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7日上午，位于韓國京畿道利川的冷凍物流倉庫發(fā)生爆炸和大型火災，導致在里面工作的57名職工中40人死亡，其中有12名中國公民。據(jù)媒體最新報道，遇難者家屬和“Korea冷凍”方面今天在賠償金支付協(xié)議書上簽字，遇難者家屬將得到最低1.45億韓元至最高4.8億韓元賠償，而人均賠償金將達到2.4億韓元(約合人民幣195萬元)。

　　人們在為這些受難者家屬感到一絲欣慰之余，卻也感受到這一賠償標準與我國的死亡賠償標準之間的巨大差異。按照我國相關法律規(guī)定，死亡賠償金一般最高只有40萬元左右。

　　“我認為中國法律對公民生命、健康和精神損害的價值一直是嚴重低估的�！卑�頭空難案原告中國代理律師、雷曼律師事務所律師郝俊波今天在接受本報采訪時說。

　　生命價值幾何

　　我國公民死亡賠償一般根據(jù)《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確定金額。按照這一標準，我國死亡賠償金一般為40萬元左右。如2007年12月山西洪洞礦難104名礦工遇難身亡，最后每個身亡礦工家屬獲賠21.5萬元；2007年10月，福建莆田市一作坊發(fā)生火災，37人死亡、1人受傷，每個遇難身亡者家屬獲賠16.2萬元；2007年6月,九江大橋垮塌，7人死亡，每個遇難者的家屬獲賠40萬元左右。

　　目前，我國公民死亡賠償遠遠低于國際標準。郝俊波舉例說，1994年美國一個老太太在麥當勞買了杯咖啡，自己不小心打翻燙傷，結果陪審團判令麥當勞賠300多萬美元；2005年的萬絡案，部分患者服用美國著名制藥企業(yè)默克制造的鎮(zhèn)痛藥“萬絡”后，出現(xiàn)心臟病、中風和其他嚴重不良反應，陪審團判令制藥商賠償一名死者的遺孀2.53億美元。默克隨后陷入一連串法律糾紛和訴訟案，最后不得不拿出近50億美元和解。

　　“當然這樣的巨額賠償放在我國不太現(xiàn)實，但至少說明，國際上對生命價值的重視是我們所遠遠不及的。”郝俊波說。

　　按照我國上述司法解釋，計算死亡賠償金按照受訴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鎮(zhèn)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農村居民人均收入標準，按20年計算。但60周歲以上的，年齡每增加1歲減少1年；75周歲以上的，按5年計算�！�

　　但目前國際上比較通行的是霍夫曼計算法，即根據(jù)死者現(xiàn)在的年收入估算其將來大概的年收入，扣除支出費用以后，乘以未來可能的工作年數(shù)，并考慮到當前的利率水平，一次性支付所有賠償金額。此次韓國利川冷庫爆炸事件賠償，就是采用這一計算方法。

　　除此之外，還有一些特別的行業(yè)性規(guī)定。2006年2月28日頒布的《國內航空運輸承運人賠償責任限額規(guī)定》指出，國內航空運輸承運人對每位旅客的賠償責任限額為人民幣40萬元；按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涉外海上人身傷亡案件損害賠償?shù)木唧w規(guī)定(試行)》，死亡賠償?shù)淖罡呓痤~則為80萬元人民幣。但總的來看，賠償標準都比較低。

　　更有極端案例，2007年1月19日，有一名10歲女孩被火車撞死，鐵道部門僅賠償600元。處理此次事故的相關負責人稱，按照規(guī)定只能賠償300元，賠償依據(jù)是國務院1979年的178號文件《火車與其他車輛碰撞和鐵路路外人員傷亡事故處理暫行規(guī)定》�！兑�(guī)定》明確指出：“死亡者家庭生活確有困難的，由鐵路部門酌情給予80~150元火葬費或埋葬費，還可酌情給予一次性救濟費100~150元，傷者住院期間吃飯所需糧票須由本人交納�！�

　　“法律應該給中國公民生命一個更公平的定價�！焙驴〔ㄕf，“如果公民被自己的法律貼上了廉價的標簽，他們肯定不會尊重這樣的法律。比如現(xiàn)在的礦難，一個生命只值20萬元，而那些煤老板一天的利潤可能就有十幾萬元，這點錢對他們來說根本不算什么。對生命的不重視，導致礦難、事故頻繁發(fā)生�！�

　　呼吁提高賠償標準

　　其實，從倫理學的角度而言，每個人的生命都是獨特而珍貴的，因此不可能通過貨幣化的方式對人進行定價。但在很多時候，無價的生命往往要通過一定的方式定價，才能維護相關當事人的利益，“否則就是對生命的一種輕視”。因此，郝俊波等一批法律界人士致力于影響當前的司法政策，提高死亡賠償金標準。

　　郝俊波認為，死亡賠償金應該不低于200萬元，家屬的精神和情感傷害賠償應不低于100萬元�！凹偃绨l(fā)生礦難，礦主對每個遇難礦工賠償200萬元，就不會有那么多礦難了。假如中國的假藥制造者最終面臨像默克那樣的巨額賠償，他們就不會像現(xiàn)在這么猖狂！”

　　郝俊波的目標是，從航空這種高度危險和高額利潤的行業(yè)開始，最終全面提高公民的死亡賠償標準。“因為高風險，所以更需要認真控制，爭取將事故降到最低點；而因為利潤高，所以這些責任人有能力賠償，也只有巨額賠償，才能觸動這些高利潤企業(yè)，因為賠償少了，他們根本不在乎。”

　　有人擔心賠償標準制定得太高不符合中國目前經(jīng)濟發(fā)展的現(xiàn)實，會導致許多人賠不起，最終令法律形同虛設。郝俊波告訴記者，正是出于這個考慮，要先從高風險、高利潤行業(yè)的人身傷害案突破，提高生命賠償金額。從他代理案件的實踐來看，300萬元的賠償對航空公司來說是完全可以承受的，而事實上，這個賠償一般由保險公司賠付。

　　郝俊波告訴記者，他代理的包頭空難案本來是很有希望使遇難者家屬獲得高額賠償?shù)�，但因為中國法律�?guī)定的賠償標準太低，最終使對方簽訂協(xié)議后又毀約。2006年11月6日與東航、通用電氣及龐巴迪曾簽署書面協(xié)議，它們同意賠償32個家庭共計1175萬美元，平均每位死者的賠償約合300萬元人民幣，但一拖再拖，拒絕履行協(xié)議，郝俊波代表32名空難家屬向北京市二中院遞交了起訴狀，要求三方兌現(xiàn)賠償調解協(xié)議。但法院至今沒有立案，也未告知不立案的理由。目前，他們正在準備申請美國法院重新審理。

　　郝俊波告訴記者，自他代表包頭空難家屬索賠以來，每天都會收到很多郵件，咨詢各種損害賠償事宜。“他們都認為中國的法律保護不力，問我能否把他們的官司拿到外國去打。”

　　郝俊波向記者透露，他最近準備代表包頭空難家屬和他本人，向有關部門呼吁修改死亡賠償標準。 (本報記者 王俊秀 實習生 楊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