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8月28日電 臺灣《歷史月刊》今年七月號發(fā)表楊溫利的文章，詳細分析了甲午戰(zhàn)爭中的中國世紀海權夢，認為中國戰(zhàn)敗的原因并不能簡單地總括為“不知海權”，而在于清廷對國家所在地緣戰(zhàn)略環(huán)境與當代科技脈動認識不足，未能朝正確的方向，建立符合自身守勢政策與大陸性格的國防武力。

    原文摘錄如下：

    盡管已是超過一個世紀的陳年往事，但中日甲午戰(zhàn)爭至今仍未被世人所淡忘。甲午一戰(zhàn)的影響至今都還存在，不僅是中國尚未完全從此戰(zhàn)所標志的“百年屈辱”中恢復，更在于甲午戰(zhàn)爭日后在戰(zhàn)略與大戰(zhàn)略上所造成的印象與沖擊。然而中國“何以失��？”

　　對于這個最重要的問題，歷來從政策、戰(zhàn)略、戰(zhàn)術等各個層皆有所檢討、批判，而從中所獲得結論則可總括為：“不知海權。”中國被陸地收了靈魂，既不知如何利用海洋以增進國家的權力與福祉；也不知如何運用海軍兵力以獲致戰(zhàn)爭的勝利。但這一切所顯示的，卻是在甲午戰(zhàn)爭結束百余年之后，對其經驗教訓與啟示的認識，竟然還是似是而非。因此，本文試圖對過去有關甲午戰(zhàn)爭的批評、解釋，再作一徹底的檢討，并側重在戰(zhàn)略與大戰(zhàn)略上的意涵，至于戰(zhàn)術上的教訓在今日已很少價值，將以予省略。

　　大戰(zhàn)略與建軍備戰(zhàn)

　　甲午之敗，第一類的檢討直指大戰(zhàn)略與建軍備戰(zhàn)上的失誤。甲午戰(zhàn)爭前一直主管洋務、外交的清廷北洋大臣李鴻章，最為人所詬病者，是他“純粹守勢”的政策。李鴻章的大戰(zhàn)略，乃是放棄周邊的藩屬國，以爭取本土現代化建設的時間；反觀日本則采取對外擴張的政策。這種差異反映了李鴻章，或說是整個清廷對于海權的精要缺乏認識，“只知‘海防’不知‘海權’”，未能參透“海權對歷史過程和國家興衰所產生的效果”。不過，這種批評嚴格的說并不正確。

　　首先，盡管清廷的確耗費巨資建立了龐大的艦隊，且依照海權大師馬漢(A. T. Mahan)之說，艦隊本質上確實就是攻擊性的，但若因此而批評清廷不知采取擴張、攻擊的政策，發(fā)揮艦隊的攻擊性，實是本末倒置。因為，政治目的與軍事工具的正確關系，應該是“工具來適應目的”而非“目的去適應工具”；是因有侵略性的政策才需要攻擊性的軍備，而不是有了攻擊性的軍備所以必須采用侵略政策。因此，李鴻章在大戰(zhàn)略與建軍備戰(zhàn)的上的失誤，其實是在于他選擇了不當的工具去配合其政策。

　　李鴻章的守勢國策，需要的是防御性的軍備。在海軍方面，依當時十九世紀的科技，便是魚雷(快艇)與水雷。用魚雷艇來進行防御比艦隊來得經濟，它較小而廉價，可以大量迅速建造，在運用上也不必太在意損失。而與之做為配合的，則是陸軍軍備，以及更為重要的鐵路建設。既然是守勢的國策，清廷并不需要越洋行動，部隊調動可完全經由陸路，陸上交通確實不便，所以才需要由鐵路的建設來改善。鐵路使得陸軍部隊也可以獲致與船艦相當的機動力，如此便可以迅速調動應付可能存在的登陸威脅。

　　當然，若是以今非古，批判李鴻章缺乏見識未免流于事后諸葛，但作為對后世檢討的再批判，可就不同了。以魚雷艇為主海軍建設的理念，與當時法國海軍“少壯派”的思想頗為接近，此派學說在1869年即出現，并于1886年海軍上將奧比(Admiral Theophile Aube)出任法國海軍部長后成為實際的政策，甚至還早于馬漢著作出版的1890年。而鐵路在軍事上的價值，亦已在1861至1865年的美國內戰(zhàn)、1866年普奧戰(zhàn)爭、以及1870年普法戰(zhàn)爭中表露無遺，這一切都不是沒有前例可循的。由此可見，過去論者批評李鴻章或清廷“不知海權的重要性”，批評其“忽視海防，輕海重陸、日本充分吸收馬漢海權論，重視海洋，采取攻勢的艦隊決戰(zhàn)思想因而導致勝利”，只說對了一半。

　　戰(zhàn)略的無知是危險的，而清廷的確是海權無知，但它的“無知”不是不知馬漢的學說，而是不知馬漢以外的學說。馬漢曾表示地理位置是發(fā)展海權條件之首，日本為一島國，發(fā)展海權是理所當然的；但中國雖有相當的海岸線，卻有更綿長的陸上國界、廣大的領土，以及虎視眈眈的強鄰，是絕對無法忽視陸地的，不該一味追隨海權論與“海主陸從”的觀念。馬漢著作雖然是經典之作，但也是有內在的矛盾：如果發(fā)展海權首要條件是地理環(huán)境，發(fā)展海權又如何是國家走向強盛與權力的必經道路呢？馬漢的理論是歸納的而非演繹的，缺乏邏輯的一貫，歸結英國過去的歷史經驗，只適用于英國這類的全洋(海島)國家；但中國作為一個半洋(大陸)國家，實應采用法國的理論。就像拜師學藝也要切合體質，大陸的中國若找上海洋的馬漢，難免要氣血逆流、走火入魔。

　　清廷企圖學習“船堅炮利”，但走錯了方向：清廷對海權一知半解，忘卻了中國“半洋”的本質，錯誤地“重海輕陸”。清廷投入建設海軍的經費，每年高達2,000萬兩，占中央政府歲入的20%，而陸軍卻僅以地方稅收支應。北洋艦隊最初編成時可謂陣容堂堂，傲視于東亞；但陸軍卻是裝備不齊，編制混亂零散，仍以營為最大編制，甚至也沒有師的組織。相形之下，就是全洋國家的日本，其陸軍至少是全面配發(fā)新式單發(fā)或連發(fā)后膛填裝槍械，裝備比清軍整齊，編制上也組成了混合兵種的師團單位。易言之，與一般認識相反，一味投資于海軍，追求華而不實、不符合守勢國策的大型水面艦隊，嚴重忽視陸權發(fā)展，才是清廷在甲午戰(zhàn)爭前建軍備戰(zhàn)上最大的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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