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被逮捕以后，王文華始終聲稱，在自己的背后還有一個外國大老板。果有其事嗎?神秘的外國大老板

　　“都是老板把我害了!”王文華在法庭上如此懺悔。他說自己文化程度低、不懂法，還以為這事沒什么大不了的，沒想到會發(fā)展到今天這個地步。

　　長期從事電腦盜版軟件生產、銷售的王文華只具有小學文化程度，卻能將市場上各種資源成功整合起來，形成一條高效率的生產鏈，對此，很多人確實難以置信。那么，他口中的“老板”又是誰呢?

　　王文華多次向警方交代，他所有的犯罪行為，都是受一個外國老板的指使。2007年3月起，這位名叫“Gogo”的老板，給了他10萬元錢、3張節(jié)目源�！癎ogo”還給了他用光盤拷好的軟件序列號等一系列資料，讓他找人復制、偽造、銷售光盤，讓他幫忙租幾個倉庫將貨分散來放。

　　庭審中，法官問:“幕后老板如果到倉庫里取貨，你和他之間要不要辦理交接手續(xù)?”

　　王文華答:“沒有什么手續(xù)，我也沒有清點數(shù)量，因為老板知道我只有小學文化，這些貨我根本賣不出去。我很誠實的，要不，他也不會給我10萬元。”

　　可是一審判決顯示，對王文華的這一辯解法官未予采信。

　　據主辦此案的深圳市檢察院檢察官張若平和福田區(qū)檢察院公訴人林國輝介紹，王文華一直對自己的后臺外國大老板供認不諱，但就現(xiàn)有的證據而言，卻又難以證明。

　　從28億到308萬:“縮水”的秘密

　　2008年7月18日，深圳市福田區(qū)檢察院將此案訴至法院。由于此案驚動中美司法高層，涉及犯罪嫌疑人多達14人，案卷多達46卷。審查起訴期間，檢察院的兩個檔案柜，裝得滿滿當當。去法院開庭，檢察機關甚至專門開了一輛貨車拉檔案。

　　法庭上，檢察機關指控王文華、張大安、車庭鋒等11名被告人(有2名嫌疑人因為證據不足，沒有起訴，一名另案處理)，無視國家法律，以營利為目的，未經著作權人許可，結伙復制、發(fā)行他人計算機軟件，情節(jié)特別嚴重，應當以侵犯著作權罪追究其刑事責任。

　　難度最大的是如何確定犯罪數(shù)額。此前，媒體公開報道的案值是28億元，而一審判決書認定的犯罪數(shù)額為308萬元，其中王文華非法經營額僅為190萬余元;車庭鋒的非法經營額僅為118萬余元。從28億到308萬，數(shù)字為何出現(xiàn)如此之大的縮水?

　　辦案人員“揭秘”:前者的數(shù)字，是被侵權單位提供的，以相對應的真品價格計算。這起案件也因此被稱作是“全球最大軟件盜版集團案”。審判機關在計算犯罪數(shù)額時，只能依據中國的法律規(guī)定，以實際犯罪所得進行計算。一套正版軟件，市場價兩三千元，而盜版軟件的市場價格，僅為一兩百元，甚至幾十元就可以買到。然而，如何確定所查獲的盜版軟件的市場價格，對司法機關來說仍然是一項非常困難和復雜的工作。

　　為加大對知識產權犯罪的打擊力度，2007年4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侵犯知識產權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二)》重新修訂了犯罪數(shù)額標準:以營利為目的，未經著作權人許可，復制發(fā)行計算機軟件，復制品數(shù)量在500張以上(此前為1000張以上)的，屬于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條規(guī)定的“有其他嚴重情節(jié)”;復制品數(shù)量在2500張以上(此前為5000張以上)的，屬于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條規(guī)定的“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jié)”。這就意味著中國加大了打擊盜版的力度，犯罪門檻降低了一半。

　　2008年12月29日，深圳市福田區(qū)法院一審判決王文華構成侵犯著作權罪，判處有期徒刑六年零六個月，并處罰金150萬元;判處張大安有期徒刑五年，罰金40萬元;判處車庭鋒有期徒刑三年零六個月，罰金80萬元。

　　與王文華一起被判罰的從犯中，還有他的妻子伍習桃。

　　據記者了解，部分被告人已提出上訴。

　　采訪札記

　　盜版國際化呼喚國際司法合作

　　微軟盜版案報道寫完最后一個字，主辦此案的檢察官張若平的一句話，仍然縈繞在我的腦子里:“現(xiàn)在，軟件侵權盜版早已經是國際化了，在一國若干地區(qū)組織生產，在數(shù)個國家或全世界銷售。一方面，侵權盜版業(yè)已形成一條完整高效的國際化產業(yè)鏈;另一方面，打擊盜版的國際司法協(xié)助，雖然有了很大進展，但仍然障礙重重�！�

　　首先應予肯定的是，此案無疑是中美在知識產權領域的刑事司法合作上，創(chuàng)造的又一個成功的案例。中國警方在不到半年的時間內，一舉破獲一個在深圳、東莞兩地生產，銷售網絡遍布半個地球的盜版團伙。中國司法機關將11名犯罪嫌疑人定罪科刑。

　　其次，雖然此案成功告破，但也暴露出國家間刑事司法合作的軟肋，即國家間司法合作中所存在的制度障礙。據媒體報道，加拿大海關曾查獲一批盜版軟件，涉及到若干個曾被深圳警方拘留的犯罪嫌疑人。因為中加兩國尚未就知識產權保護簽訂司法協(xié)助協(xié)議，致使司法層面的合作，迄今進展甚微。犯罪信息難以互通，犯罪證據無從獲取，犯罪嫌疑人無法移送。即使是對于已經落網的犯罪嫌疑人，公訴機關最后也只能以“存疑不訴”處理，致使現(xiàn)代版的“捉放曹”故事，一再上演。

　　對知識產權的刑事司法保護，是打擊和遏制侵權盜版犯罪的最有力武器之一。隨著世界扁平化浪潮的到來，侵權盜版國際化趨勢的日益嚴重，國際間的司法合作，應越來越密切。然而，令人遺憾的是，由于各國對人權和主權的標準和要求有異，對知識產權的保護程度不一，致使國家間司法合作常常難產，成功案例不多，失敗案例不少，使得一些跨國犯罪分子得以逃避刑事司法追究。（徐選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