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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未竟思難卻:巴金未完之作《懷念振鐸》(全文)

2003年11月21日 13:58



巴金《懷念振鐸》手跡 來源:上!段膮R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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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懷念振鐸》(未完稿)

  (注:此稿于1989年春動筆,1998年12月-1999年1月修改,續(xù)寫)

  文/巴金

  

  一九五八年振鐸在蘇聯(lián)遇難,當時我正在莫斯科,得到消息最早,我總疑心是在做夢?紤]半天,我才對冰心大姐講了,她同我一起站在大會主席臺上,旁邊還有幾位蘇聯(lián)作家,我們不便大聲講話,我只記得冰心說了一句:“我想他最后在想什么。”她沒有告訴我她的想法,我也沒有多問。第二天在回國的航機上,我一直想著振鐸,我想知道,他最后在想什么?

  在北京分別的情景還在眼前。我們竟會變得那樣簡單,那樣幼稚,會相信兩三個月后在共產主義社會再見。那個中午,他約我在一家小飯館吃飯,我們頭腦都有些發(fā)熱,當時他談得最多的就是這個。他忽然提起要為億萬人的幸福獻身。他很少講這一類的話,但是從他的一舉一動我經常感受到他那種為國家、為人民獻身的精神。不為自己,我認識他以前,讀他的文章,就熟悉了他的為人。他星一樣閃爍的目光注視著我,我能感覺到他那顆火熱的心。機窗外大朵大朵的白云飄過,不過三個月的時間,難道我們就只能在這一片“棉花”中再見了?

  我安全地回到北京,機場上看不到任何熟悉的面孔,眼前有只大手若隱若現仿佛等著和我握手,我心里一驚,伸出手去,什么也沒有。真的告別了!

  進了城見到曹禺,他剛說出“振鐸”二字聲音就變了。我本來想從他那里求得一線希望,結果是我們兩人含著淚奔赴鄭家。在陰暗的屋子里,面對用手絹掩了眼睛、小聲哭泣的鄭大嫂,我的每句話都顯得很笨拙,而且刺痛自己的心。匆匆地逃出來,我拉著曹禺的手要奔往“共產主義”,我不知道它在什么地方,失去的老友約我在那里相見;芈灭^我一夜沒有閉眼。我發(fā)現平日講慣了的豪言壯語全是空話。

  我參加了振鐸的追悼會。大廳里看見不少嚴肅的面容,聽到不少令人尊敬又使人揪心的悼詞,我的眼光卻找不到一個朋友,連曹禺也沒有來。我非常寂寞。永別了,我無法找到他約我見面的那個地方!

  

  四十年過去了。

  四十年中,我只寫過一篇哀悼他的文章,是從莫斯科回來后為報社匆匆寫成的,只簡單地寫出我心目中的鄭振鐸。以后有機會重讀,頭一兩次還覺得可以應付過去,多讀幾遍,忽然感到內疚,好像侮辱了朋友。這種奇特感覺我也不知道是怎樣來的,但有一件事我永遠忘記不了,同他在一起,或者吵架或者談過去的感情,他從不為自己。我看到敵偽時期他住過的小屋,為了“搶救”寶貴的圖書,他寧愿過艱苦的生活,甚至拿生命冒險?吹剿切┏删,即使像我這樣一個外行,我也愿以公民的身份,向他表示感謝。他為我們民族保存了多少財富!

  振鐸是因公逝世的。后來聽見一位朋友說,本來要批判他,文章已經印好,又給抽掉了。這句話使我很不舒服。

  一九五八年我們在北京分別的時候,幾座大的博物館正在那里興建。他談起以后開館的計劃,他是那么興奮。他多年來的心愿就要成為現實,那樣堂皇莊嚴的建筑將體現一個民族的過去和將來。多么光輝的未來。仿佛有一股熱,一道光從他身上傳過來。以后我每次上北京開會,看到聳立在眼前的博物館,我第一個念頭便是振鐸滿臉笑容走出來迎接我!坝謥砹,”我伸出手去,卻什么也沒有。一切夢都消失了。我還是不能忘記他。

  我手邊有不少他的著作,書上有他的簽名。我們應當是多年的朋友了。有一天和幾位友人閑談,有一位中年朋友質問我說:“你記得不記得介紹你進文藝界的是鄭振鐸,不是別人!”他說得對,振鐸給上!稌r事新報》編輯《文學旬刊》時,我用佩竿的名字寄去小詩《被虐待者底呼聲》和散文《可愛的人》,都給發(fā)表了,我還給振鐸寫過兩封短信,也得到回答。但不知怎樣,我忽然寫不下去,也就擱下筆了。我還記得我在成都的最后一年(一九二二——二三),深夜伏案寫詩,隔一道門大哥坐在轎內或者打碎窗玻璃,或者低聲呻吟,我的筆只能跟著他的聲音動,并不聽我指揮,一些似懂非懂的句子落在紙上,刺痛我的心。大哥的病又發(fā)作了。幾個晚上都寫不成一首詩,也就無法再給振鐸寄稿。離家鄉(xiāng)初期常常想家,又寫過一些小詩投寄給一些大小刊物,在婦女雜志和成都的《孤吟》發(fā)表過。以后在上海武昌路景林堂談道寄宿舍住下來補習功課,整天就在一張小桌和一張小床前后活動,哪里想得到“小詩”,也不用說文學作品,更不曾給振鐸寫過信。不但當時我忘記了它們,就是在今天我也沒有承認它們是文學作品。否則我就會把《滅亡》手稿直接寄給振鐸了。圣陶先生的童話《稻草人》我倒很喜歡,但我當時并沒有想到圣陶先生,他是在開明書店索非那里偶然發(fā)現我的手稿的。我尊敬他為“先生”,因為他不僅把我送進了文藝界,而且他經常注意我陸續(xù)發(fā)表的作品,關心我的言行。他不教訓,他只引路,樹立榜樣。今天他已不在人間,而我拿筆的機會也已不多,但每一執(zhí)筆總覺得他在我身后看我寫些什么,我不敢不認真思考。

  

  我不曾參加文學研究會,圣陶和振鐸都是我的前輩。有一段時期我經常同振鐸一起搞文學編輯工作。起初我有些偏執(zhí),就文論稿,常常固執(zhí)己見,他比我寬松,厚道,喜歡幫助年輕人,我很少見他動怒,但是對人對事他也認真。我同他合作較多,中間也有吵架的時候。其實不是吵架,是我批評他,我為那幾篇文章今天還感到遺憾。在《文學季刊》停刊的話中有一段批評他的文字,當然沒有寫出他的姓名,我只是訓斥那些翻印古書、推銷古書的人,我根據傳聞,誤認為停刊《文學季刊》是他的主意。

  我這段文字并不曾與讀者見面。不久《文學季刊》?栐谏虾S∷,振鐸發(fā)現那段文字就把它刪去了,雜志印出來,我也沒有別的辦法,只是在另一本刊物上針對他發(fā)表了一篇雜感。但他并不作聲,好像不曾讀過。我和振鐸之間往來少了些,可是友誼并未受到損傷,他仍然關心我,鼓勵我。

  日子久了,了解較深,他搜集古籍,“搶救”古書,完全出于愛國心,甚至是強烈的愛國心。他后來的確在這方面作出了極大的努力。我看夠了日本侵略軍的陰謀活動,我熟悉《四世同堂》中老少人物的各種生活。敵人的槍刺越來越近了,我認為不能抱著古書保護自己,即使是稀世瑰寶,在必要的時候也不惜讓它與敵人同歸于盡。當時是我想得太簡單了,缺乏冷靜的思考。我只講了一些空話。他從未提及它們,他也不曾批評我。后來我感覺到沒有爭論的必要,過去的分歧很快地消失了。那時我們都在上海,各人做自己的工作,也有在一起的時候,我還記得一九三六年十月魯迅先生的遺體在萬國殯儀館大廳大殮時,振鐸站在我身邊用顫抖的手指抓住我的膀子,渾身發(fā)抖。不能讓先生離開我們!——我們有共同的感情。

  以后還有類似這樣的事情。

  我似乎更多地了解他了。

  

  不僅是了解他,我更了解我自己。也可以說我開始了解自己。

  我常;叵脒^去,我覺得我了解別人還是從了解自己開始的。有一種力量逼著我拿自己同他相比,他做了些什么,我做了些什么,他是怎樣做的,我是怎樣做的,是真是假,一眼看明。

  我漸漸注意到我對自己的要求有了一些改變,我看一個作家更重視他的人品,我更加明確做人比為文更重要。我不知說過多少次在紙上寫字是在浪費生命,我不能盡說空話,我要爭取做到言行一致。寫了若干年的文章,論別人,也講自己,好像有了一點心得,最要緊的就是:寫文章為了改變生活;說得到也要做得到。話是為了做才說的。了解這些,花了我不少時間,但究竟了解多少還難說。

  我批評他“搶救”古書,批評他保存國寶,我當時并不理解他,直到后來我看見他保存下來的一本本珍貴圖書,我聽見關于他過著類似小商人生活,在最艱難、最黑暗的日子里,用種種辦法保存善本圖書的故事,我才了解他那番苦心。我承認我不會做他那種事情,但是我把他花費苦心收集起來、翻印出來的一套一套的線裝書送給歐洲國家文化機構時,我又帶著自豪的感情想起了振鐸。

  

  回顧自己的言行,認真分析每一句話,看每一件事情,我得了一些好處,這也就是一點進步吧。不用別人提說,自己就明白有了什么失誤,動腦筋想辦法改正錯誤。不過我并不曾作道歉或改正的表示。

  這是內心的自省。我交朋友即使感到有負于人,即使受良心的折磨,我也不作形式上的悔過。這種痛苦超過良心的責備。但十七年中間發(fā)生了變化,自己不知從什么地方找到一種面具,戴上它用刻刀在上面刻上奇形怪狀,反而以丑為美。再發(fā)展下去,便是殘害人類的十年,將人作狗。我受了不少折磨和屈辱。我接觸了種種不能忍受的非人生活。

  振鐸有幸,未受到這種恥辱。近年來我和朋友們經常談起這位亡友,都說他即使活到“文革”,也過不了那一關。我反復思索,為什么我過得了關而他過不了?我終于想出來了:他比我好;他正,正直而公正。他有一身的火,要燒掉從各方來的明槍暗箭。站在批判臺上,“造反派”逼我承認自己從未說過的假話。那種吃人模樣的威逼嚴訓像用油鍋熬煎我的腦子,我忍受了這個活下來,我低頭彎腰承認了他們編造的那一切胡話,這樣我才可以順利過關。否則我的骨灰也不知丟在哪里去了。

  根據這幾十年的經驗,我能忍才能過那一個一個的難關。這并不是容易的事:忍受奇恥大辱。我一直認為,活著是重要的,活著才能保護自己,伸張正義。而不少在“運動”中,在“文革”中被人整死的人和所謂“自絕于人民”的人,就再找不到說話的機會,也不能替自己辯護了。關于他可以由人隨意編造故事,創(chuàng)寫回憶,一時出現多少知己。

  我忍受了十年的侮辱。固然我因為活下去,才積累了經驗,才有機會寫出它們;但我明白了一點:倘使人人都保持獨立思考,不唯唯諾諾,說真話,信真理,那一切丑惡、虛假的東西一定會減少很多;蠲軐W和姑息養(yǎng)奸不能說沒有聯(lián)系。以死抗爭有時反能產生震撼靈魂的效果。

  以上的話在這里也顯得多余,因為振鐸沒有能夠等到“文革”。我參加了“文革”,每一次遭受屈辱,就想到他,也想到其他許多人,拿自己同他們比較,比來比去,多少有點鼓舞的作用。努力學習別人的長處,我絕不忘記。

  

  今天又想起了振鐸,是在病房里,我已經住了四年多醫(yī)院了。病上加病,對什么事都毫無興趣,只想閉上眼睛,進入長夢。到這時候才知道自己是個無能的弱者,幾十年的光陰沒有能好好地利用,到了結賬的時候,要撒手也辦不到;诤蘧拖褚诲佊驮诨鹕现蠓,我的心就又給放在鍋里煎熬。我對自己說:“這該是我的最后的機會了!蔽腋杏X到記憶擺脫了我的控制,像騎著駿馬向前奔逃,不久就將留給我一片模糊。

  ……

  (未完稿)注:此稿于1989年春動筆,1998年12月-1999年1月修改,續(xù)寫。

  鄭振鐸介紹:

  鄭振鐸(1898——1958)現代作家、文學評論家、文學史家、考古學家。

  字西諦,筆名賓芬、郭源新。福建長樂人。1917年考入北京鐵路管理學校。曾參加五四運動。1921年,與沈雁冰一起組織文學研究會。主編《小說月報》、《世界文庫》等。新中國成立后,歷任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文物事業(yè)管理局局長,兼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和文學研究所所長。1954年任文化部副部長。

  1958年10月18日,鄭振鐸率領中國文化代表團出訪阿富汗王國和阿拉伯聯(lián)合共和國,途中因飛機失事于前蘇聯(lián)楚瓦什共和國卡納什地區(qū)上空遇難殉職。

  主要著作有:《插圖本中國文學史》、《中國俗文學史》、《俄國文學史略》、《近百年古城古墓發(fā)掘史》、《中國歷史參考圖譜》等。

  (來源:上!段膮R報》)

 
編輯:金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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