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際收支:順差是怎么來的

　　《財經》：當前中國的外匯制度備受全球矚目，人民幣更是面臨著很大的升值壓力。作為國家外匯管理局的局長，你如何看待這個當前的熱點問題？

　　郭樹清：人民幣幣值和中國外匯制度一直是非常重要的問題，這并不是因為它們在當前成為熱點才變得重要。因此，要理解這些問題，也不能局限于就現(xiàn)象談現(xiàn)象。國際收支和外匯狀況，反映了一國經濟的對外平衡情況，既是由國內平衡情況決定的，又是可以相互作用的。簡而言之，這關系到如何使用好國際國內“兩種資源”，如何利用好國際國內“兩個市場”。而維護國際收支平衡，對于實現(xiàn)中國經濟可持續(xù)的快速發(fā)展具有越來越重要的意義。

　　《財經》：那么當前中國國際收支的基本情況如何呢？

　　郭樹清：肯定地說,就是入超明顯。2002年，國際收支總額達到9639億美元，按現(xiàn)行匯率折算，相當于統(tǒng)計局公布的GDP的77.9%，規(guī)模較20年前增加16.8倍；多項涉外經濟指標名列世界前茅，如實際利用直接投資額排名世界第一，外匯儲備規(guī)模排名第二，貨物貿易總額排名第六，服務貿易總額排名第十一。即將結束的2003年，我國的對外經濟更有很大發(fā)展。預計全年國際收支肯定會超過1萬億美元，其中貨物貿易就會超過8000億美元，中國的排名會再提前兩位。

　　更重要的是，在發(fā)展開放型經濟過程中，中國沒有發(fā)生國際上屢次出現(xiàn)的金融危機，即貨幣或債務危機。上世紀80年代，我國經常項目時有逆差，但由于利用外資外債，資本項目凈流入，國際收支基本平衡略有結余。到上世紀90年代，外商直接投資增勢迅猛，加之宏觀環(huán)境變化，因此除個別年份外，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均為順差。最近幾年里更是如此。

　　《財經》：國際收支的這種入超具體表現(xiàn)在哪些方面？

　　郭樹清：概括起來，可以說有五個方面。

　　第一，國際收支順差總規(guī)模不斷擴大。2001年到2003年上半年累計，經常項目順差639億美元，資本項目順差1115億美元；國際收支總順差1754億美元，年平均順差701億美元，比1994年～2000年平均順差371億美元上升了89.1%。其中，2003年上半年國際收支總順差555億美元，較去年同期增加了1.6倍。

　　第二，資本凈流入逐步成為國際收支順差的主要來源。2002年，經常項目順差占總順差的52%，該比重較2000年下降了近40個百分點。資本項目順差的貢獻相應提高。2001年以來，資本項目累計順差占國際收支總順差的比重達63.6%。2003年上半年，資本項目順差444億美元，同比增加263%，占到總順差的80%。因為受利差和匯率預期等因素影響，企業(yè)、機構和個人長期滯留境外的各種外匯調回境內。僅銀行體系將部分境外運作資金調入境內，前三季度就形成約250億美元的資金流入。

　　第三，貨物貿易順差下降。貨物貿易進出口狀況是國際收支中的一項基本內容，反映了國際競爭力等經濟基本面情況，是考察國際收支平衡與否的重要先行指標。近年來，中國對外貿易順差呈現(xiàn)下降的趨勢。1998年我國外貿進出口順差436億美元，2002年降至304億美元，下降了30.3%。2003年前三季度貿易順差僅為89億美元，同比下降了55.6%。

　　第四，外債規(guī)模增加。截止2003年6月底，我國外債余額折合1825.7億美元，比上年末增加140.3億美元，增長8.3%，改變了1999年以來外債規(guī)模持續(xù)下降的局面。其中，短期外債641.9億美元，占外債總額的35.2%。短期外債比上年末增加112億美元，這主要是由于貿易信貸大幅增長，國內外匯貸款需求增大，金融機構短期外債增加。

　　第五，外匯儲備增長加快。1994～1997年，外匯儲備年均增加近300億美元。1998～2000年，受亞洲金融危機傳染效應的波及，外匯儲備增勢驟然放緩，年均增加額不足90億美元。近年來，外匯儲備增長重新加速。2001和2002年分別增加了466億和742億美元，2003年前三季度又較去年末增加975億美元。到9月末，外匯儲備達到3839億美元，較上年末增長了34%。

　　《財經》：當前中國國際收支持續(xù)較大順差的局面可以說是人民幣受到升值壓力的一個重要原因。這種局面是如何形成的呢？

　　郭樹清：這種局面是由一系列客觀復雜的原因造成的，其中既有國際的原因，也有國內自身的原因。有一點是肯定的：在國際收支問題上，中國政府長期確定的方針是，國際收支基本平衡略有節(jié)余；國際收支出現(xiàn)較大順差并不是中國政府所刻意追求的。

　　《財經》：這個見解很獨特，因為許多人都認為這種局面主要是由中國自身的原因造成的，國際上這種看法尤其流行。你認為國際原因是什么呢？

　　郭樹清：主要有三方面。首先，經濟全球化的發(fā)展是中國國際收支持續(xù)順差的重要原因。上世紀90年代，工業(yè)發(fā)達國家開始新一輪產業(yè)結構調整。中國經濟正好已形成了基本的開放態(tài)勢，因而自然而然地融入了這場世界性的產業(yè)轉移。近年來，世界經濟不景氣，全球高科技泡沫破滅，進一步加快了全球范圍內的結構調整和產業(yè)轉移。與此同時，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對外開放不斷擴大，加之國內人力資源豐富，基礎設施和法律環(huán)境日趨完善，中國逐漸成為國際制造產業(yè)轉移的主要目的地之一。外商投資企業(yè)躍升為中國外貿發(fā)展的主力軍，1993～2002年其出口年均增長23.6%，高出全國平均水平8.5個百分點。2003年前9個月，外商投資企業(yè)出口額已占到全國出口總值的54.1%，其中加工貿易占其總出口的78.8%。這造成了，一方面我國直接投資是凈流入，另一方面外貿進出口是順差。如果扣除加工貿易進出口順差后，2001年1月到2003年9月末我國外貿進出口實際累計逆差1029億美元，而不是海關公布的順差618億美元。

　　第二，一些發(fā)達國家對中國的技術出口多重限制，進一步擴大了中國貿易順差。按照建立在比較優(yōu)勢基礎上的自由貿易原則，中國主要對海外原材料產品和技術密集型產品進口需求較大。但一些發(fā)達國家以國家安全等為借口，對本國企業(yè)向中國出口高新技術設備施加種種限制。巴黎統(tǒng)籌委員會解散后，某些國家對華出口的管制政策不但沒有放松，反而加強，這自然會加大雙邊貿易不平衡。

　　此外，當前不合理的國際金融體系也是造成外匯儲備被動增加的重要原因。在當今國際貨幣體系下，由于沒有真正的最后貸款人，一國發(fā)生金融危機，事實上無人可以救助，特別是像中國這樣的發(fā)展中大國更是如此。因此，發(fā)展中國家為防范金融風險，不得不積累大量的外匯儲備。2002年末韓國、印尼、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等五國的外匯儲備比1997年末增加了1470多億美元，增長166%。10年前，發(fā)達國家在全球外匯儲備中占有2/3的比重，現(xiàn)在只有1/3左右，與發(fā)展中國家的地位正好發(fā)生了對調。如果說這種格局可能會造成某種資源不合理配置問題的話，那么，其根源正是現(xiàn)行的國際金融體系，是目前不合理的世界經濟格局。

　　《財經》：國際原因往往是我們無法控制的，所以相比之下，我們更應該注重國內的原因，立足于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國內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國際收支持續(xù)較大順差的呢？

　　郭樹清：從國內看，國際收支順差反映了經濟快速發(fā)展與結構調整滯后之間的矛盾。這的確值得我們認真對待。在過去20多年里，在高儲蓄率和高投資率支持下，中國經濟的平均年增長速度超過了9%。與此同時，經濟結構也發(fā)生了深刻的變化。但是，由于歷史和體制的原因，結構調整步伐經常處于落后狀態(tài)。特別是在最近五年里，國內居民基本生活需求得以滿足，工業(yè)發(fā)展達到新的水平之后，商品、資金和勞動力市場都出現(xiàn)了過剩。對于一個發(fā)展中的大國來講，這顯然是不可思議的。

　　問題只能歸結為供給結構不合理，即生產結構不能適應需求結構的變化，無法滿足多種類、多層次的需要，導致有效總需求不足，并進一步造成就業(yè)困難和需求增長乏力等問題。僅舉一例，中國服務業(yè)在GDP中的比重12年時間里沒有多少提高，一直徘徊在34%左右，這種現(xiàn)象正好與涉外經濟高速發(fā)展同時發(fā)生。我們還存在著技術創(chuàng)新能力差、產品附加價值少、地區(qū)差距大、城市化水平低等等問題。這些都影響到內需的擴大和內部平衡的實現(xiàn)。一國儲蓄多，而有效投資和消費相對較少，其結果只能是過剩儲蓄轉移到境外，必然進一步擴大國際收支順差。由此可見，國內原因與國外原因是相互交織在一起的，有時甚至是互為條件的。

　　不論我們的愿望如何，在經濟全球化迅猛發(fā)展和中國經濟高速起飛的特定形勢下，出現(xiàn)某種不平衡也是難以避免的。同樣的，調整和解決這個問題也不是僅靠中國自己努力就可以做到的。

　　國際收支順差的影響和未來走勢

　　《財經》：國際收支順差、外匯儲備增加，一直被認為是中國綜合國力增強的重要標志；與此同時，中國也因此受到很大的壓力。如何理解這種看似相互矛盾的局面呢？

　　郭樹清：中國是一個發(fā)展中的大國，處于經濟高速增長和體制轉軌時期，國內外都存在許多不確定因素。對外部門表現(xiàn)強勁，外匯儲備充足，人民幣匯率穩(wěn)定，有利于增強國際清償能力，維護國家和企業(yè)的對外信譽，提高海內外對中國經濟和人民幣的信心；有利于應對突發(fā)事件，防范和化解國際金融風險，維護國家經濟安全；有利于發(fā)揮穩(wěn)定國際金融市場的作用，提升中國的國際政治和經濟地位。此外，外匯儲備是優(yōu)質的國際金融資產，可以帶來一定的投資收益。

　　但是，持續(xù)較大順差與逆差一樣，也是國際收支不平衡的表現(xiàn)，也會帶來其他矛盾和問題，應該引起重視。

　　《財經》：這些矛盾和問題是什么？應該如何重視？

　　郭樹清：一方面，應該關注國際收支順差的構成和發(fā)展態(tài)勢，防范跨境資本流動形成沖擊。盡管由于實行資本管制，國際意義上的純粹投機資本大量流入我國還不大可能。但是，資本的趨利性使得很可能在未來本外幣利差、匯率預期等有所變化時，資金又轉為較為集中的大規(guī)模流出。正如亞洲金融危機的教訓，資本大進大出很可能引發(fā)貨幣金融危機，進而對實體經濟造成嚴重損害。

　　另一方面，更要關注外部均衡對內部均衡的影響。一是購買外匯成為基礎貨幣投放的主要渠道，影響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主動性。過分寬余的貨幣供給，如果集中在商品市場，就是通貨膨脹；集中在資產市場，就可能形成泡沫經濟。我們更不希望兩者同時發(fā)生。二是金融資本大量回流發(fā)達國家，對發(fā)展中國家來說可能意味著一定程度的經濟資源閑置。目前我國居民、企業(yè)和國家持有大量外匯資產，在境外運作。中國已成為資本凈輸出國，成為發(fā)達國家重要的資金供應者。這無疑對穩(wěn)定國際金融市場，促進國際經濟復蘇發(fā)揮著重要的作用，但是對中國來講，利弊尚需分析比較。此外，外匯資金數(shù)量巨大，也增加了經營的難度和風險。三是延緩結構調整，影響國際競爭力提高。企業(yè)對價格競爭力依賴較大，必然會影響產品升級換代和技術更新改造的積極性，影響品牌創(chuàng)造、市場營銷、相關服務等非價格競爭力的提高。結果，發(fā)達國家一方面通過進口中國商品享受巨大的“價格剩余”好處，另一方面卻不斷利用“反傾銷”等手段為中國的外貿出口設置障礙。

　　《財經》：未來一段時期內，可以預見中國的國際收支平衡狀況將發(fā)生什么樣的變化？

　　郭樹清：這里有許多不確定性。貨物貿易項下，順差會繼續(xù)縮小，也有可能出現(xiàn)逆差。評價中國的貿易收支平衡問題，應該看多邊貿易平衡，而不是看中國與哪個國家或地區(qū)的雙邊貿易平衡狀況。中國作為一個發(fā)展中的大國，與東亞許多國家和地區(qū)不同，相對于巨大的人口規(guī)模來說，貿易順差規(guī)模一直不大，而且隨著對外貿易進一步發(fā)展，出現(xiàn)逆差的可能性也在增加。2003年上半年，我國個別月份就出現(xiàn)了貿易逆差。對于中國這樣一個處于經濟起飛階段的大國，外資流入較多，投資規(guī)模較大，出現(xiàn)貿易赤字不僅是可能的，甚至也是必要的。因為這更有利于合理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和“兩種資源”。只要直接投資項下有足夠的凈流入，一定的貿易逆差有利于資源的合理配置，而且也沒有什么風險。但前提是，需要進一步調整結構、擴大內需，同時國外應取消對華的出口限制。

　　對資本項目收支狀況要具體分析。2003年，外商直接投資增速逐月放緩。這是暫時性原因，還是一個長期的趨勢性變化，還有待進一步觀察。但無論如何，一般制造業(yè)的轉移總是有限度的，不能指望長期都有那么多的加工制造業(yè)投資進入我國。因為，科學技術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很快，投入產出比不斷提高，使得制造業(yè)新增項目企業(yè)和投入可能會相對逐步下降。因而從長期趨勢看，制造業(yè)的外商投資可能會下降。雖然中國未來的服務業(yè)大有可為，但其對資本的需求有限。更何況中國國內資金充足，外商在國內籌資的可能性加大。因此，外商投資快速增長的勢頭可能會持續(xù)一段時期，但很難一直延續(xù)下去。另外，未來美元利率可能上調，本外幣利差改變會影響匯率預期的變化，從而形成資金流入逆轉的可能。

　　總之，中國未來國際收支狀況發(fā)展還有許多不確定性。我們要兩手準備，不能只考慮一個方面。但就近期而言，最主要的問題仍然是國際收支順差較大。

　　調整國際收支平衡的對策選擇

　　《財經》：正如你前面所說，保持國際收支平衡是我國宏觀經濟管理的一個重要方面。我國處理這個問題的原則是什么？

　　郭樹清：中國政府明確把保持國際收支平衡與促進經濟增長、增加就業(yè)、穩(wěn)定物價并列為宏觀調控的主要目標。前一個是對外均衡目標，后三個是對內均衡目標。從理論上講，內部均衡與外部均衡不僅是相互決定、相互影響的，而且在本質上必然是一致的。凡是存在外部不平衡的時候，總是存在著內部不平衡。只有內外兼顧、協(xié)調統(tǒng)一，才能使經濟運行的質量和效益最好，才能保持經濟的可持續(xù)發(fā)展。如果今后一段時期我國國際收支繼續(xù)保持順差，有必要采取一些政策調整措施。

　　《財經》：可以采取哪些政策調整措施？

　　郭樹清：按照經濟學原理，改變國際收支順差的狀況，有以下五種對策可供選擇：(1)增加進口；(2)抑制出口；(3)擴大資本流出；(4)減少資金流入；(5)增加匯率彈性。但是，上述對策對國際收支的調節(jié)作用都是理論上的，實際經濟生活有許多限制條件，可能導致的最終結果很不一樣，有時候弊病甚至是很大的。因此，并不是都可以采用的，需要逐一分析和比較。

　　《財經》：前兩者偏重于在經常項目作調整。我國對外商品貿易不但規(guī)模日益增大，而且市場化的程度不斷深化，在這個背景下，這類調整效果如何呢？

　　郭樹清：從我國經濟發(fā)展階段和產業(yè)結構水平看，增加進口可以進一步促進產業(yè)結構調整和技術進步，有助于引進人才和管理經驗，提高國民福利和生活素質。但是，增加進口不能靠行政命令，而要取決于結構調整和擴大內需的效果，要由市場決定，企業(yè)自主選擇。因此，這一措施可能見效不一定那么快。而且，由于目前我國外貿順差已經較小，一般地增加商品和服務進口難以根本上解決國際收支較大順差問題。

　　國內外都有一部分專家建議，要限制出口，甚至建議采取對出口征稅的措施。這首先不符合市場經濟和自由貿易原則，不利于我國參與國際分工與合作，不利于資源的合理配置。雖然作為大國經濟，經濟發(fā)展應立足于擴大內需，出口占GDP的比重將會呈下降趨勢。但是，出口的絕對規(guī)�？赡懿⒉粫�減少，相反會進一步擴大。而且，我國出口與進口相關性很高，出口與進口相輔相成。如果強制壓抑出口，很可能同時將會減少我國從國際市場上的進口。

　　《財經》：由于資本凈流入逐步成為國際收支順差的主要來源，調節(jié)資本流動成為平衡國際收支的題中應有之義。如何理解這個措施和我國開放資本賬戶進程的關系呢？

　　郭樹清：加強對資本流入的管理，關鍵是要加強對短期資本流動的監(jiān)控和限制，抑制投機性熱錢的流入。但是，以貿易和投資名義進入的短期資本很難剔除，對于這方面加強管理的效果要有清醒的估計。從根本上講，還是應該通過利率、租金、稅率等價格信號調節(jié)資金流向。減少外商直接投資的做法不可取。盡管目前在資金意義上中國可能并不緊缺，但外商投資不僅能帶來資金，還能帶來先進的技術和管理以及市場機會，可以促進機制轉換、結構調整和產業(yè)升級。因此，我們還要在提高質量的基礎上，繼續(xù)積極利用外資。同時，應為外商投資企業(yè)境內融資拓寬渠道，減輕外資大量流入造成的外匯供求失衡的壓力。

　　擴大資本流出，不僅有助于改善國際收支平衡，也是我國外匯管理體制改革的方向。我國已經實現(xiàn)了人民幣經常項目可兌換，資本項目還只是部分可兌換。中國政府已明確提出，我國要在有效防范風險前提下，有選擇、分步驟地放寬對跨境資本交易活動的限制，逐步實現(xiàn)資本項目可兌換。資本項目可兌換就實現(xiàn)了人民幣完全可兌換。

　　長期以來，我國在資本賬戶開放上實施鼓勵流入、限制流出的政策，這對于防止資金外流，促進國際收支平衡和經濟發(fā)展曾經發(fā)揮了積極的作用。但是，在國內儲蓄持續(xù)增長形勢下，由于資金進出的渠道不對稱，外資大量流入，使得國內資金相對過剩問題愈發(fā)突出。國際經驗表明，如果不及時開放資本的流出，而只是一味鼓勵資本流入，有可能加劇國內資產泡沫。一旦泡沫破滅，就會釀成嚴重的經濟和社會問題。從當前情況看，現(xiàn)在我國已經具備了放松一部分資本流出限制的條件。但是，不能采取簡單的取消管制的方法。在操作上必須既積極又穩(wěn)妥，要注意把適當擴大資本輸出與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和健全宏觀調控機制結合起來，配套推進。

　　《財經》：一個時期以來，一些國家以中國國際收支順差較大為依據，反復要求中國重估人民幣匯率；同時，在理論上，增加匯率彈性的確也是平衡國際收支的一種重要手段。你是如何理解這個問題的？

　　郭樹清：在這個問題上，存在著許多誤解。從理論上講，匯率升值將抑制出口，鼓勵進口，抑制資金流入、刺激資金流出。但實際上，匯率對經濟影響作用取決于不同的條件和環(huán)境。許多時候，由于多方面因素的影響，匯率調節(jié)國際收支的作用受到很大制約。前面已經分析過，中國國際收支出現(xiàn)“雙順差”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全球勞動密集型產業(yè)向中國轉移，人民幣匯率水平一定幅度的調整恐難改變這種趨勢。據我們觀察，近年來我國外貿進出口發(fā)展與人民幣綜合匯率關系不大。出口增長波動主要受世界經濟環(huán)境的影響。進口增長波動則主要受國內需求的影響。2003年人民幣隨美元走軟，但前三季度進口增長40.5%，比出口增速高出近10個百分點。

　　同時，人民幣匯率調整更不能解決其他發(fā)達國家的貿易不平衡和國內經濟問題。例如美國貨物貿易長期赤字的根源是國內儲蓄率偏低等結構性因素。由于財政赤字擴大，在美元大幅貶值的情況下，2003年上半年美國貨物貿易逆差同比上升20%以上，全年經常項目赤字占GDP的比重將突破5%。另據國際勞工組織測算，中國制造業(yè)的勞動力成本僅相當于美國的3%左右。即使中國勞動力工資因人民幣升值而提高一倍，仍不能改變美國制造業(yè)的成本競爭劣勢，完全不可能幫助美國增加制造業(yè)崗位。

　　《財經》：如果人民幣出現(xiàn)較大幅度的升值，你認為其后果是什么呢？

　　郭樹清：匯率對經濟的影響有量的界限。如果人民幣出現(xiàn)較大幅度的升值，可能會對減少國際收支順差產生較為明顯的效果。但匯率大幅波動，不僅對市場機制不健全的中國來講不是好事，對亞洲地區(qū)乃至世界來說都可能帶來明顯的消極影響。如果增長最快的中國經濟也陷入混亂和停滯，請問哪個國家會從中得到好處呢？因此，目前需要特別強調保持人民幣匯率的基本穩(wěn)定，在這個問題上，中國政府是高度負責任的。我們也注意到，中國少數(shù)地區(qū)確實存在人為壓低生產要素價格惡性競爭的問題。如違反常規(guī)地壓低土地價格、廠房租金；無視法律法規(guī)，把農民工的工資長期壓制在非正常的低水平，不為工人辦理基本社會保障，等等。這是我們在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中，需要進一步規(guī)范和解決的。

　　《財經》：那么未來中國會選擇什么樣的對策呢？

　　郭樹清：從中國的現(xiàn)實出發(fā)，合理的、可能的對策選擇，可能是一個有效的相對靈活的組合，包括在繼續(xù)支持出口的同時鼓勵擴大進口；嚴格監(jiān)控短期資本流入，抑制投機行為；研究和探索在有效防范風險的前提下，增加資本流出的渠道；探索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使匯率在合理、均衡的水平上保持基本穩(wěn)定，等等。

　　《財經》：基于當前國際經濟形勢和中國改革進程的判斷，未來的外匯制度是否會進行某種調整？

　　郭樹清：下一步，我們將根據國家統(tǒng)一部署，繼續(xù)加大政策調整力度，深化外匯管理體制改革，改善國際收支平衡，促進經濟內外均衡、協(xié)調發(fā)展。

　　一是繼續(xù)積極創(chuàng)造條件，便利貨物、服務貿易和個人外匯收支，完善經常項目外匯管理。研究改進結售匯管理辦法，進一步提高企業(yè)可保留外匯的限額；完善進出口核銷管理，在提高技術手段的基礎上，對部分優(yōu)秀企業(yè)出口收匯實行批次核銷和自動核銷；解決中外資跨國公司、企業(yè)集團外匯資金統(tǒng)一運用、集中收付等問題；完善非貿易外匯管理，擴大商務、會展等供匯范圍，規(guī)范售付匯憑證，簡化審批手續(xù)。

　　二是推動資本項目管理創(chuàng)新，支持境內機構對外投融資往來，穩(wěn)步推進資本項目可兌換。加快實施“走出去”戰(zhàn)略，支持國內企業(yè)進行海外直接投資；有條件地批準部分外資跨國公司將暫時閑置的資金調往境外運作，支持中資跨國公司補充其海外公司資本金或營運資金，便利跨國公司的資金全球運作；允許合法移居國外的公民和非居民個人按規(guī)定匯出其在境內合法擁有的資產；有選擇地引進國際金融機構在國內發(fā)行人民幣債券；鼓勵外商投資企業(yè)使用國內銀行貸款，進行外商投資企業(yè)在境內上市融資的試點，適當減輕外資流入的壓力；按國民待遇原則統(tǒng)一境內中外資銀行外匯貸款政策，嚴格控制國內外匯貸款結匯；研究探索境內合格機構投資者制度，允許符合條件的非銀行金融機構用自有資金或向社會籌集的資金對外進行證券投資。

　　三是加強反洗錢工作和對短期資本流動的監(jiān)測，防范金融風險。加大反洗錢工作力度，落實各項制度和措施；規(guī)范外匯市場秩序，建立和完善外匯市場信用體系；加強對銀行收匯與結匯的監(jiān)管，查處無實際交易背景的短期資本流入境內套利行為；提高國際收支監(jiān)測預警水平，健全對異常外匯資金流動的監(jiān)測體系和分析機制。

　　四是理順外匯供求關系，增強市場主體競爭力，完善外匯市場。擴大銀行結售匯周轉頭寸浮動區(qū)間，適當增加銀行制定掛牌價格的權限，增強境內機構支配外匯資源的自主性；逐步試行坐市商制度，增加外匯交易主體和品種，積極培育外匯市場；建立健全匯率調控的參照指標體系，增加中央銀行外匯市場干預手段和對沖工具，提高中央銀行匯率調控水平。

　　《財經》：你認為這些措施能否確保實現(xiàn)既定的目標？

　　郭樹清：我要再次強調，改善國際收支平衡的政策措施效果，不僅取決于涉外經濟部門，還取決于國內結構調整和擴大內需的進程；不僅取決于中國，還取決于世界經濟金融發(fā)展變化與國外對華經濟政策。因此，在實施過程中，要加強配套改革和政策協(xié)調，隨時根據形勢變化進行調整。促進國際收支平衡不僅有利于我國國民經濟的內外均衡發(fā)展，也將為促進全球經濟復蘇和調整世界范圍的外部失衡提供新的機遇。(來源：《財經》雜志 作者：葉偉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