擴權博弈

　　事實上，義烏工會想做點事的愿望持續(xù)了很多年，但是期間始終遭遇重重阻力。

　　1999年，義烏市總工會主席陳有德走馬上任，他拒絕再讓義烏工會當“花瓶”。那時，義烏國有和集體企業(yè)面臨全面改制，職工構成正在發(fā)生著巨大的變化，源源不斷的外來民工開始成為工人的主流。

　　義烏市蘇溪鎮(zhèn)當時已有“襯衫之鄉(xiāng)”之譽，鎮(zhèn)里400多家私企中，安徽定遠縣人占據了很大比例，僅在蘇溪鎮(zhèn)蔣宅村打工租住定居的多達6000多人。

　　同時，越來越多的勞資糾紛開始威脅著社會的穩(wěn)定。1998年在義烏市受理的13000多起勞動爭議案件中，由勞資糾紛轉化為重大刑事案件(兇殺)的就有17起。僅蔣宅、胡宅兩個村就發(fā)生勞動糾紛120余起。在這兩個村打工的安徽定遠縣人居多，他們辦起了非法的民工子弟學校，甚者建立所謂“定遠幫”，向每個安徽定遠的老鄉(xiāng)收取10元的保護費，凡有勞資糾紛、生活瑣事，都由幫派出面交涉。一時解決不了，就動用恐嚇、威脅，甚至打、砸等惡劣手段。

　　幫派勢力甚而暴力，成為工人維權的方式，工會的缺位難辭其咎。其時，浙江大學的蘇根華在《南方周末》發(fā)表了《如何調節(jié)好勞資矛盾》一文，對義烏工會工作啟發(fā)頗深。蘇在文中提到，惟有勞動者自己才是自身利益永遠的守護者，工人不具備足夠的談判地位時候，政府應該制定建立工會的組織規(guī)則，引導工人自己組織起來，通過工會來表達工人的聲音，才是解決勞資矛盾沖突的根本辦法。

　　基于以上認識，義烏工會率先開始了從基層完善工會組織的工作。

　　1999年6月，由工會牽頭，蘇溪鎮(zhèn)政府、派出所、工商所、稅務所等十幾個機關單位，聯合向蘇溪鎮(zhèn)企業(yè)發(fā)出《致蘇溪企業(yè)公開信》，主要內容是借用當地政府和機關的力量促成企業(yè)老板組建工會。

　　借風做法收效甚好，不到一年，整個義烏市組建工會的非公企業(yè)就從原來的480家增至1900余家。

　　建立了基層工會組織，勞資糾紛自然堆到了工會身上。2000年3月，順應形勢，義烏市總工會成立了“法律維權協會”，但“維權”之路并非一馬平川。

　　當年7月，義烏市民政局批復準予成立義烏市法律維權協會。

　　但不到一個月，義烏市司法局局長對義烏市法律維權協會提出幾條意見。其中第一條就是要求協會更名，在前面加了“職工”二字，叫義烏職工法律維權協會。

　　最終問題出現在經濟上，由于維權協會最初實行自負盈虧，協會遂通過辦講座收取會費。2000年11月底，向義烏市有關部門辦妥了收費許可證，申領了發(fā)票，開始通過辦講座收取會費，一個月間共收取會費38742元。這引起了司法局的不滿。當年12月25日，義烏市司法局律管科一位工作人員來到協會，拆除了協會兩塊科室牌。

　　這件事使工會與市司法局關系越來越僵，雖經市委、市政府領導出面調停，司法局仍不批準工會掛牌，最終只同意叫義烏市法律援助中心職工工作部。此名稱一直沿用到2004年，直到義烏工會維權模式得到來自北京的認可之后，“義烏市職工法律維權中心”始得以正名。

　　義烏的工會經驗此后被全總推廣，但一切并未順風順水。很多有“創(chuàng)意”的想法仍遭遇到現實阻礙。

　　2004年，義烏市電信局改制上市，要把一些臨時用工徹底剝離出去，當時電信局想把這些臨時用工放在勞動部門，勞動部門不愿意，交給了市總工會。

　　工會計劃成立一個培訓派遣公司，負責電信企業(yè)改制的勞工派遣，義烏工會的“沃克”培訓派遣服務中心應運而生。陳灝說，“沃克”的主體就是工人，話語權在工人手里。

　　沃克出面和電信局談判，電信局每年多付了90多萬為這200人辦理了醫(yī)療保險。并且由沃克派遣出去的工人，電信局需向沃克支付35元的管理費和工會活動費。

　　在民政注冊的“沃克”培訓派遣服務中心當時業(yè)務范圍是：普法、企業(yè)管理、勞動技能的培訓，職工引進和勞動派遣。他們直接去四川引進民工，當年向私營企業(yè)派遣出去了600多名工人，并且提出“亦工亦學”的口號，商議由企業(yè)、勞工和工會每家負擔三分之一學費來支持工人學習。職工學成后，最少為企業(yè)再服務兩年。

　　2004年底，派遣市場利潤凸現，“沃克”模式在當地頗受勞動派遣市場好評，直接威脅到勞動局下屬的人才派遣中心的業(yè)務。

　　2005年3月，勞動局一位負責人帶著勞動監(jiān)察大隊來到沃克調查，帶走了工人資料，還叫陳灝去做了筆錄。并拒絕讓“沃克”參加勞動局組織的人才招聘大會，理由是“沃克”不具備勞動派遣資格。

　　此后，工會和勞動局的關系徹底決裂。2006年初，義烏市總工會在義烏廣播電臺舉辦的一期節(jié)目中公開批評當地勞動局作為政府的一個執(zhí)法部門，屁股坐在了企業(yè)那邊。6月20日，陳灝還在給《義烏日報》撰寫的專欄中，稱勞動部門主動給企業(yè)在用工方面出謀劃策，以規(guī)避《勞動法》維護工人權利的有關規(guī)定。

　　自從義烏工會試圖主動轉型開始，博弈就開始表面化了，并且這些沖突，首先出現在工會與政府部門的關系上。這也使得這種轉型尤為艱難。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王剛）

[上一頁]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