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紀下半葉的中國作家身上，鮮見空諸依傍、獨往獨來的狂狷之氣。他們中的大多數，不僅自由思想寡淡，而且創(chuàng)造力先天不足。由此寫出的作品、出版的書刊，自然少了種“橫眉冷對千夫指”的獨立意志，至于“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抗爭精神，更是付之闕如。因此，自身免疫力匱乏的一些作家，便往往在商品經濟的壓力下，動輒集體發(fā)燒，迷失在頌圣與趣味的文學泥潭中不能自拔。中國作家這種類似非典癥狀的頭腦發(fā)熱，正在逐漸扼殺著直面現(xiàn)實的文學天職。

　　細究當代作家的非典病史，頭腦發(fā)熱的情況可謂屢見不鮮。“文革”之前的中國作家，奉專事頌圣的“現(xiàn)實主義”傳統(tǒng)為圭臬，以塑造高大全的人物為己任，由此為當代文壇貢獻了一大批和真實生活無關的“非典型性”人物。至于后來者的情況也好不到哪去，80年代的作家們，出于對西方現(xiàn)代派文學偏執(zhí)狂似的熱愛，結果總是在照貓畫虎的“借鑒”中，用故作高深的哲學意念替代了對國人現(xiàn)實生活的描寫。而今天的文壇，我以為，在對所謂的文學個性化的追求中，有點像是一個非典疫情肆虐的場所。

　　既是追求創(chuàng)作個性，當然就以偏離文學的典型化為前提。故當代文學的非典癥狀，首先就是對典型人物的遺棄�；蛟S冠狀病毒的殺傷力太大，那些抱病在身的作家們，已經渾然不知塑造典型人物乃文學的本分之一。他們總體上屬于自戀的一群，除了自己的經歷，壓根兒不管世上其他人的生活。他們總是沉溺于自己的世界，對自身趣味不厭其煩的描寫最終導致了文學的狹隘：他們把筆下所有的人物都寫成了《水滸》里的“沒面目”，既無個性，更無代表性。如果讀者希望在這些人物身上看到中國人的普遍命運，則無異于緣木求魚。須知優(yōu)秀的文學作品，總是用一個個典型人物的生命故事，訴說著我們民族困頓而又偉大的靈魂秘史。而今天的文壇，卻用一地雞毛的私人敘事，將能夠象征我們普遍命運的典型人物驅逐出了文學世界。

　　當代文學的非典癥狀之二，是對文學典型形式的篡改。不知從什么時候起，中國的作家們越來越將小說寫得不像小說、詩歌不像詩歌。以小說為例，誰都知道故事是小說的靈魂，但今天的某些小說家，卻打著在各類文體中自由穿行的旗號，剝奪了小說的故事內核。于是，讀者便不得不在那些非小說的小說面前，陷入了“只是當時已惘然”的閱讀困境。大概許多人讀了一輩子的小說，突然會有一天連小說是什么都會產生懷疑，其肇因就是那些故意和小說的典型形式過不去的作家。眼下便有現(xiàn)成的例子，洪峰的新作《去明天的路上》，把一個農村青年暗戀城市少女的悲劇故事和艾森豪威爾的生平放在一起進行敘述，結果自始至終也沒講出一個完整的故事來。書里的某個部分像寓言，某個部分是話劇，某個部分像人物傳記，什么都有點像，可就是不太像小說。這種意念飄忽不定、表達左右支絀的小說，只能說明今天的小說家們，已經在當代文學的非典癥狀中，陷入了思維無序的極度危機。

　　必須提醒那些執(zhí)迷于非典型寫作的作家，中國當代文壇的痼疾之一，便是對傳統(tǒng)文學觀念的遺棄———那些深扎于大地之中的人道關懷，以及正視現(xiàn)實苦難的憂患意識已成明日黃花。今天的作家，只有放下瑣碎無聊的一己悲歡，拒絕裝神弄鬼的標新立異，才會有資格成為我們這個時代的“人間喜劇”的轉述者。

　　來源：中國青年報 作者：葉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