“四人幫”的輕蔑和抵抗。我們不能要求六億神州盡是堯舜，但我們可以要求每個人應(yīng)該是個像樣的正直的人。因此，錢先生完全可以成為我們的榜樣，尤其是知識分子的榜樣，因為你有權(quán)保持沉默，而不是不負責(zé)任地見風(fēng)使舵。 未經(jīng)認真思考的生活是“動物性適應(yīng)”的生活，生活若從漏斗里白白流走，是被浪費了的生活。生活轉(zhuǎn)化為人生財富，需要我們用心來釀造�？偨Y(jié)文革的教訓(xùn)，是為了不重蹈覆轍，是為了我們以及后代能挺胸而立，而不是像狗一樣舔人、咬人、吃人或被人吃，不至于永遠垂著愧悔的卑賤的頭顱。不論在過去、現(xiàn)在和將來，我們都會面臨各種各樣的問題。我們應(yīng)當(dāng)懂得秉持正直和善良，憑良知和良心說話，至少，你有權(quán)保持沉默！這不是因為有什么“米蘭達權(quán)利”，而是因為它來自──用康德的話說，來自頭頂?shù)男强蘸蛢?nèi)心的道德律令。 (摘自《隨筆》2000年第3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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