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新拆遷條例”難產折射轉變發(fā)展方式不易

　　對于在粗放式發(fā)展之下追求政績沖動的鼓勵，遠勝于“慢工出細活”的轉變經濟發(fā)展方式所帶來的利益，基于官員也是理性的“經濟人”之考量，當務之急是改變與加快轉變經濟發(fā)展方式不相適應的政績考核標準，以制度之善來糾正地方政府的行為之偏。

　　自國務院法制辦1月29日公布《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與補償條例(征求意見稿)》以來到現在已過半年，但以此征求意見稿為藍本的新“拆遷條例”何時能正式出臺，國務院法制辦仍無時間表。對此，接近國務院法制辦的人士說，拆遷修法已非當前工作著力點。曾就此問題共同上書國務院法制辦的幾位法律學者表示，新“拆遷條例”雖然仍在推進之中，但出臺未有實質性進展。(7月26日《羊城晚報》)

　　通常一部關涉公共利益的法律或者法規(guī)修改甚至出臺遭遇難產的尷尬，輿論矛頭指向的都是“相關利益階層的游說能力”過于強大。游說新拆遷條例的相關利益階層究竟是誰？恐怕明眼人早已是洞若觀火。除了房地產可以帶動幾十個相關產業(yè)發(fā)展外，在一拆一建過程中，GDP可以雙倍甚至數倍增長，就足以讓陷入政績焦慮和沖動的地方政府，對城市拆遷垂涎三尺。

　　除了利益攸關的公眾對于拆遷條例的征求意見稿意見很大外，據有關學者透露，實際上國務院對此意見也很大。但是，上下的呼應和互動，并不足以撼動處于承上啟下地位的地方政府的反對和游說聲音，以至于最終也不得不妥協：更加傾向于在現有條件下，作出技術性的調整，而非制度性安排。而我們都知道，所謂技術性調整，就是大的思路和原則不變，變的只是實際操作中的細枝末節(jié)。

　　這樣的尷尬，不僅僅是立法博弈機制缺失的遺憾，更是轉變經濟發(fā)展方式不易的真實寫照。據媒體統(tǒng)計，在今年兩會前夕的中央省部級領導干部“加快經濟發(fā)展方式轉變”研討班上，胡錦濤總書記在講話中罕見地連用了50個“加快”，督促省部級高官在“加快”轉變上下功夫，體現出中央對轉變經濟方式迫切性的高度重視。但是，加快轉變經濟發(fā)展方式的現實要求和中央的堅決主張，在不少地方還是屢屢遭受“軟抵抗”。

　　這種自上而下的迫切要求和自下而上的“軟抵抗”，在城市拆遷問題上體現得淋漓盡致。與國務院辦公廳發(fā)出緊急通知要求不符合規(guī)定一律不得實施強制拆遷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江蘇東海、鹽城，北京海淀，山東膠州，福建泉州，黑龍江東寧先后發(fā)生拆遷戶自焚，湖北武漢拆遷戶被鏟土機活埋，當地官員無一人被問責；即使是唐福珍事件中被停職的科級干部城管局長鐘昌林，日前亦官復原職。

　　加快轉變經濟發(fā)展方式的現實緊迫與地方政府無動于衷之間的反差，說明的是現實的制度安排，對于在粗放式發(fā)展之下追求政績沖動的鼓勵，遠勝于“慢工出細活”的轉變經濟發(fā)展方式所帶來的利益，基于官員也是理性的“經濟人”之考量，某些地方政府陽奉陰違讓“政令出不了中南海”或者百般游說讓新政難產也就不難理解。從這個意義上講，當務之急是改變與加快轉變經濟發(fā)展方式不相適應的政績考核標準，以制度之善來糾正地方政府的行為之偏，當然，這需要有足夠的決心和勇氣。本來嘛，加快轉變經濟發(fā)展方式就是一場“攻堅戰(zhàn)”。(志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