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wǎng)12月15日電 2004年，臺灣知名電影人侯孝賢焦慮地從電影創(chuàng)作一腳跨進政治參與的第一線，還差點要參選“立委”。他拍攝了生平一部紀錄片“那一夜，侯孝賢拍族盟”，片中表達出他對政治人物激化族群對立的憂慮，以及對族群融合的期待。

　　事隔四年，這部承載深厚使命的紀錄片沒有太多人知道，“要電影文以載道，拍起來不容易，我也不想拍。我才不載道，我自然就載道了…�！焙钚①t依然關(guān)注公共議題，但面對電影創(chuàng)作，他回歸到原來的“直覺”。

　　以下是臺灣《聯(lián)合報》的訪問內(nèi)容：

　　臺灣人，還說不清楚自己的好

　　侯孝賢總是直言不諱。當《海角七號》大賣，社會燃起對臺灣本土片振興的期待，但他認為，振興臺灣本土片需要兩岸三地合作，至少要有二十個導(dǎo)演站上一線才有力量；《海角七號》與當年《悲情城市》意外為地方觀光帶來熱潮，侯孝賢卻指陳，島內(nèi)基層公權(quán)機關(guān)欠缺完整的規(guī)劃，反導(dǎo)致九份風貌破壞殆盡。

　　“為這些地方帶來人潮，不是不好”，侯孝賢以歐洲為例、反觀臺灣解釋，“巴黎、羅馬的外殼很重要，哪怕只剩一面墻，都要保留、招牌也要限制，保留整個樣貌，才可喚醒人對于那個時代的直接感受。像樂生，捷運要蓋大型停機場，樂生這一塊當然能包含在其中，而且一定很屌！這才能讓人感受到什么是樂生、什么是痲瘋？因為無知而扭曲對疾病的認識，透過保留樂生，一切都可以變得很具像。”

　　侯孝賢認為，臺灣的問題出在，當“政府”高喊拼觀光時，卻沒有長期規(guī)劃和認知，口號成了表面文章。

　　侯孝賢好友、大陸知名畫家陳丹青造訪過臺北，形容臺北是個“溫良恭儉讓”的地方。侯孝賢說，很多外部的人都是透過電影來認識臺灣，來了臺灣之后，真的喜歡臺灣，反而是臺灣人還說不清楚自己的好，“我們累積了很多文明視野，只是自己從來不知道如何去說明白，我們還無法為自己的城市說清楚。”

　　人文素養(yǎng)的養(yǎng)成，來自教育

　　面對類似九份被炒熱之后的人文景觀問題，侯孝賢強調(diào)，這并非一開始拍片時所想到的狀況�！芭钠�要回到直覺判斷才好，相信直覺就是相信自己，你不可能拍出一個連自己都無法通過的東西啊�！�

　　當現(xiàn)實狀況和創(chuàng)作動機有了落差，甚至社會對于“導(dǎo)演”有著過多期待時，侯孝賢倒是顯得坦然，“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我只能像傳教士一樣，嘮嘮叨叨去說，但是電影不可能去負載這些東西，你期待我?guī)б欢讶似饋砀锩鼏�？不可能嘛�！?

　　進入李行的片場工作，為侯孝賢開啟了電影生涯。在踏入電影工作之前，侯孝賢僅當過八個月的業(yè)務(wù)，之后除了電影就再也沒碰過別的工作。

　　現(xiàn)在人人眼中的“侯導(dǎo)”，從影已逾三十年。侯孝賢深厚的電影實力，是建基在年輕時從編劇、副導(dǎo)做起，一個職務(wù)一做就是七、八年，且每部片子都賣座，才逐步累積出今天的成就。面對現(xiàn)在臺灣的電影困境，侯孝賢憂心的并非“沒有導(dǎo)演”，他說，“臺灣新銳導(dǎo)演前仆后繼，厲害的不得了，這十年來一直有這股力量�！彼麚鷳n的是，近年來由于數(shù)字化讓拍片門坎降低，人人都可以拍、大家都沖得很快，“人文素養(yǎng)”才是關(guān)鍵。

　　侯孝賢明白指出，人文素養(yǎng)必須從教育做起，而教育又必須從小做起。他認為，臺灣政府與文化單位應(yīng)該“要拼了命”去為小朋友制作電影，讓孩子每周可以看一兩次電影，電影不需要講解，當娛樂就好，等孩子長大，到了大學、出了社會，就會多了一份鑒賞力，假使影像這樣做，文學、美術(shù)、音樂都這樣做，居民素質(zhì)怎會不好？即使是念理工的學生也都會很厲害。

　　但侯孝賢也清楚知道，這種需要長時間耕耘的“拼命政策”，受限于臺灣當前的政治和選舉文化，換一個朝代、政策就變，“這必須要仰賴文官體制，可以不管上面改朝換代去做”。

　　年過耳順的侯孝賢，關(guān)注公共議題的熱忱依舊。當媒體喜于捕捉他一兩句重話來針砭時政時，他也沒因此停下手邊持續(xù)著屬于直覺的電影創(chuàng)作。他堅持創(chuàng)作不載道，關(guān)心社會的方式就留給自己“嘮嘮叨叨”的性格來實踐就好。也因為分清楚了兩者的界線，侯孝賢在藝術(shù)成就深受國際肯定之際，還不忘繼續(xù)像工人一樣，樸實地在社會底層續(xù)發(fā)揮力量。

　　撇除光環(huán) 侯孝賢：我的本質(zhì)是藍領(lǐng)

　　“我感覺我是藍領(lǐng)，吃檳榔啊、抽煙啊，基本上我的本質(zhì)跟他們(工人)是一樣的。”年逾耳順的侯孝賢，一身輕裝猶如鄰家大叔：夾克、運動帽、便鞋、雙肩背包，親和力十足。侯孝賢說，有一回他去爬山，巡邏警察喊他“阿伯”，他才驚覺：“我已經(jīng)是阿伯的年紀了！”

　　“電影有光鮮的一面，可能變得很有錢、變成白領(lǐng)，但這是要看個人”，對侯孝賢來說，他寧棄舍光鮮那面，繼續(xù)維持“拍片的人就是勞工”的調(diào)性。也因此，曾有廣告商開出千萬酬勞希望他代言，都被拒絕了。沒有什么物質(zhì)欲望的侯孝賢，常和本地勞工、外來勞工、性工作者團體“日日春”在一起，久而久之，這些人看他時，“都覺得我怎么跟他們一樣？”

　　為何會有這種自然而然在底層跟升斗小民站在一起的特質(zhì)？“那是我的本質(zhì)”，侯孝賢說。也是因為這樣的“搞怪叛逆”性格，侯孝賢的電影創(chuàng)作之路一路走來，都以描繪升斗小民的寫實風格著稱。

　　在接受專訪時，侯孝賢的第一句話便半開玩笑地嘲諷：“你們媒體不都這樣？就希望我們出現(xiàn)一些激烈的言詞�！彪S后他便語重心長地解釋，媒體這樣的報道方式，有時反會造成社會莫大干擾。

　　實話實說的侯孝賢，對于商業(yè)利益、政治權(quán)力、媒體亂象，有著毫不留情的嚴峻批判，難道都不怕得罪人？侯孝賢一派輕松笑說：“他們都知道了啦，也不會隨便來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