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初，兩院院士新增選名單相繼公布。報紙上隨之便有以下統(tǒng)計數(shù)據(jù)披露：中國科學院新增的35名院士中，八成是高校或研究機構(gòu)的現(xiàn)任官員；中國工程院新增的48名院士中，超過85%是現(xiàn)任官員；工程院60歲以下新當選的院士中，均有校長、院長、副院長、董事長等職務，僅有一人例外——臺灣云林科技大學的楊永斌只有“教授”頭銜，沒有行政職務。研究院士制度近10年的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顧海兵則認為，“仕而優(yōu)則學，學而優(yōu)則仕的現(xiàn)象是一種必然，無非是受中國人骨子里‘官本位’文化的影響。”(《中國新聞周刊》12月17日)

　　被視為科學界最高榮譽的兩院院士，現(xiàn)在看來，由于過多的院士還擔當著各自學術單位的行政職務，因而稱當下的兩院院士為“院仕”，一點也不為過。

　　實際上，當過多的擁有學術成就的學者們擔當起行政職務，或者說，許多只有行政職務的官員通過仕而優(yōu)則學的路徑，擔當起院士這一榮譽時，中國科學界的最高榮譽已經(jīng)在行政化至上的影響下，被異化。而在學術成就與為官之道的相互作用之下，院士與院仕的界限變得越來越模糊，官與學者的界限也變得越來越模糊，這才是最令人擔憂之事。

　　為什么學者必須掛上行政頭銜？這里面，既有學術單位利益的糾結(jié)，也有個人在名與利之間的通吃與雙贏，更有顧海兵先生所說的，既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的互利互惠。如是的評選院士的制度設計，則必然導致院士與院仕的互相重疊，而官學不分，則正是某些企圖借此混水摸魚者所希望看到的。

　　如是看來，官本位真是個難以清除的大毒瘤，其存在于中國學術界由來已久，長時間地影響著中國學術界的價值判斷與利益分配。事實上，正是看到了為官者在學術單位中的通贏與通吃現(xiàn)象，所以才會有大量的學者甘于去做一些瑣碎的行政事務，甘于以學術時間的犧牲為代價，換來行政職務之后的諸多權力。而在學術單位之中，行政上的權力，則意味著大量的科研經(jīng)費以及各種可以唾手而得的利益，行政至上而非學術至上，實際上已經(jīng)牢牢主宰了學術單位的走勢與方向。

　　因此，既出現(xiàn)學術上有所成就者千方百計要去擔當行政職務，同時那些在學術成就上沒有任何造詣的官員也通過權力的通吃，為自己在學術上的成就謀得一席之地。學術與行政的糾結(jié)不清，使得中國的科研單位與學術單位的走向也變得異常混亂。八成院士是“院仕”的事實，再清楚不過地說明了這一點。

　　歸根結(jié)底，在中國的科學領域中，行政的權力依然遠遠高于學術權力，行政的力量依然在科學界起著決定性的主導作用。如果認識到這一個無情而又冷酷的事實，還有誰會主動去與強大的行政力量進行對抗呢？既然在學術與行政之間存在著一個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從屬關系，那么，與其無力地抵抗，還不如隨大流。

　　在如是的整體背景之下，就算有再多的院士成為“院仕”，也不會令人更加驚奇。只不過，當學術不能歸學術，行政不能歸行政，二者的位置總是呈現(xiàn)出時空交錯般的混亂時，學術價值只能成為這一領域中的從屬，這才是真正可悲之處。王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