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人都能很快從常理判斷,這兩件事沒有同時發(fā)生的可能。按《西游記》的說法,在這段時間里,太上老君只集中精力從事著一件事:鍛燒孫悟空。而按道教的說法,在這段時間里,太上老君又花了很多精力,口授夢托,幫助成就著華夏人間的五斗米教。太上老君只有一個,究竟哪種情形才真實發(fā)生在他身上?
國學大師陳寅恪可能會對這個問題的答案感興趣。因為,上面的整番考證,大抵屬于他欣賞并駕馭自如的“詩史互證”治學法。孫悟空哪一年大鬧天宮?鬧天宮時太上老君在干嘛?太上老君有沒有空閑在同樣時間里分身抽暇、去為人間五斗米教的成立儀式剪彩?這些問題,本質(zhì)上和陳寅格著名的考證“楊貴妃入宮前是不是處女”應(yīng)該說殊途同歸。以詩證史,以史證詩,都非深厚學養(yǎng)莫辦,它在證得人一愣一愣的同時,也留下了限度。想象性的文學作品能被動輒用來作為求證歷史的材料嗎?錢鍾書就終其一生不屑此道。有意思的是,《西游記》恰是錢氏的小說最愛。
出于國姓之故,李唐一代對老子的信奉是空前的。由此我們才能理解,一部《西游記》會提到太上老君那么多事跡,像童子下界化為金角銀角大王占山為王啦,坐騎下凡變做青牛精啦,施舍一粒金丹救活烏雞國王啦,以三清之一的身份坐鎮(zhèn)車遲國道觀等等。單從這點看,吳承恩還是很給“詩史互證”的學者們方便的。不過,正所謂智者千慮也有一失,他顧及這頭之余,放懈了那頭,太上老君在他筆下既要火燒妖猴,又得口授凡教,就太累了點兒。更別提,那南天門四大天師里竟有個名叫張道陵的。人家還在凡間風風火火創(chuàng)五斗米教,陽壽未盡,這邊廂卻提前讓他大模大樣地當起天師來了,讀到諸如此類的地方,我們自可嘿然一笑,然后說聲:我這一撐代表了飯已經(jīng)吃飽。(摘自香港大公報 作者:劉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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