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8月25日，雄偉壯觀的紅軍長征紀念碑在四川省松潘縣元寶山頂落成。紅軍長征紀念碑緣何選在此地？筆者走訪了當年建碑的部分成員，最終得知來龍去脈———

　　【選點】

　　四川，在紅軍長征中具有重要的戰(zhàn)略地位和作用。紅軍在這里經過的時間長，活動的范圍廣，面臨的環(huán)境艱險，進行的斗爭卓絕，創(chuàng)造的業(yè)績多，付出的犧牲也大。基于這方面的考慮，在紅軍長征勝利50周年之際，黨中央、中央軍委決定在四川建立一座紀念紅軍長征的“總碑”。

　　1985年，受黨中央、中央軍委委托，成都軍區(qū)黨委和四川省委負責建碑工作。消息傳來，各路專家匯集。雕塑家、設計師、攝影師、建筑師等坐上吉普車，沿途實地考察，讓創(chuàng)作設計思維在萬水千山翱翔。

　　大家不約而同地把目光聚焦在川西北———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1935年5月至1936年8月，紅一、二、四方面軍都曾從這里翻越過長征中最艱難的雪山，跨越過最艱苦的草地，舉行過重要的會議，進行過激烈的戰(zhàn)斗，留下了許多革命遺址。

　　紅軍當年在阿壩州的活動，有名氣、影響大的地方很多。馬爾康、毛爾蓋、紅原、若爾蓋……每一個地方都有很多建碑理由，這就難為了決策者。經過篩選，紅軍長征紀念碑碑址選在了馬爾康附近的阿底村。

　　建碑辦公室組織了16名專業(yè)創(chuàng)作人員赴阿底村勘察，研究制訂了設計方案。隨后，成都軍區(qū)黨委、四川省委專門召開會議，對碑園總體規(guī)劃、雕塑創(chuàng)作、碑型設計方案進行了廣泛的研究討論，確定了選送中央審定的可行方案。接著，軍事博物館組織人員將方案制成模型和沙盤陳列展示，供中央領導審查。

　　當時參加中共十二屆六中全會的部分中央委員和各大軍區(qū)負責人參觀了模型，一致表示贊同，確定主碑為金屬三角立柱體碑型，總體規(guī)劃可分批分期進行。

　　【改點】

　　碑址選在阿底村，雖與阿壩州州府相鄰，又有較好的地勢，但修建紅軍長征紀念碑的目的在于昭示后人繼承和發(fā)揚偉大的“長征精神”，社會效益必須放在首位。由于阿底村位置偏僻，交通不便，人們難以前往參觀。加之在阿底村建碑需遷走一個糧庫，搬遷困難較大。

　　鑒于這些問題，建碑領導小組擬定了大、小兩套方案，將實際情況報告黨中央、中央軍委審批。

　　隨即，建碑領導小組組長、老紅軍、成都軍區(qū)原副司令員陳明義，副組長、四川省委原副書記聶榮貴專程赴京匯報。

　　1987年4月9日，軍委有關領導在京聽取了陳明義、聶榮貴的匯報后，指示可另選新址。

　　幾經勘察，反復比較。松潘縣城北郊17公里的川主寺，進入了勘察設計人員和決策者的視線。川主寺是紅一、二、四方面軍都曾經過的地方，它背靠雪山，面對草地，既是前往“人間仙境”———九寨溝和黃龍自然風景區(qū)的交叉路口，也是前往若爾蓋和紅原草地的岔路口。東北去九寨，東南去黃龍，西北去若爾蓋、紅原，西南去成都。真可謂“四路交會”的交通要道。

　　【定點】

　　新的設計方案和錄像片、解說詞送到了北京。1987年6月，軍委領導審定了成都軍區(qū)黨委、四川省委關于碑址選在松潘縣川主寺附近的報告，并予批準。隨后，成都軍區(qū)原政委萬海峰、四川省委原書記楊汝岱分別到松潘碑園的具體地址進行踏勘。一批老紅軍戰(zhàn)士、解放軍高級將領也到現(xiàn)場察看。

　　碑園選址牽動了眾人心。當時在松潘一帶作地質考察的成都地質學院一位教授，聽說要在川主寺西面的龍頭山建碑，便主動上書四川省委和成都軍區(qū)黨委，陳述龍頭山正好處在地震斷裂帶上，是一個大滑坡體，基石不穩(wěn)，建議改在龍頭山對面的元寶山。有關人員又經過實地踏勘、論證，最后確定紀念碑建在元寶山。

　　形似金字塔的元寶山，山勢突兀，地勢開闊，紅軍長征通過的亞克夏山，走過的水草地，著名的包座戰(zhàn)斗，以及長征史上重要的毛爾蓋會議、巴西會議會址，都距此不遠。在此建碑，確實是最理想的選擇。

　　【來源：《解放軍報》；作者：陳德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