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家體育總局訓練局旁，有一條名叫“幸福大街”的小巷。和我那些每回到京城出差只去天上人間的男同事不同，我每次去北京踢球、飆歌或采訪，不管自己幸福不幸福，都會叫上一幫朋友，在幸福大街一家很小的火鍋店里涮幾盤好吃的羊肉。

　　由于離國家體育總局很近，所以每次光臨幸福大街的這家火鍋店，我都能遇到國家隊的一幫大腕。比如現在很幸福的林丹和謝杏芳，也比如當時不是很幸福的李宏利、周蜜。

　　每個人內心都有自己的幸福標準。比如我主任的幸福標準就是有朝一日能擁有一輛“別摸我”(BMW)跑車。而在我看來，幸福就是自己的稿子能順利通過我們主編的火眼金睛。對于我這樣一個既不高又不帥老婆身材也不魔鬼的人來說，文字幾乎是我惟一的慰籍。

　　我不知道，周蜜今天的不幸是否與她離開了幸福大街有關。但以我近十年的摔跤運動員經歷，我知道懷才不遇的確是一件無比痛苦的事情。當然韓寒同學也說過，懷才和懷孕一樣，遲早有一天會被別人發(fā)現的。就如我，不能被以前學校的那位女校長發(fā)現，就讓今天這張報紙的男主編發(fā)現。就如周蜜，不能被國家隊的李永波發(fā)現，就去馬來西亞讓李矛發(fā)現。如今的這個世界，處處都在發(fā)現，就連《新聞晚報》今年的世界杯主題都叫《發(fā)現2006》。

　　在發(fā)現周蜜要去大馬打球后，網絡上立即炸開了鍋。一時間，國人開始憤怒，李永波表示不解。有過小山智麗當年的慘痛教訓，每個人都對海外兵團變得格外敏感。以至于當事人周蜜在沉默數日后，終于不得不站出來發(fā)表聲明，說自己從來就沒有更改國籍為大馬出戰(zhàn)的打算。

　　作為世界羽壇曾經的一姐，周蜜出現在大馬，所產生的影響自然不是一只奧地利小雞跑到列支敦士登能比擬的。但要我說，這也不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大事情。鞏俐遠嫁到新加坡，她依然是中國的鞏俐，而不是新加坡的鞏俐。

　　一個人內心的歸屬感，和他(她)所持的護照并沒有多大關系，而只與這個人血管里流淌的血液有關。

　　即便周蜜將來真要為大馬出戰(zhàn)，我也不認為是世界末日。一方面，羽毛球運動(尤其是女子羽毛球)未來的前景，不是運動員穿裙子或穿褲子能決定的。另一方面，燃燒生命不如一根煙，一個靠吃青春飯的運動員，他(她)的巔峰又有幾年。既然周蜜在北京找不到幸福，我們又何苦要阻止她去別的地方尋找幸福？

　　我不是鼓勵周蜜改國籍，但如今這年頭，出國并不是件多稀罕的事情。上世紀80年代，我的初中同學仗著自己父親在津巴布韋搞水利建設，整天在班上吹噓國外的事情。但去年當我拿著一張申根簽證，開著一輛“別摸我”汽車停在歐洲某個十字路口，左邊是瑞士，右邊是德國，前邊是奧地利，我也沒發(fā)現自己有多激動。

　　國界就是一件如此平常的事情。所以對我來說，即便章子怡要更改國籍，我也只會哭泣一個夜晚，然后變得平靜。(孫文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