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人們有理由期待，在各地頻發(fā)的拆遷對抗性事件，能產生一種倒逼效應，從而讓這種外部壓力轉化為制度變革的內在動力

　　《拆遷條例》，改還是不改？

　　本刊記者/韓永

　　近兩年，因強拆而引發(fā)抵抗的事件已有多起。長期關注拆遷問題的社科院農村所研究員于建嶸公開發(fā)文說，中國的拆遷問題，已經到了“民不畏死”因而“莫要以死懼之”的地步了�！按耸轮�破題，需要另尋他途。”

　　對“肇事者”之一——《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下簡稱“條例”)的改造成為備選的路徑之一。今年11月7日，北大法學院沈巋、王錫鋅、陳端洪、姜明安、錢明星等5位教授以公民身份上書全國人大，力陳該條例與上位法的諸多沖突，建議對沖突之處予以撤銷或修改。

　　北京才良律師事務所律師、著名拆遷律師王才亮同時建議，這種修改不應止于對該《條例》的動刀，而應該覆蓋整個拆遷制度。他說，各地頻頻發(fā)生的拆遷案件，或可對這一過程產生一種倒逼效應。

　　強拆前傳

　　這些人命攸關的拆遷事件，在強拆之前，拆遷人大多已在法律上埋好了“伏筆”——《條例》規(guī)定，在強拆之前，拆遷人先要通過兩道關。

　　第一關是取得拆遷許可證。頻繁的拆遷事件發(fā)生后，拆遷人和相關的政府部門廣為援用的一個辯詞，就是其拆遷的手續(xù)齊全。而其中的一個重要的手續(xù)，是拿到拆遷許可證。

　　但在“上書五教授”之一的王錫鋅教授看來，現(xiàn)行《條例》所規(guī)定的拆遷許可程序的背后，存在著天然的巨大漏洞，它使得拆遷許可證的獲得，一開始就陷入一種“拿自家的耙子，去拆人家墻”的邏輯悖論中。這一漏洞就是：拆遷許可，本應以對被拆遷人房屋所有權的有效征收，即贖買房屋的所有權作為前提，但在《條例》對拆遷許可設定的5個條件中，根本就沒有有效征收這一項。

　　《條例》第七條，對拆遷人申請拆遷許可證所設定的條件共有5個：一、要有建設項目批準文件；二、要有建設用地規(guī)劃許可證；三、要有國有土地使用權批準文件；四、要有拆遷計劃和拆遷方案；五、要有辦理存款業(yè)務的金融機構出具的拆遷補償安置資金的證明。

　　“就是說，拆遷人只要獲得用地的許可，不需要房屋所有人的同意，就可獲得拆遷許可證�！蓖蹂a鋅說。一位代理過多起拆遷案件的北京律師打了個比方：“這就等于說，在我手握房屋所有權的情況下，別人已經背著我，把我的房子給處分了�！薄岸�一個合法的程序應該是：你先把我的所有權買走，你才有權處分。這個買走所有權的程序，就是征收。”

　　在取得拆遷許可證后，按照《條例》的規(guī)定，拆遷人開始進入對被拆遷房屋定價的階段。之所以說是“定價”，而不是“討價還價”，是因為這一過程很容易被政府主管部門的一紙裁決強行中斷�！稐l例》第十六條規(guī)定：“拆遷人與被拆遷人或者拆遷人、被拆遷人與房屋承租人達不成拆遷補償安置協(xié)議的，經當事人申請，由房屋拆遷管理部門裁決。”

　　此處所指“當事人”，既包括拆遷人，也包括被拆遷人。但上述拆遷律師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在實踐中向房屋拆遷部門申請裁決的，絕大多數(shù)是拆遷人，“一方面是因為他們更關注拆遷的進度，另一方面，作出裁決的機關，正是之前簽發(fā)拆遷許可證的機關。該機關在上一個環(huán)節(jié)中罔顧被拆遷人利益的表現(xiàn)，已經傳達出一個清晰的信號：在拆遷人與被拆遷人之間因補償問題爭執(zhí)不下時，它會選擇站在拆遷人這一邊�！�

　　甚至有拆遷人摸準此脈，對拆遷公告密而不發(fā)或者發(fā)在別人看不到的地方，以免引發(fā)被拆遷人的糾纏。待到公告期滿，馬上訴諸裁決，讓被拆遷人猝不及防�！氨本┚陀羞^這樣的案例，”北京才良律師事務所律師王才亮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在裁決這一關被輕易攻破后，強拆就已經迫在眉睫了�！稐l例》第十七條規(guī)定：“被拆遷人或者房屋承租人在裁決規(guī)定的搬遷期限內未搬遷的，由房屋所在地的市、縣人民政府責成有關部門強制拆遷，或者由房屋拆遷管理部門依法申請人民法院強制拆遷�！�

　　裁決規(guī)定的搬遷期限一般較短，上海閔行區(qū)近日廣為關注的“一個女人的燃燒瓶和政府鏟車的拆遷大戰(zhàn)”的主角潘蓉，在收到行政裁定的第15天，就等來了隆隆推進的大型挖掘機。

　　利益鏈條

　　拆遷人的定價申請之所以能輕易獲批，受訪的多位業(yè)內人士分析稱，是因為地方政府在背后有扯不清的利益聯(lián)系。

　　一個顯而易見的證據(jù)，是一些遭遇強拆的房子，其價格在裁定中嚴重被壓低。潘蓉400多平方米的四層小樓，在裁定中能夠獲得的補償，是每平米761元的房屋重置補貼，再加上1480元的土地補償。而在同一地段，商品房的價格已經賣到1.5萬元一平米。潘蓉對前來動員的政府官員說：“我這棟房子，你給我67萬元。我現(xiàn)在給你70萬元，你就給我買一個差不多屋況的，怎么樣？”對方回答說這根本不可能。

　　上文提到的拆遷律師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在總的成本既定的情況下，開發(fā)商愿意在招拍掛中為土地出價的高低，與其可能為拆遷所付出的成本成反比�！霸诓疬w中付出的成本越小，開發(fā)商越肯為土地付出高價，反之亦然。這就將政府和被拆遷人置于天平的兩端。地方政府如果想從土地中獲利，就不得不通過手中的權力，壓低對被拆遷人的補償價格�！�

　　上海的潘蓉事件還有一個插曲：在閔行區(qū)政府和拆遷人樞紐工程建設公司簽訂的土地拆遷大包干協(xié)議中，該公司委托給區(qū)政府的征地款是每畝地130萬元，整個虹橋機場的拆遷費用高達148億元。但是補貼到被拆遷人手中的征地款是每畝38萬元。剩下的每畝近100萬元的補償款哪兒去了？閔行區(qū)虹橋樞紐動遷指揮部主任吳仲權解釋說，該地塊是在政府的擴建消息傳出后才大幅提升的，因此由之產生的土地增值價值不應該由群眾取得。

　　王才亮還向《中國新聞周刊》提到了地方政府與開發(fā)商合作的一種發(fā)生變異的形式。他說，由于土地出讓金還要上繳給中央30%，有些地方政府正謀劃著將其中的一部分轉化成拆遷費用。“比如土地出讓金本來有一個億，我只收你2000萬，另外的8000萬就搞成拆遷費用。前者是要進中央財政預算的，后者則不進�！敝劣诳赡軙�在招拍掛中失去競爭力，王才亮說，一個常用的規(guī)避辦法就是找一個關聯(lián)公司作為競標的陪襯。

　　倒逼改革

　　在拆遷引發(fā)的群體性事件頻發(fā)的大背景下，拆遷制度的改革重被提上日程。這一改革的路徑有兩個，一個是從理論上完善拆遷制度，二是在現(xiàn)實中借案件倒逼該制度改革。

　　“上書五教授”之一的王錫鋅教授認為，這一改革的核心在于要平抑政府的利益沖動。他說，要做到這一點，從制度設計上可以分幾步走：一是強調必須是為了公共利益才能拆遷。“商業(yè)開發(fā)不能由政府出面”。

　　何為公共利益？王錫鋅說在《物權法》起草時，曾有人提出對公共利益做一個清楚的描述、列舉，但由于一些人的反對未遂。他說，現(xiàn)在對其進行明確的列舉是不太可能的，但可以通過兩個程序予以彌補，一是可以規(guī)定一些原則，二是再配置一個要利益相關者以及公眾廣泛參與的程序�！氨热缗f城改造，其實就是商業(yè)開發(fā)，但政府可能說是公共利益，這時候就應有討論。這就能打破地方政府對公共利益界定的壟斷性話語權�！�

　　這一制度設計的第二步，就是規(guī)定即便拆遷是為了公共利益，也要有公平的補償�！笆裁词枪�平？最重要的就是市場比較。你拆我們房子，我們可以按照同一地段同樣房子的市值作比較。是拆遷時候的市值，而不是以前的。”王錫鋅說：“如果真能給予市場價格的補償，政府拆房子賣地就沒有差價了。如果不是為了公共利益，(地方政府)就沒必要考慮拆了。”王錫鋅說，如果能做到這個，就等于抽掉了地方政府強勁的利益驅動，無異于釜底抽薪。

　　第三步，是將補償從現(xiàn)有的拆遷階段提至征收階段。這樣不僅可以修補《條例》與幾個上位法之間的沖突，還會漸次扶起已經倒下的多米諾骨牌�！捌渲械囊�義在于，拆遷一定要在征收完成后進行，而征收的完成則以補償?shù)耐瓿勺鳛榍疤帷薄?/p>

　　至于在雙方因價格問題爭執(zhí)不下時應如何處理的問題，王錫鋅建議像國外一樣，引入第三方評估機構，而不是像現(xiàn)在這樣由難逃利益干系的政府有關部門進行裁定。

　　王錫鋅說，在這一領域，最主要的立法其實不應該是拆遷法，而應該是不動產的征收與補償法。“應該對《物權法》第42條有關征收補償?shù)囊?guī)定立一個配套的法律，而我們現(xiàn)在關注的僅僅是末端”。

　　但這一制度設計如何轉化為現(xiàn)實？全國人大法工委法規(guī)備案室官員對5教授的上書回應說，國務院正在準備修改《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目前已組織相關部門再次進行前期的立法調研工作。據(jù)《中國新聞周刊》了解，國務院法制辦于12月16日對《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進行專項研討。像當年孫志剛案引發(fā)收容遣送條例廢除一樣，此次由唐福珍案引發(fā)的法律修改，也許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