蘭州市居民生活用水價格公開聽證會前，參會的消費者代表多在各自小區(qū)里做了調查，結果顯示，大多數住戶對水價上漲持反對意見。富有戲劇性的是，本次聽證會的14名代表中只有2位反對水價上漲(8月17日《中國經濟周刊》)。

　　調查顯示大多數住戶反對漲價，在媒體報道中，質疑聲音也是占主流，但投票結果卻是贊成票占壓倒性多數。蘭州水價聽證會出現的這種怪現象并非個案。在7月31日舉行的洛陽市水價調整聽證會上，18名代表中，也是只有1人反對漲價。實際上，這種民意和輿論“一邊倒”反對漲價而聽證會“一邊倒”贊成漲價的現象不斷在各地上演。聽證結果為什么離民意越來越遠？聽證代表“手口不一”的怪現象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縱觀幾年來各地舉行的聽證會，我發(fā)現了一個“三部曲”：第一部，聽證代表由物價部門隨意挑選，強烈反對漲價的市民總是當不上聽證代表；第二部，聽證代表產生后，申請漲價的企業(yè)都要逐個拜訪，美其名曰“溝通”，實際就是“公關”，甚至可以說是“收買”；第三部，也就是聽證會的“人格分裂”了——為了政府的“信任”和企業(yè)的“誠意”，他們不得不選擇“贊成”，但為了給市民一個“交代”，他們又要作出一點“反對”的表示。

　　不難看出，主導“三部曲”的是一些長期流行的“潛規(guī)則”。雖然目前還沒有證據證明申請漲價的企業(yè)與政府官員及聽證代表之間發(fā)生過什么利益輸送，但除了“潛規(guī)則”，還有什么力量能如此“合法”地強奸民意呢？

　　說起來，我國的聽證制度建立還不到十年，但現在已經被架空了，甚至走向了它的反面。為了保證公共事務中的民意表達，讓聽證會真正成為民主決策的制度基礎，就需要提高聽證的透明度和民主性。比如聽證代表的產生由政府“挑選”改為群眾“推選”，禁止申請漲價的企業(yè)與聽證代表直接接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