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如何在體現(xiàn)寬嚴相濟和對受害人實質撫慰精神的同時，避免出現(xiàn)可能的“花錢買刑”乃至“花錢買命”等妨礙司法公正現(xiàn)象的出現(xiàn)，是刑事和解更大范圍推廣的前提

　　文/韓永

　　當羅方(化名)的父母將7000塊錢交到孫力(化名)及其單位領導手中的時候，他們正在將自己兒子的命運交與一項新的司法制度。

　　2007年6月19日，北京市東城區(qū)人民法院審結了一起盜竊案。被告人羅方于去年10月中旬從單位離職，但他保留了單位鑰匙。在隨后的一個月時間內，羅方多次深夜返回公司上網和撥打聲訊臺交友電話，話費累計達681元。同時還竊走同事孫文的攝像機和單位的打印機等價值7475元的物品。

　　案發(fā)后，羅的家屬積極賠償了被害人及單位的損失，單位也出具了書面和解意見，希望法院不追究羅某法律責任。

　　正式開庭前，法庭特別安排被盜同事與羅方及其家屬見面。面對昔日同事，羅方誠懇道歉，失聲痛哭。同事表示諒解，請求法庭從輕處罰。

　　綜合以上因素，法官作出如下判決：“犯盜竊罪，拘役六個月，緩刑六個月。”羅方被當庭釋放。

　　值得注意的是，“刑事和解”作為一項頗受爭議的新型司法制度，首次出現(xiàn)在東城區(qū)人民法院的司法判決中。

　　和解了案

　　“這個案件正好與我們設定的幾個條件相符�！睎|城法院刑一庭庭長狄啟騁告訴記者。他們?yōu)檫m用刑事和解設定的條件包括：一、自訴案件或者因民間糾紛引發(fā)的盜竊、故意毀壞公私財物等侵犯財產犯罪、輕傷害犯罪、過失犯罪等，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依法可能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公訴案件；二、被告人犯罪情節(jié)輕微，對主要犯罪事實沒有異議，有悔罪表現(xiàn)，已全部或部分承擔被害人合理賠償費用，被害人要求從寬處理或者不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責任；三、被告人與被害人達成書面和解協(xié)議。

　　據該案主審法官、刑一庭副庭長陳錦新介紹，和解的過程非常順利。由于對被害者的賠償工作早已完成，被告人的悔罪態(tài)度就成為關鍵，而羅方的悔罪態(tài)度非常好，對被盜同事、自己家人、原單位充滿深深的愧疚，每每在和解的現(xiàn)場痛苦流涕，不能自已，原單位領導和被盜同事深受觸動。并且，羅方以前在單位的表現(xiàn)不差，與同事之間關系也很融洽，他們也希望在這個節(jié)骨眼上拉他一把。原單位領導甚至表示，如果羅方愿意，他們非常歡迎讓他重新回來工作。

　　于是，程序在相互信任的氣氛下快速流轉，法庭向當事雙方發(fā)放《輕微刑事犯罪案件和解從寬當事人權利義務告知書》，受害者與被告家屬簽訂和解協(xié)議，法院審查該協(xié)議，酌情作出從輕或減輕處罰的判決。

　　陳錦新告訴記者，由于準備工作做得非常充分，最后實際開庭的時間還不到一個小時。

　　寬嚴相濟 節(jié)省資源 實質撫慰

　　東城法院刑一庭庭長狄啟騁告訴記者，試行刑事和解制度的初衷，一是貫徹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二是為被害人解決實際問題。

　　“對輕微刑事案件的被告人處以監(jiān)禁的刑罰，有時未必能收到很好的效果�！钡彝ラL表示，有人會對判罰表示懷疑，有人會因此增加對社會的仇恨、對被害人的仇恨，這些種子在監(jiān)禁場所里埋下，會在他們重新走入社會后發(fā)芽。東城法院陳錦新法官告訴記者，羅方案如果不適用刑事和解制度，羅可能會被判處一年半左右的刑罰。

　　2004年，北京市海淀區(qū)人民檢察院對該區(qū)看守所400名短期服刑人員開展了一項實證調查，結果顯示，有56.2%的人表示對前途憂慮，不知道出去后將來如何發(fā)展；53.6%的人認為監(jiān)禁刑在其心理上產生了不利影響，導致性格壓抑，甚至人格扭曲；49.3%的人認為在看守所容易學到不好的東西。

　　“相比之下，把他們放在社區(qū)里進行教育，一是有一個平和的氛圍，二是監(jiān)督主體換成了相熟的鄰居、居委會人員，更容易產生自我約束的內在動力�！钡彝ラL這樣表述他們的想法。

　　催生刑事和解制度的另一動力是對被害人的實質撫慰。狄庭長告訴記者，東城法院的刑案執(zhí)行率在京城所有法院中名列前茅，仍然還有一半以上的案件難以執(zhí)行。

　　而廣東東莞中院的一份報告顯示，該院2003年刑事附帶民事案件23件，申請執(zhí)行總標的254.7萬元，實際執(zhí)行數(shù)額3.53萬元，執(zhí)行率為1.4%；2004年案件數(shù)61件，總標的額603.7萬元，實際執(zhí)行數(shù)額為0；2005年案件數(shù)66件，總標的額832.9萬元，實際執(zhí)行數(shù)額24.7萬元。

　　群眾將勝訴卻難以得到執(zhí)行的情況形容為“法律白條”。很多學者認為，“法律白條”現(xiàn)象的存在，不但損害了司法判決的權威，而且會帶來更為嚴重的后患，一些社會不滿情緒很可能會流向制度之外，嚴重沖擊社會秩序。

　　而在實行了刑事調解制度的北京市朝陽區(qū)人民法院，2006年刑一庭共審結刑事和解案件327件，解決賠償金額600多萬元。

　　朝陽區(qū)人民法院刑一庭法官李加曾向媒體表示：作為一審法院刑事審判庭的法官，他們希望通過案件審理，一方面實現(xiàn)刑罰預防和懲罰犯罪的功能，另一方面也使被害人得到精神上和物質上的安撫和彌補。

　　北京市檢察機關的《北京市檢察機關刑事和解實證研究》課題組曾經向“和諧社會語境下的刑事和解”研討會提交了一份研究報告，該報告在對東城、西城、朝陽、海淀、豐臺、大興、昌平七個區(qū)的檢察院公訴部門就輕傷害案件的和解情況在進行數(shù)據調查的基礎上給出下面一組數(shù)據：

　　在某一個兩年半時間段內，七區(qū)檢察院公訴部門共受理各類刑事案件27427件，其中輕傷害案件共4607件，輕傷害案件中，檢察機關適用和解結案的共667件，和解適用率為14.5%。

　　輕傷害案件經和解后，作移送公安機關撤回(撤案)處理的共534件，占80.1%；作相對不訴處理的共129件，占19.3%；作起訴處理的僅4件。

　　上海崇明縣人民法院適用刑事和解制度后，刑事附帶民事(包括自訴)案件調解撤訴率2005年達到94.28%，2006年為81.82%。

　　因撤案或撤訴而產生的司法資源的節(jié)省，也是法院或檢察院引入刑事和解制度時的一個重要考量。

　　“審案的壓力特別大�！睎|城法院刑一庭庭長狄啟騁告訴記者。有同樣體會的還有朝陽法院刑一庭庭長劉玉清，朝陽法院刑一庭一年要審理1000多個案件，有的法官一年要審理260多個案件。

　　北京師范大學宋英輝教授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經過刑事和解處理的案件，上訴的幾率幾乎為零。

　　爭議未決：花錢買刑?

　　這種當事人通過先行賠償、達成和解協(xié)議進而獲得法院輕判的制度，并不始自于東城法院。

　　早在2005年10月10日，北京市朝陽區(qū)人民法院就將民事案件中適用效果良好的庭外和解制度，首次應用于刑事案件領域，規(guī)定對進入訴訟程序、符合規(guī)定的刑事自訴案件和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案件，在自愿、合法的基礎之上，法官積極促成當事人就爭議問題通過協(xié)商達成和解方案。對已經賠償了被害人經濟損失的被告人，在量刑時酌情予以從輕處罰。

　　而在更早的2004年，南京市雨花臺區(qū)檢察院就領全國之先，組織公安、司法、街道等進行座談，探索輕微刑事案件的處罰辦法，并整理推出了《雨花臺區(qū)輕微刑事案件聯(lián)合調整會議紀要》。

　　在此后的兩年內，北京、上海、廣東、安徽、湖南、山東煙臺、福建廈門、江西撫溪、江蘇南通不少檢察院、法院紛紛向雨花臺看齊，刑事和解制度在中國廣袤的大地上落地開花。

　　東城區(qū)法院的這一次制度嘗試，用一位業(yè)內人士的話說，或許可以看作在適用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后，刑事和解制度逐步走向成熟，得到業(yè)內認可，吸引了類似東城法院這樣的第二批擁躉。

　　但從刑事和解產生的第一天起，就伴隨著各種爭議和批評。

　　一個頗有代表性的質疑是“花錢買刑”，有學者表示，刑事和解制度就是基于物質利益的一種相互妥協(xié)。

　　《中國青年報》刊登的一篇評論認為，所謂的對“做出經濟賠償?shù)谋桓嫒私o予從輕處罰”，可能會成為被告人以錢買刑，違反被害人意愿，損害被害人利益，損害司法公正的工具。還有媒體評論認為，“當富人借金錢獲得了寬免，刑法必將僅僅針對窮人”。

　　清華大學周光權教授認為，刑事和解會導致與罪刑法定的基本原則相沖突，使得罪與刑的關系不是相適應，而是罪與刑關系的變形�！靶淌潞徒庵贫仍噲D在刑法制度之外探討有回旋余地的糾紛解決機制，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刑法的命令性、工具性，軟化了刑法的強制性�！敝芙淌谥赋觥�

　　還有批評者認為，刑罰是對犯罪人的一種社會懲罰，而并非僅僅為了使受害人得到心理上的補償，刑罰制度不是一種補救方式而是一種懲戒方式。并且，刑事和解很難保證，犯罪人與受害人的和解是出于雙方真實的意思表示，道歉和認罪行為是無法辨別真?zhèn)蔚摹?/p>

　　東城法院狄庭長表示，悔罪應該有外部表現(xiàn)，他們將被告人對受害人的賠償行為視為悔罪的具體表現(xiàn)。同時，他們會對當事人的和解過程與和解協(xié)議進行監(jiān)督、審核，避免出現(xiàn)被害人漫天要價和被告人高價收買受害人的情況出現(xiàn)。

　　適用之爭：能否“花錢買命”

　　今年年初，廣東東莞中院在一起搶劫致人死亡的案件中適用刑事和解制度，致害人在賠付了受害人5萬塊錢后，最終獲得死緩的從輕判決。該案成為輿論關注的焦點，東莞中院也因此招來“花錢買命”的輿論質疑。

　　中國政法大學陳光中教授認為，這一判決之所以引起輿論的關注，“因為以前這種和解主要適用于各種輕罪，而現(xiàn)在的趨勢是，這種做法現(xiàn)在正逐步推廣到一些重罪的審理中�！�

　　“我們暫時只考慮適用于輕微刑事案件�！睎|城法院狄庭長告訴記者。

　　北京市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甄貞表示，刑事和解的適用范圍應限制在輕微刑事案件中，這是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內在含義。

　　最高人民檢察院研究室有關人士表示，人民內部矛盾引發(fā)的輕微刑事案件可以刑事和解，而那些反映對抗性矛盾的嚴重暴力犯罪則不能搞和解。

　　有學者認為，輕微刑事案件的被害人有可能真正諒解犯罪人，而要那些嚴重刑事案件的被害人從內心里諒解犯罪人則很難，“除非是看在錢的份上”。

　　中國政法大學陳光中教授則主張，“無論是重罪還是輕罪，只要不是非殺不可的就可以適用�！�

　　北京大學陳瑞華教授也表示，“刑事和解制度是大勢所趨，以后要逐漸適用于3年以上的案件。”

　　立法懸疑

　　圍繞刑事和解的爭議不斷，除了制度本身的因素之外，沒有明確的法律依據也是遭人詬病的重要因素。

　　雖然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范圍問題的規(guī)定》第四條規(guī)定：“被告人已經賠償被害人物質損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作為量刑情節(jié)予以考慮”，但這只是一條司法解釋。而《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二條和一百四十二條雖然也分別規(guī)定了法院、檢察院可以對犯罪情節(jié)輕微的刑事案件適用調解，但失之于籠而統(tǒng)之的法律精神，沒有落實為具體的法律制度，適用的說服力明顯不夠充分。

　　于是，要求對刑事和解進行立法的建議開始漸次出現(xiàn)，有的學者甚至已經將其提升到操作程序。

　　今年“兩會”期間，全國人大代表、哈爾濱市人民檢察院反貪局局長孫桂華提交議案，建議在刑事訴訟法修改時增加刑事和解制度。

　　她建議增加對未成年人犯罪、輕微刑事犯罪、過失犯罪的和解結案程序。對于以上犯罪，如果犯罪嫌疑人主觀惡性不大、認罪悔過、自愿賠償并取得被害人諒解，被害人要求或同意不再繼續(xù)追究犯罪嫌疑人責任的，可以對犯罪嫌疑人作出不起訴決定。

　　提交類似提案的還有全國人大代表、湖南省人民檢察院檢察長何素斌。

　　但在北京市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甄貞看來，現(xiàn)在立法有點操之過急。她認為，“立法需要積累更多的實踐經驗”，而目前有關刑事和解制度的爭議塵埃未定，新制度顯然需要一個更長的考察期。

　　但在一些學者的積極推動下，刑事和解立法正有從一般呼吁向操作層面邁進的跡象。在陳光中教授主持的刑事訴訟法再修改課題成果《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修改專家建議稿》第20條中，就明確將刑事和解作為我國刑事訴訟法的一項原則予以規(guī)定。

　　這條有可能改變刑事和解法律地位的建議，具體內容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與被害人及其近親屬達成和解的，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可以考慮當事人的和解意愿，并根據案件情況依法不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責任，對被告人從輕、減輕或者免除處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