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diào)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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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們的養(yǎng)父母都表示并不知情。克勞德開玩笑說是神秘王室的下一代,姐妹倆猜測是生母的無意之舉。但凱瑟琳的一句話讓倆人驚呆了:“有關(guān)先天重要還是后天重要的科學研究!
當今天回憶起最初得知真相的情景時,葆拉說:“就像電影中的情節(jié)一樣,我當時眼淚奪眶而出!
一周后,她在互聯(lián)網(wǎng)上試圖用“路易斯·韋斯收養(yǎng)之家”和“雙胞胎”進行搜索。一篇刊登于《紐約日報》的“醫(yī)生原來知道”的文章映入眼簾。與此同時,艾莉斯也搜索到了內(nèi)容相同的文字,題為《實驗室里的小老鼠》。
與她們姐妹的命運略微不同,這次實驗室里的“小老鼠”,是個三胞胎的故事。
1980年秋天,當19歲的羅伯特·沙夫蘭(Robert Shafran)走進紐約一家?茖W校時,意外地發(fā)現(xiàn)很多人向他打招呼,稱他為艾迪(Eddy)。
最初他以為這可能是惡作劇,直到艾迪·格蘭德(Eddy Galland)出現(xiàn)。他們出生于同一天、同一個地方,都來自路易斯·韋斯收養(yǎng)之家。更奇怪的是,兄弟倆都是摔跤手,常抽萬寶路牌香煙,智力水平都是148。
當這個感人的故事被媒體披露后,大學生大衛(wèi)·科爾曼(David Kellman)仿佛中邪了。他從報紙上看到了一模一樣的自己。原來,他是第三個孩子。
這篇發(fā)表于1997年的報道,揭出一個驚人的秘密:將這些雙胞胎或多胞嬰兒分開的建議,來自維奧拉·伯納德(Viola Bernard)。這位路易斯·韋斯收養(yǎng)之家的精神病學顧問認為,多胞胎能夠從分別收養(yǎng)的環(huán)境中受益。在她看來,這種做法無疑是雙贏的局面:一方面,多胞胎可以各自建立屬于自己的個性;另一方面,領(lǐng)養(yǎng)人也可以減輕負擔。
他的支持者還包括當時的美國兒童發(fā)展中心主席彼得·紐鮑爾(Peter Neubauer)。從上世紀中葉起,這兩家機構(gòu)就此展開合作,并得到美國國立精神衛(wèi)生研究院的資金支持。一家澳大利亞出版的多胞胎研究刊物顯示,這項研究涉及5對雙胞胎和一對三胞胎,一共13個孤兒。
在伯納德的論文目錄里,葆拉發(fā)現(xiàn)了題為《兒童發(fā)展中心雙胞胎分離的研究(1953~1997)》的文章。為了避免給當事人帶來不便,這些數(shù)據(jù)被密封在耶魯大學圖書館,直到2066年才能夠公布。
“想想我們的資料竟被存在某地的文件柜里,這太可惡了。”葆拉說。
從報紙上,這對雙胞胎姐妹找到了作為當事人之一的克魯格曼(Krugman)醫(yī)生。這位醫(yī)生承認當時有人曾反對過伯納德實驗,但似乎并不是出于倫理考慮。一位路易斯·韋斯的員工說:“分開雙胞胎——我可不干,他們之間神秘的關(guān)系非常強烈。”
“作為科學家,我究竟應(yīng)該堅持什么?”克魯格曼似乎并不為此感到羞恥。
彼得·紐鮑爾也拒絕對此發(fā)表評論。當葆拉撥通他的電話時,一個東歐口音回答:“我很忙!比缓蟠掖覓鞌嗔穗娫挕
對此,艾莉斯幽默地比喻:“好像他是個邪惡的科學家,而我們是實驗室的小老鼠,現(xiàn)在來找他報仇似的!
有關(guān)這項研究的秘密,一經(jīng)披露立刻引起軒然大波。哥倫比亞新聞公司的《周日早間新聞》欄目以《以科學的名義將雙胞胎分開》為題進行報道。美國國家公共電臺則播出了題為《每個人都應(yīng)得到尊重》的廣播故事。
遺傳學家托馬斯·鮑查得(Thomas Bouchard)評價伯納德和紐鮑爾“幾乎可以說是魔鬼”。同樣作為雙胞胎研究專家,他只是將孩子們帶到實驗室。在一周的時間內(nèi),安排他們住在不同的房間里,回答上萬個同樣的問題。通過對比分析,然后得出結(jié)論。
“沒有人有資格,無論用什么借口,剝奪別人的幸福。”托馬斯補充道。
斯本斯·查平收養(yǎng)之家的退休主席也表示:“我們從不這樣做!边@是美國最大的收養(yǎng)機構(gòu)之一。
獲得普利策圖書獎《雙胞胎:誰能告訴我們,我們是誰》一書的作者勞倫斯·賴特(Lawrence Wright)統(tǒng)計,全世界大約有不到300對失散的雙胞胎最終重逢。與葆拉姐妹不同,他們大多數(shù)被親戚分別收養(yǎng),并知道對方的存在。
據(jù)了解,如今大多數(shù)收養(yǎng)機構(gòu)被禁止分離雙胞胎。
分歧
消息很快傳開了。
周圍的許多朋友恭喜姐妹倆終于重逢!斑@可比彩票中大獎還幸運!陛崂闹蹲右彩莻養(yǎng)子,他嫉妒地說,“真不公平,我也想有個雙胞胎!
相比之下,伯恩斯坦夫婦和莎因夫婦反應(yīng)更大。2004年9月,當他們在葆拉的公寓相見時,好比失散多年的親戚,一下子擁抱在一起。葆拉的母親開始號啕大哭。
“我的天啊,”艾莉斯的父親盯著葆拉驚呼道,“你看起來和艾莉斯高中的時候一模一樣。這真是不可思議!”他還開玩笑說,如果當初領(lǐng)養(yǎng)了葆拉,或許現(xiàn)在已經(jīng)榮升外公了。
在各式各樣的假設(shè)中,最多的假設(shè)莫過于“如果你的家庭收養(yǎng)了我,我會變成你嗎?”答案最終是否定的,因為姐妹倆逐漸發(fā)現(xiàn)了彼此的分歧:一個喜歡自由,一個向往穩(wěn)定;一個抱定獨身主義,一個擁有幸福的家庭。
最激烈的一次矛盾爆發(fā)源于約見律師。當艾莉斯與葆拉商量咨詢內(nèi)容時,葆拉的回答讓她大吃一驚。
“我想知道凱瑟琳未經(jīng)我允許,就幫助你聯(lián)系親屬,這種行為是否合法?”
“什么?難道不應(yīng)該是路易斯·韋斯之家私自把我們分開是否合法嗎?”
“我很生氣凱瑟琳告訴我你的存在!薄半y道你希望我從未找過你?”
葆拉遲疑了,輕輕地說:“不管怎樣,那都是過去了!
葆拉事后坦言,自己并不喜歡沉溺于往事。在丈夫入睡后,她在日記里寫道:“如果我和艾莉斯從小共同長大,我肯定不會那么孤獨無助。但我還是有些難以接受,這個世界上還有另一個我的存在!
艾莉斯聯(lián)想起7歲那年全家到海濱度假。一個大浪把她卷入海中,吞下好多水,以至于無法呼吸。“當時我的心情就是那樣,十分痛苦。”
但畢竟血濃于水。姐妹倆最終在一部電影中達成和解。通過艾莉斯導演的這部電影,葆拉意識到妹妹的生活方式并非難以接受,F(xiàn)在,她深深為艾莉斯的才華感到自豪。
當記者致信葆拉,詢問兩姐妹是否依然存在爭執(zhí)時,她給了“幾乎沒有”的答案。
“當我們相遇時,我的頭發(fā)短些,顏色淺些,F(xiàn)在變長了,也重新染色了。與此同時,艾莉斯的頭發(fā)又剪斷了。所以我們的頭發(fā)變得一模一樣了。”葆拉解釋說,“我們不像最初見面時那么介意一些東西了。”
母親
眼下,這個拼圖游戲上最大的空白就是母親了。通過一位路易斯·韋斯之家的老員工,葆拉找到了她們出生28天后,在麥格太太家的檔案記錄。其中的葆拉被稱為讓,艾莉斯叫瑪瑞安(Marian)。
檔案記錄中寫道:“麥格太太顯然在悉心照料這對雙胞胎。她甚至能辨認出兩者的區(qū)別,體重、面部表情和胎記等各個方面。她還注意到讓比瑪瑞安更為活潑,醒得早,哭得更大聲、時間更長。雖然她更喜歡讓,但她盡量平等對待每個孩子!
麥格太太現(xiàn)在在哪兒?她是否知道路易斯·韋斯之家無權(quán)泄漏她的真實姓名?這對雙胞胎姐妹不由地嘆息:居住在紐約的麥格太太何止成千上萬,哪一個才是她們要找的麥格太太?她們抱著最后的希望發(fā)出最后一封信,試圖探詢有關(guān)生母的點滴信息。
2006年5月,在葆拉生下第二個女兒不久,姐妹倆收到以下回復:
“當你們出生時,你們的母親在一家州立精神病院住院。在之前的1968年6月24日,她有過一次自殺行為。隨后被診斷出精神病性疾病,開始服用治療藥物奮乃靜。據(jù)說她是個膀大腰圓的女人,擁有棕色的頭發(fā)和眼睛,牙齒不是很好。由于她當時精神混亂,并不知道你們的父親是誰!
這和姐妹倆的猜想完全吻合!拔乙恢庇X得她肯定是個大個頭!陛崂χf,“現(xiàn)在聽起來好像是個狼外婆!
下一步就是查詢母親的名字了。通過猶太家庭及兒童服務(wù)局(Jewish Board of Family and Children's Services),這對雙胞胎了解有兩個選擇。
其一是哥倫比亞大學的健康科學圖書館。1998年伯納德去世后,她把個人信件和文檔捐到這里。有關(guān)兒童發(fā)展中心的雙胞胎研究,被放在3個128.5升容量的盒子里。然而只有等到2021年1月1日才能對外開放。
還有一個辦法是到紐約市公共圖書館。在位于地下的宗譜室里,有兩大本1968年紐約新生兒的全部記錄。
這對姐妹選擇了后者。葆拉從字母A查起,艾莉斯尋找9月13日在長島出生的所有女嬰?上5個小時過去了,她們一無所獲。
一周后,兩人再度來到圖書館,終于在厚達1076頁的記錄里,找到了母親的名字:讓·維特(Jean Witt)。坐在圖書館的臺階上,艾莉斯含著淚說:“我找了媽媽兩年,現(xiàn)在終于找到了!
葆拉望著只有一街之隔的林肯大廈說:“我爸爸曾經(jīng)在那里工作,我去看過他無數(shù)次。誰能想到我曾經(jīng)這樣接近身世!
真相
幸福似乎就在眼前。通過互聯(lián)網(wǎng),葆拉開始查找維特家族。鑒于路易斯·韋斯之家曾透露母親的父兄都擔任律師,她們將目標鎖定為大衛(wèi)·維特(David Witt)。
這個猶太人出生于1936年,比生母大3歲,同時還有個律師父親。不過資料顯示他是家中的獨子。難道維特家族不愿意承認未婚先孕的女兒,還是那個女兒早已離開人世?
這些疑問并沒有得到大衛(wèi)·維特的解答。他在電話里冷冷地回答:“對你我沒什么可說的!
姐妹倆揣測:他究竟是不是舅舅,如果是的話,為什么這種態(tài)度?如果不是的話,為什么不直接說打錯了?他是不是有什么難言之隱?
“我認為如此!陛崂f。艾莉斯也同意:“這極有可能。”
她們開始行動。先是給大衛(wèi)·維特寫了封信,再三表示決無惡意。接著她們找了名私家偵探,開始打探有關(guān)生母的消息。
葆拉坦言并不打算約見生母,只是希望了解她的現(xiàn)狀,“無論她在20年里搬過47次家,還是永遠住在同一間房子里;無論她從未結(jié)婚,還是生過其他孩子”。
私家偵探首先有了消息。讓·維特的真實姓名叫麗達·維特(Leda Witt),已于1978年去世。此外還找到一張麗達高中時的畢業(yè)照片:一個留著厚厚卷發(fā)的女孩兒,活潑開朗地笑著。
有關(guān)生母模糊的形象逐漸清晰起來,尤其在2006年年底維特舅舅的到訪之后。他并沒有多言自己的態(tài)度為何轉(zhuǎn)變,只是相約在曼哈頓阿姆斯特丹大道的第77街見面。據(jù)說,這是麗達·維特出生的地方。
維特舅舅彬彬有禮,卻有些緊張。他的臂膀在顫抖,而且一言不發(fā)。
他領(lǐng)著外甥女在街角打轉(zhuǎn),依舊一言不發(fā)。
終于,這位身穿條紋牛津襯衫的老人指著一棟樓房說:“這是麗達生長的地方!彼nD了一下補充道,“也是她度過最后歲月的地方!
在這位哥哥的描述中,妹妹麗達生病前是個活潑、開朗和聰明的好學生。她的愛好是繪畫,雖然水平一般。身為猶太人,她很少參加猶太教的聚會。同樣的,她也沒有告訴大衛(wèi)孩子的生父是誰。
告別之前,這個舅舅喊住了轉(zhuǎn)身走遠的雙胞胎姐妹,高聲說:“她是個好人!
就像不斷更新的電腦技術(shù),葆拉有關(guān)過去的印象似乎一下子從一張照片,擴展到無數(shù)個故事。2007年,她和艾莉斯把這些經(jīng)歷集結(jié)成書,取名為《最熟悉的陌生人——一對雙胞胎分離又重聚的回憶》。
這本書先后登上《讀者文摘》、《連線》等雜志的推薦書目,并被冠以“又酸又甜的回憶”和“令人震撼的故事”等評語。據(jù)出版商介紹,這本自述體書籍已經(jīng)翻譯成法語和荷蘭語,還在加拿大、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發(fā)行。
如今,這對姐妹住在紐約布魯克林的同一條街道上。當艾莉斯坐在陽臺上讀書時,抬眼便可以看到葆拉和女兒在草坪上玩捉迷藏游戲。有時候夜晚,兩人穿上寬大的睡衣,喝著草本飲料,坐在露臺上聊天。
“很難說我們的未來如何,那確實是未知領(lǐng)域。”艾莉斯說,“自從找到了葆拉,我覺得失去的所有又回來了。”
幾天前,姐妹倆正在美國、荷蘭和比利時旅行。她們計劃把無辜失去的35年光陰一點一滴補回來。
住在一家鄉(xiāng)村旅店里,葆拉給記者回信說:“我現(xiàn)在深切領(lǐng)會到姐妹的含義。希望遠在天國的媽媽能夠知道,你的女兒們相處得很好! (記者 楊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