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中華文摘》稿件務經(jīng)書面授權)

　　口述/周南 整理/宗道一

　　周南，原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曾任中英香港問題談判中方代表團團長，是香港回歸最權威的全程參與者和見證人之一。

　　按照條約，1997年6月30日，英國人租借新界到期。

　　1979年3月，英國派當時的港督麥理浩到北京來摸底，想延長對新界的租期。3月29日，小平同志會見麥理浩。麥理浩表示，如果港英政府批出的新界土地契約不能超過1997年，可能會影響到香港未來的繁榮。

　　小平同志覺察到了英國的意圖，明確表示不同意。他指出：我們歷來認為，香港主權屬于中華人民共和國，但香港又有它的特殊地位，即使到了1997年解決這個問題時，我們也會尊重香港的特殊地位，“在本世紀和下世紀初相當長的時期內，香港還可以搞它的資本主義，我們搞我們的社會主義。就是到1997年香港政治地位改變了，也不影響他們的投資利益�！�

　　1982年1月，小平同志在會見美國華人協(xié)會主席李耀滋時，第一次正式使用了“一國兩制”這個詞。8月10日，小平同志和鄧穎超會見美籍華人科學家，再次強調：香港不收回，我們這些管事的人，歷史上將怎樣寫我們？說得露骨點兒是賣國賊，含蓄點兒是清朝皇帝。

　　撒切爾夫人在人民大會堂東大門外摔了一跤

　　1982年9月23日，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首次訪華，小平同志同撒切爾夫人的第一次會見，成為中英就香港問題正面較量開始的標志。

　　當時，號稱“鐵娘子”的撒切爾夫人剛剛打勝了馬島戰(zhàn)爭，從阿根廷手中奪過了馬爾維納斯群島。她最初并不想把香港交還給我們，曾考慮過搞國際共管，考慮搞全民公決，搞第二個新加坡，就是“獨立”，甚至考慮過在軍事上跟我們對抗。但是，中國情況不一樣，中國畢竟不是阿根廷，香港也不是馬島。

　　9月24日，人民大會堂，小平同志會見撒切爾夫人。她一上來就要求在1997年后繼續(xù)維持英國對整個香港地區(qū)的管轄，并以威脅的口氣說：“要保持香港的繁榮，就必須由英國來管治。如果中國宣布收回香港，就會給香港帶來災難性的影響和后果。”

　　小平同志立刻針鋒相對地頂了回去。他強調：主權問題不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中國在這個問題上沒有回旋的余地。1997年中國將收回香港，不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島、九龍。如果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48年后還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個中國領導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國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不遲于一兩年時間，中國就要正式宣布收回香港這個決策。香港繼續(xù)保持繁榮，根本上取決于中國收回香港后，在中國管轄之下，實行適合香港的政策。

　　小平同志還指出：我的看法是小波動不可避免，如果中英兩國抱著合作的態(tài)度來解決這個問題，就能避免大的波動。中國政府在做出這個決策的時候，各種可能都估計到了。我相信我們會制定出收回香港后應該實行的、能為各方面所接受的政策。我不擔心這一點。我擔心的是今后15年過渡時期如何過渡好，擔心在這個時期中會出現(xiàn)很大的混亂，而且這些混亂是人為的。這當中不光有外國人，也有中國人，而主要的是英國人。

　　這時，小平同志又講了一句很厲害的話：“我們還考慮了我們不愿意考慮的一個問題，就是如果在15年的過渡時期內香港發(fā)生嚴重的波動，怎么辦？那時，中國政府將被迫不得不對收回的時間和方式另作考慮�！�

　　這是中英雙方在香港問題上進行的最關鍵的一次會談和較量，后來小平同志稱之為“定調子”的會談。定了什么調子呢？就是：第一，中國決心按照“一國兩制”的設想，于1997年收回整個香港地區(qū)，主權問題不容談判；第二，希望中英合作實現(xiàn)平穩(wěn)過渡；第三，如談不成，中方將單獨采取行動；第四，如出現(xiàn)動亂，就將采取非和平方式提前收回香港。

　　這一下打掉了撒切爾夫人的氣焰，她走下人民大會堂東大門臺階時摔了一跤。

　　放《火燒圓明園》時，只有英國使節(jié)沒出席

　　議程問題解決之后，雙方商定于1983年7月12日開始正式舉行中英關于香港問題第二階段會談的第一輪談判。談判在北京臺基廠頭條3號舉行，中方由姚廣任團長，英方由柯利達大使任團長。大致每月舉行一輪會談，每輪會談時間為兩天。

　　英國人從一開始就玩弄“三腳凳”。本來是中英談判，英國侵占了中國領土，是兩個主權國家之間的談判，但是英國想把香港作為獨立的第三方拉進來，想“以華制華”。我們立場堅定，英方?jīng)]有辦法了，只得同意。

　　英方還制造所謂的“民意”，配合會場上的斗爭。有些報紙整天發(fā)表文章，說：我們香港人歡迎英國繼續(xù)統(tǒng)治，中共來了就不得了，香港就要毀滅，諸如此類，要英國人不能讓步。港督尤德這派人物尤為積極，幾次策動由兩局議員單獨組織的代表團到倫敦“請愿”，要求英國政府“不要對中國作太多讓步”。

　　他們打“民意牌”，我們也應該動員輿論。那一時期，《人民日報》發(fā)表了很多文章來進行反擊。碰巧當時拍了電影《火燒圓明園》，外交部組織各國使節(jié)去看。英國大使館的人很敏感，怕自己下不來臺，就沒有出席。

　　英國人還打“經(jīng)濟牌”，有意制造恐慌。香港金融市場很敏感，物價開始飛漲，老百姓去搶購日用品，港幣直線貶值。本來英國人想拿這個壓我們，但我們的方針是，你搞你的，我們不為所動。結果1983年9月24日出現(xiàn)了個黑色的星期六，股市大動蕩，港元大貶值，弄得他們自己倒慌了手腳。

　　我們開始的說法是“主權的移交”。第2輪談判以后，外交部條約法律司的邵天任提出意見，說法律上用這種字眼不大好。因為主權本來是屬于中國的，英國侵占了香港，不能說主權就歸它了，建議改成“恢復行使”。從那以后，我們的說法就改了。

　　在頭3輪的談判中，柯利達執(zhí)行撒切爾夫人的策略，不厭其煩地宣傳香港的繁榮都是英國統(tǒng)治的結果，聲稱只有中國同意由英國繼續(xù)管治香港，英國才會同意給中國以名義上的主權。這其實是英國人的底牌。姚廣指出：“要解決這一歷史遺留的問題，最根本的一條就是把香港歸還中國�！�

　　因為這個問題，雙方爭執(zhí)得很厲害。這也反映到每輪會議后發(fā)表的公報上。第1輪會談后發(fā)表的公報中提到雙方認為本輪會談是“有益的”和“建設性的”。第2輪只說“雙方進行了兩天有益的會談”。第3輪、第4輪只有“雙方舉行了進一步會談”，什么形容詞都沒有了。

　　姚廣的態(tài)度也強硬起來，說如果“英國不改變態(tài)度，我們就要考慮談判繼續(xù)下去的必要性”，給對方施加了壓力。

　　第7輪會談之后，柯利達就奉召回國當撒切爾的顧問了，但還主管香港的事情。英方換了伊文思大使當團長。中央也決定換人，1984年1月25日，第8輪會談時，讓我代替姚廣當團長。

　　英方代表步步為營，只要有空子就鉆

　　第8輪會談開始，繼續(xù)討論第一項議程，即有關1997年以后的安排問題。這方面展開的各項爭論，都圍繞國家主權這一根本問題進行。后邊各輪談判，英國的方針概括起來就是這么一句話：步步為營。

　　我們講我們的12條方針，英方則采取“迂回戰(zhàn)術”。每輪談判談到某一個問題了，他拿出幾頁紙，說你這一條方針我們并不反對，但是我們的理解是如何。他這個理解跟我們的理解相差很大，就是要損害你對主權的理解。

　　比如說外交問題。我們說香港是特區(qū)，是中國的一個地區(qū)。凡是和中國建交的國家可以在香港設立總領館或是領事館，但英方不同意，他要求自己特殊，要設高級專員公署。

　　我馬上批駁：你們提這個是何居心？我知道，你們只有在英聯(lián)邦的成員國首都才設立高級專員公署，你能舉出你們在非英聯(lián)邦國家的外交代表叫專員或高級專員的例子嗎？

　　聽了我的話，伊文思跟他旁邊的幾個代表當時沒料到我會這樣質問，竟一下子答不出來。商量以后，他們作了答復，我們有一些國家也有商務專員。我說：你這根本就是無稽之談，商務專員是商務處的商務專員，而商務處是大使館下面的一個單位，跟高級專員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事情。你這樣糊弄我們不行。

　　伊文思看這招也行不通，只好同意在香港設總領館。英方代表就是這樣步步為營，只要有空子他就想鉆。

　　小平震怒：不駐軍還叫什么恢復行使主權

　　最后還有一個大一點的問題，就是在實行“高度自治”的同時，中央要保留必要的權力，當時首先就提出國防、外交必須由中央直接管理，不包含在“高度自治”里。既然國防、外交由我們中央掌握，我們就有權駐軍。對此，英方又是百般抗拒。

　　我們在會場上跟英方斗爭的時候，當中出了一個紕漏。大概是1983年5月，香港一位記者在人大開會的時候，找上我們一位不太了解情況的領導。記者問：香港老百姓怕駐軍，你們中央是不是一定要在香港駐軍？這位領導不經(jīng)意地回答說：也可以不駐軍吧！第二天，香港各大報紙頭版頭條報道：中國的某某領導人講香港不必駐軍。

　　正好小平同志接見香港代表團，會前知道這件事，他很生氣。記者退場的時候，他說：等一等！我還有話講，你們出去給我發(fā)一條消息。駐軍是主權的體現(xiàn)，為什么中國不能在香港駐軍？英國可以駐軍，我們恢復了主權反而不能在自己的領土上駐軍，天下有這個道理嗎？小平同志震怒了。

　　第二天清早一上班，伊文思大使就來電話了，說奉政府之命緊急約見。伊文思說，聽說昨天鄧主任在人民大會堂說某某先生胡說八道，英方很關注。港英當局很怕這個問題，希望你們中國政府慎重考慮，是不是不一定要在香港駐軍。我說：你不要再講了，我們講了多次，這是恢復行使主權。國防要中央管，就必須在香港駐軍。他說：我是奉政府之命來表示這個態(tài)度。我說：你回去就說中國這個立場是堅定不移的，沒有談判的余地！他就灰溜溜地走了，從此不敢再提了。

　　在飯桌上向昏昏欲睡的英方團長攤了牌

　　1984年4月11日舉行第12輪會談，中英香港談判開始進入第二個議程，即1997年之前的安排問題。核心問題就是小平同志講的要保證過渡時期香港的局勢穩(wěn)定。小平同志怕他們在這個期間制造混亂，需要有一個中英聯(lián)合機構進駐香港。

　　6月中旬的第16輪談判結束以后，決定成立一個負責起草正式文件的工作小組。但英方仍不同意在香港設立“中英聯(lián)合聯(lián)絡小組”。柯利達也有點兒著急，他建議負責香港問題的外交大臣杰弗里•豪再到中國來訪問。

　　我也考慮，英國的顧慮無非是怕我們干預日常的行政事務。我們把這個機構的任務講清楚點兒，不干涉香港政府的日常行政事務，任務主要是根據(jù)中英《聯(lián)合聲明》，對涉及平穩(wěn)過渡的問題研究討論，做出決定。時間上也還可以照顧一下，給英國人一個面子下臺階。

　　向小平同志匯報后，他說：進駐是必須的，名稱可以改變，進駐時間早晚也可以松動。

　　7月28日，杰弗里•豪這班人馬就到了，住在釣魚臺。中午，我安排了一次會見，由我做東，請柯利達、高德年等人吃午餐。那次午餐我就打出這張牌來，我說：現(xiàn)在已經(jīng)到了這樣的時刻，問題需要早一點解決。我提出，聯(lián)合小組必須進駐香港，除了明確規(guī)定任務之外，進駐的時間可以晚點兒。1984年年底正式簽署協(xié)議，可以1988年1月1日進駐，到2000年結束。我說：這是中國最后的方案。如果你們還不接受，我們撤回我們的方案，后果你們負責。

　　柯利達在回憶錄里講，他坐飛機時差還沒有倒回來，吃飯的時候正昏昏欲睡，一聽到這個情況猛然驚醒，意識到中國要攤牌了，不能不嚴肅對待。

　　午餐后，柯利達馬上向杰弗里•豪和港督尤德等人匯報。杰弗里•豪一聽，說：你不要在屋子里談，屋子里可能有中國安的竊聽器。咱們到外邊，找個大樹底下談。杰弗里•豪認為這是中國底線，不能再拖延和僵持了。那天下午會談，柯利達缺席，大概是跑回使館向倫敦發(fā)電報去了。

　　結果杰弗里•豪見中國總理的時候說，1988年的1月1日讓聯(lián)合小組進駐香港，時間太早了，再松一松，就7月1日吧。我們商量了一下，就讓了他半年。這樣就達成協(xié)議。

　　12月17日，杰弗里•豪同撒切爾夫人來到北京釣魚臺，出席中英《聯(lián)合聲明》的正式簽字儀式。撒切爾夫人在回憶錄中說：“協(xié)議并不是，也不可能是我們的勝利，因為我們是同一個不肯讓步，而且在實力上又遠遠超過我們的大國打交道�！�

　　1984年10月，美國《時代》周刊說：中英談判像是一場“雙方比賽膽量的戰(zhàn)斗，而英國方面首先敗退下來”。

　　(摘自《周南口述：遙想當年羽扇綸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