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解放的婚姻

　　拜堂那天是1944年8月初八，老婦人還是少女。她當時想，“怎么都是一輩子，熬吧，死了，下輩子不能這樣。”

　　“解放前女人的地位很低賤”，女孩子“落地就是人家的人”，老婦人回憶說，自己做了童養(yǎng)媳，基本和仆人差不多，吃飯不能上桌，不能出門，生火做飯洗衣服，走路都要低著頭，坐下來腳不能伸直。當時流行著幾句俗語“女人一枝花，照前照后吃鍋巴”，“出嫁從夫，夫死從子”，就是她生活的寫照。

　　但僅僅幾年后，她發(fā)現(xiàn)，“翻天覆地了”，有些事情似乎不需要下輩子。

　　1949年，在滿口新鮮詞匯的革命士兵和干部的改造下，村莊的層級和財富結(jié)構(gòu)瓦解重構(gòu)，老婦人的婚姻也是如此——她被告知，解放了，自由了，窮人可以自己做主了。

　　這一年，她與“癱子”離婚。事實上，她并不覺得這是完全出于自主的選擇，因為，“癱子”丈夫被鎮(zhèn)壓了，離婚成了一個后補的手續(xù)。

　　但自由是真實的。

　　“婚姻關(guān)系和家庭結(jié)構(gòu)是一個社會最重要的存在形式。而革命，從微觀來說，就是要革舊時婚姻和家庭的命。”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對建國初期社會史頗有研究的河北師范大學政法學院教授張志永說。

　　那些被阻斷的婚姻和家庭同樣被華中科技大學鄉(xiāng)村治理研究中心關(guān)注。該中心博士申端峰研究湖北當?shù)剞r(nóng)村基層治理的問題時，意外發(fā)現(xiàn)了很多當年的離婚者。這位年輕的博士意識到，聚集式的離婚在基層的治理中也會造成特殊的狀態(tài)，也是他開始深入研究這個群體，以及當年的離婚潮對鄉(xiāng)村的影響。他認為，解放前的包辦婚姻有著特定的含義，即“搖籃窩子里結(jié)親”“奶娃子結(jié)親”甚至是指腹為婚，包辦婚姻100%是要到位的。當時有一個“傳書”的行為，把女方的生辰八字送到男方家里，就表示女方落到男方家里了，這是命里注定的，不能離婚。所以，在舊社會也就不存在所謂的離婚，《婚姻法》成為新中國成立后頒布的第一部法律，政治意義可想而知。

　　申端峰的調(diào)查發(fā)現(xiàn)，新《婚姻法》頒布后，在農(nóng)村，很多家庭都是三言兩句就離婚，村里有70%的包辦婚姻離婚。日后，這被研究者視為新中國的首次離婚潮。時間大致是從1950～1956年，當時離婚的原因是解決“先天不足”為多，即取消舊社會的童養(yǎng)媳婚姻、盲婚等。此外，一些干部進城后拋棄沒有感情的糟糠之妻也占相當部分，累計約有600萬對。

　　當時的離婚“可不是出于嫌貧愛富，嫌美愛丑，只是為了生活，再婚后也很遭業(yè)(方言，遭罪的意思)，但兩個人都可以勞動”。老婦人顯然是在說自己。在與“癱子”的短暫婚姻里，夫婦并肩勞動如同天方夜譚。

　　對于“新婚姻法”，老婦人是受益者，她談起這段往事，終于顯出難得的精氣神。她甚至給坐在對面調(diào)研的申端峰唱起歌來，一首關(guān)于當年新《婚姻法》的歌，她唱之前，提醒說，這是一首男女對唱的歌，“(女唱)封建制度是一條鐵索鏈，婦女這么受欺騙，男女的婚姻父母包辦。(男唱)裝袋旱煙倒杯茶，咱來說個知心的話，你的我的婚姻是咋樣的？凡是金花配銀花。(合唱)凡是金花配銀花。(女唱)毛主席頒布的新婚姻法。”

　　多年研究建國初期婚姻制度改革的河南師范大學教授李洪河則表示，在離婚案件中，由女方主動提出的已經(jīng)占了一定比例。其中，大多是婦女不堪忍受丈夫和公婆的虐待，或不滿足買賣包辦婚姻而提出離婚。

　　李洪河說，在當時陜西省安塞洛川黃陵甘泉富縣宜川等6縣的檔案資料中，1951年上半年不完全統(tǒng)計，法院受理一審離婚案件共291件，占同期民事案件的51.6%，而其中由女方提出離婚者達90%以上。

　　此外，女人在婚姻結(jié)構(gòu)中的角色也不再單純是一個附屬品。以江蘇省武進縣勝東鄉(xiāng)為例，在解放以前，荒墩村20戶人家，19戶打老婆，只有一戶不打，因為丈夫是個呆子。但是解放后，一切都不同了，在處理家務和生產(chǎn)問題上，婦女有參加意見的權(quán)利，她們也可以自由地參加社會活動。許多婦女們還擁有了家庭經(jīng)濟的處理權(quán)，不少媳婦身上有了人民幣，上街趕集，合作社入股。過去男人不在家，有人借米討債，女人在門里答復“沒有人”，現(xiàn)在則可做主處理。

　　讓婚姻自由，不只是讓女人成為“解題者”，也是讓貧窮的男人獲得擁有命題的可能。對于貧困的農(nóng)民來說，這幾乎與需要土地一樣重要。毛澤東深知這一點，1930年他在江西瑞金建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一年多以后，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便頒布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婚姻條例》，1934年4 月8日中執(zhí)委又頒布了《婚姻法》�！吨腥A蘇維埃共和國婚姻條例》中的重要規(guī)定包括：一、廢除一切封建的包辦、強迫和買賣的婚姻制度(第1條)；二、實行一夫一妻，禁止一夫多妻(第2 條)；三、男女一方堅決要求離婚的，即行離婚(第9條)。

　　在建國初期的最初幾年，因為新婚姻法的刺激，離婚潮涌動，但事情的另一個極端卻是自由泛濫。

　　與老婦人同在楚村的付姓老人，1935年出生，有7個孩子。他1951年結(jié)婚，當時16歲，當年就離婚，1952年再婚。與同齡人一樣，他的第一次婚姻也是典型的包辦，他記得那天早晨起來去離婚，然后回家吃早飯，就去參加隊里搞的文娛活動，當時叫“出故事”。這位老人說：“當時離婚的很多就像開玩笑，‘別人都離婚了，我們也離婚去’，就把婚給離了。很多就是今天結(jié)婚，明天離婚，兩個人說笑話就去離婚，這樣的事情在當時太多了�！�

　　另一位同在楚村的80歲周姓老人給出當時離婚的理由是，女方的眼睛、耳朵都不好，所以他提出離婚。

　　付姓老人回憶，當時管離婚的是區(qū)政府的秘書，離婚的很多，排隊離婚，“場面好大”。1955年之后，政策就緊了，不簡單離。申端峰認為，在這種新的婚姻倫理的確立過程中，國家權(quán)力無疑發(fā)揮了主導性的作用。

　　此后，中國另外三個離婚潮分別出現(xiàn)在文革時期、改革開放后至1989年，以及1990年至1999年的10年期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