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蘭州8月23日電 題：絲綢之路與唐蕃古道如何在炳靈寺石窟牽手？

　　——專訪甘肅炳靈寺文物保護研究所副所長曹學文，甘肅炳靈寺文物保護研究所副研究館員王玲秀

　　中新社記者 閆姣

　　坐落于絲綢之路上的第一座黃河石窟——炳靈寺石窟，最早開窟歷史可追溯至十六國時期的西秦政權(quán)，距今已有1600多年歷史。其中包括大小窟龕216個，各類造像800余尊，藏、漢兩種風格的壁畫約1000平方米。

　　炳靈寺石窟如何見證絲綢之路與唐蕃古道交融交匯？怎樣扮演東西方文化交流的橋梁角色？近日，甘肅炳靈寺文物保護研究所副所長、副研究館員曹學文，甘肅炳靈寺文物保護研究所副研究館員王玲秀就此接受了中新社“東西問”專訪。

　　現(xiàn)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作為絲路上的“黃河石窟”，炳靈寺石窟有何特殊的開窟歷史？“默默無聞”的它，為何入選世界文化遺產(chǎn)名錄？

　　曹學文：炳靈寺石窟位于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永靖縣城西南35公里的黃河北岸小積石山大寺溝，分布于西崖南北2公里的懸崖峭壁上，是絲綢之路上第一座黃河石窟。其開窟歷史距今已有1600多年，甚至比享譽中外的敦煌石窟都要早約100年。

　　漢、唐兩代，絲綢之路和唐蕃古道先后形成，并在大寺溝附近交會。這兩條古道上有著名的黃河古津渡——臨津渡、鳳林渡，便捷的水陸交通促使中原文化、吐蕃文化、河西文化以及西域文化在此交匯，并留下珍貴的石窟遺產(chǎn)。

　　炳靈寺石窟所在的小積石山，為白堊紀時期形成的紅砂巖丹霞地貌，山形千姿百態(tài)，鬼斧神工。加之大寺溝天然幽閉、鐘靈毓秀，又臨近黃河水源的地貌環(huán)境，為古代僧侶禪修禮佛、開窟造像提供了絕佳的地理條件。

　　據(jù)唐代釋道世在《法苑珠林》中記載，早在西晉時期這里就有早期佛事活動。十六國時期，隴西鮮卑族首領(lǐng)乞伏國仁在苑川(今蘭州市)建立西秦政權(quán)，并極力倡導佛教。412年，西秦第三代王乞伏熾磐遷都到枹罕(今甘肅臨夏)后國勢達到鼎盛。熾磐也對佛教尊崇有加，迎請印度禪師曇摩毗為國師，吸引大批僧眾前來求法習禪，佛教在西秦得到迅猛發(fā)展。鄰近枹罕的大寺溝，以其得天獨厚的優(yōu)勢，很快成為西秦境內(nèi)的佛教中心，為大規(guī)模石窟營建創(chuàng)造了必備條件。

　　炳靈寺石窟傳承不斷的營建歷史，以及各時代特征鮮明的佛教造像及壁畫藝術(shù)，反映了1600多年間多民族文化的交流交融交匯，2014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chǎn)名錄。

　　中新社記者：炳靈寺石窟為何被稱為“鬼窟”？其中蘊含多少“石窟之最”？

　　曹學文：北魏時期地理學家酈道元在《水經(jīng)注》中記載，小積石山谷中最初有修行之人出沒時，被當?shù)厍济褚暈樯窆碇惖纳衩刂?，遂稱這片山為“唐述山”，“唐述”為羌語中“鬼神”之意，“神鬼”出沒的石洞為“唐述窟”。炳靈寺石窟在唐代稱龍興寺，宋代稱靈巖寺，明朝永樂年后稱炳靈寺。“炳靈”是藏語譯音，為“十萬佛”之意。

　　炳靈寺石窟歷經(jīng)西秦至民國的持續(xù)增修擴建，保存有早期、中期和晚期的佛教藝術(shù)壁畫和石雕。唐蕃古道的開通，又給炳靈寺石窟帶來青藏高原獨樹一幟的藏傳佛教藝術(shù)，與漢傳佛教及西夏佛教融合發(fā)展，形成了具有藏東特色的藏傳佛教藝術(shù)。其蘊含的兩種風格迥異的佛教體系，見證了漢傳佛教和藏傳佛教分別在中國傳播、發(fā)展的完整歷史過程。

　　炳靈寺石窟第169窟是中國目前所知最早的一個紀年洞窟(公元420年)，第6龕中有中國最早的造像紀年題記“建弘題記”，有明確榜題最早的“西方三圣”造像；第10龕中有最早具榜題的文殊菩薩和普賢菩薩畫像；第11龕石窟中有現(xiàn)存最早的“釋迦·多寶”對坐像；第20龕中有中國內(nèi)地最早的釋迦苦修像；第16窟中有現(xiàn)存最早的北魏涅槃像等。

　　中新社記者：炳靈寺石窟蘊含了哪些東西方交流印記？如何扮演東西方文化交流的橋梁角色？

　　王玲秀：炳靈寺石窟位于佛教自印度進入新疆、一路東傳過程中的重要交通節(jié)點上，洞窟中各時期的佛教造像和壁畫，在藝術(shù)風格上呈現(xiàn)了犍陀羅、秣菟羅、新疆龜茲、河西涼州、中原漢地等東西南北多種文化的交融互鑒，充分展現(xiàn)了中國石窟文化的包容性和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

　　炳靈寺石窟地處絲綢之路隴右段南道，沿途富庶，因此自西漢至唐代相當長的一段歷史時期內(nèi)，西去東來的人們多經(jīng)南道而行，給炳靈寺石窟的發(fā)展帶來了源源不斷的東西方文化養(yǎng)分，形成了西秦至隋唐時期延續(xù)不斷的石窟營建過程，在絲綢之路上佛教東傳西漸傳播過程中起著重要的融合中轉(zhuǎn)作用。

　　比如，在炳靈寺石窟第6龕供養(yǎng)人群體中，有來自印度的大禪師曇摩毗，鳩摩羅什的高徒道融，隴右地區(qū)的高級文官，西秦乞伏氏的皇室貴胄等；第14龕中有來自敦煌地區(qū)的翟氏供養(yǎng)人像。第6龕無量壽佛背光造像中手持流行于西域的豎箜篌，以及中原傳統(tǒng)樂器腰鼓、阮咸、排簫的伎樂天等，都反映了十六國時期東西方交流及各民族、多種文化交融互鑒的時代特征。

　　炳靈寺第8窟中身穿胡服的供養(yǎng)人、弟子像衣領(lǐng)處彩繪的中亞式連珠紋、正壁的回鶻文墨書題記等，充分展現(xiàn)了絲綢之路上的交往交流交融。石窟中的西夏文、藏文、梵文題記，還反映了黨項、藏、印度文化對炳靈寺的影響。第126、128、132窟中藏傳佛教壁畫中所繪的關(guān)公、劉琦、百子圖，第184窟中共處一室的太上老君、四臂觀音等造像，則反映了漢藏民族間交往交流交融、儒釋道三教融合共存的特征。

　　中新社記者：相較于享譽中外的敦煌石窟、麥積山石窟，炳靈寺石窟有何顯著特點？

　　王玲秀：敦煌石窟所在的三危山和麥積山石窟所在的麥積崖，都是相對粗糙的砂礫巖，石質(zhì)結(jié)構(gòu)松散，不易精雕細鏤，因此敦煌石窟以恢弘壯觀的大窟造像、綿延不絕的壁畫為主，洞窟類型豐富多樣；麥積山石窟以細膩柔美的泥塑造像享譽世界，被譽為“東方雕塑博物館”。

　　相比之下，炳靈寺石窟所依附的山體屬于相對細膩松軟的紅砂巖，易于精雕細刻，因此炳靈寺石窟中絕大多數(shù)造像為依山而雕的石刻造像，但也有木胎泥塑、石胎泥塑造像。洞窟類型早期以大型天然巖洞為依托，人工修整后造像繪彩，之后以人工開鑿的中小型窟龕為主，尤其大量的唐代石刻造像精巧生動，形象概括簡練，極富生活氣息。

　　炳靈寺石窟中還有多處反映唐王朝與吐蕃之間交往關(guān)系的碑刻題記，如崔琳題記、張楚金題記等，彰顯了炳靈寺一帶作為唐蕃之間交通要沖和軍事前沿的地理特征。正因如此，洞窟中大量的早期壁畫被后來興起的后弘期藏傳佛教重繪改造，形成早期漢傳佛教和后期藏傳佛教在同一個洞窟中并行不悖的融合景象。

　　炳靈寺石窟所在的小積石山丹霞石林，與蜿蜒流過的黃河水交相輝映，形成別具一格的地貌景觀。2024年，包含炳靈寺石窟及其石林景區(qū)在內(nèi)的臨夏地質(zhì)公園，被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批準為“世界地質(zhì)公園”。(完)

　　受訪者簡介：

　　 曹學文，甘肅炳靈寺文物保護研究所副所長、副研究館員。長期從事佛教石窟寺文物的保護和研究工作。先后在《西藏研究》《敦煌研究》《敦煌學輯刊》等刊物上發(fā)表學術(shù)論文三十余篇。目前承擔中國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炳靈寺石窟第169窟考古報告。

　　 王玲秀，現(xiàn)為甘肅炳靈寺文物保護研究所副研究館員，從事炳靈寺石窟研究、保護相關(guān)的工作二十余年，先后在各類學術(shù)期刊發(fā)表有關(guān)炳靈寺石窟的論文十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