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的“地下工作”
在康雷的所有業(yè)務中，調查婚外情是最類似“地下工作”的一種活計。為了讓記者有一個直觀的印象，康雷從文件袋中將其“偵查工具”一一拿出來，擺在桌上。
“你看看，我們的數碼相機，跟你們的比，小巧多了�！笨道卓粗浾呤种械南鄼C，調侃說。
在康雷日常用的“偵查工具”中，既有確定方位的指南針，手機定位儀，也有用來獲取“證據”的微型照相機、無線攝像頭及接收設備等�！斑@些儀器，在市面上是買不到的，我們多數是通過特殊渠道得來的”，康雷說，有一些儀器還是花高價請廠家訂做的。
以袖珍照相機為例，僅煙盒大小的機身就價值6000元，可以放置于掌心，隱蔽性較強，通常用于婚外情的調查取證。而價值10萬多元的手機定位系統(tǒng)，主要通過衛(wèi)星定位系統(tǒng)尋人，地點可以精確到50到100米以內。
他告訴記者，在一般情況下，那些要求離婚的當事人，在苦于沒有對方出軌證據的情況下，求助于律師事務所，律師事務所再委托私人偵探所用非常手段去取證。
接單以后，偵探所首先要求對方提供需要調查對象的照片及相關信息，第二步就是簽訂委托合同，預交50%的費用后，偵探們會開會策劃方案，并做經費預算，這些工作做完以后，便正式開展工作了。
康雷從文件袋中取出一組男女熱擁照片，那是他剛剛完成的一單婚外情調查，委托人因懷疑妻子有外遇而委托調查。接單后，工作人員從委托人口中了解到女方與曾經的大學同學有曖昧關系，于是馬上對目標進行追蹤。在跟蹤過程中，發(fā)現(xiàn)委托人的妻子和一男子拐進了一家偏僻的賓館，并在305房間開房。工作人員立刻在其隔壁307房間開房實施監(jiān)控，并從307房通風管悄悄潛入305房，在管道中利用針孔攝像頭拍下了委托人需要的證據，完成了工作。
雖然警方不承認私人偵探的合法身份，卻會與后者展開密切合作，在一些特定情況下，私人偵探還會受托做“臥底”協(xié)助警方破案。在2002年的一次打黑除惡風暴行動中，為了獲取某涉黑頭目的犯罪證據，在警方的安排下，康雷派出了幾名工作人員前往某看守所做“臥底”，最后圓滿完成了任務，康雷也受到了警方的嘉獎。
在那次“入獄”之前，看守所清空了一個監(jiān)舍，先將偵探作為第一個“犯人”關進去，隨后再安排一些其他犯人入住，目標對象則在最后的階段安排進去。在監(jiān)舍中，臥底人員以監(jiān)舍“組長”身份通過日�；顒荧@取相關信息，再在監(jiān)舍外面安排一人送飯，這樣，“組長”遞出來的條子，很快就到了警方手中。
“當然，這樣的工作不是一般的私人偵探機構能承擔的，這要有警方的充分信任，并要有嚴格的紀律約束。”康雷說。
合法化夢想
“私探”行業(yè)并非只在長沙蓬勃發(fā)展。百度一下“私人偵探”，有863000篇相關文章。有關資料顯示，在深圳、廈門等經濟發(fā)達地區(qū)，私人偵探所通過網絡發(fā)布的宣傳信息隨處可見，但這些發(fā)達城市的私人偵探機構同樣是在同政策的博弈中尋找生存空間。他們甚至通過舉辦論壇、峰會等形式試圖引起政府部門的關注。2004年夏天，號稱“中國私家偵探第一人”的遼寧克頓調查事務所負責人、中國調查員聯(lián)盟主席孟廣剛曾籌備“首屆中國私人偵探論壇暨成立中國私人偵探協(xié)會(籌備會)”，但最終流產。
和孟廣剛一樣，39歲的康雷，自偵探所成立起，就一直在為爭取偵探所的合法地位而不斷奔走。早在2004年6月4號，康雷就在長沙組織過有關私人偵探所行業(yè)研討會，并吸引了一些媒體到場。
但上述努力顯然不夠，甚至對他們的活動，社會亦有廣泛質疑�！巴ㄟ^秘密手段獲取的音像與圖片資料，能作為證據使用嗎？”“在沒有經過當事人允許的情況下，偷拍婚外情不是侵犯別人的隱私嗎？”諸如此類的質疑事實上從未間斷過。有人研究發(fā)現(xiàn)，目前私人偵探行業(yè)容易觸犯的刑事法律有8條之多，包括“非法獲得或持有國家秘密”；“偽造、變造居民身份證、國家公文、證件、印章等”；“冒充國家工作人員招搖撞騙”；“非法使用竊聽、竊照專用器材”；“妨礙作證”；“非法拘禁”；“侵犯商業(yè)秘密”；“損害商業(yè)信譽、商品聲譽”。
對于私人偵探業(yè)的出路問題，學者張鎮(zhèn)宇、李文武提出，從總體上講，私人偵探若想生存，必須采取保守的態(tài)度，采取防御性姿態(tài)而不是進攻性的姿態(tài)�！八^防御姿態(tài)，是說調查行為不能對黨和國家的政策、法律、傳統(tǒng)習慣、公民隱私等構成挑戰(zhàn)”；“在法律還未對私人偵探業(yè)進行規(guī)范和調整的前提下，私人偵探業(yè)若想在夾縫中生存，那就只有在行為的方式上慎之又慎，否則，如果行為方式不合法，非但取不到相應的證據，甚至會把自身拖入違法甚至犯罪的泥淖中”。也有學者呼吁，政府應對私人偵探行業(yè)存在的現(xiàn)象進行調查研究，出臺相應的管理措施，“從制度上約束和調控其行為”。(法制周報記者 王海平 文/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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