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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赫塔·米勒的確是最近十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中政治色彩最強烈的一位，但與其說米勒女士的獲獎是出于政治原因，倒不如說這是對道德與良心的褒揚

　　文/康慨

    出生于羅馬尼亞的德國女作家赫塔·米勒獲得了2009年度的諾貝爾文學獎，由于她是生于羅馬尼亞的少數(shù)族裔，亦由于她在齊奧塞斯庫政權下的不合作態(tài)度，以及其作品對專制、野蠻、偽善持之以恒的揭露，再度引發(fā)了諾貝爾獎“政治化”的爭議。

　　所謂“政治化”指責的一個前提，即米勒女士像她的幾位前任——凱爾泰斯·伊姆雷、艾爾弗麗德·耶利內(nèi)克、讓-瑪麗·古斯塔夫·勒克萊齊奧等人一樣，沒有國際知名度、缺乏廣泛的讀者群，抑或沒有與“世界頭號文學獎”相稱的接受度，換言之：他們的作品不好看，不暢銷，之所以獲獎，更多是出于政治選擇。

　　就連德國總理安格拉·默克爾也在無意間指出了其中的政治意味：“特別是現(xiàn)在，”她說，“在那座墻倒掉20年之際，這是個非常好的信號�！�

　　她更多是在描寫自己

　　表面上看，赫塔·米勒的確是最近10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中政治色彩最強烈的一位�？蓡栴}在于，冷戰(zhàn)結束已經(jīng)20年，齊奧塞斯庫夫婦早已不復存在，羅馬尼亞也加入了歐盟，無論米勒還是瑞典學院的委員們，無需再去指控誰或推翻誰。事實上，她更多在描寫自己，回憶過去。

　　如果說真有什么政治意圖的話，那么2005年獲獎的哈羅德·品特似乎更配得上這種猜測。支持這個觀點的人還可以舉證說，由于品特不遺余力地反對美英入侵伊拉克，瑞典學院就是要用他來表明反戰(zhàn)甚至反美的態(tài)度，同時給他提供一個講臺——品特也的確這樣做了。雖然因病弱無法親自前往斯德哥爾摩領獎，但他還是利用事先制作的錄像帶，對全世界發(fā)表了一篇反戰(zhàn)演說。

　　善與惡，人性與獸性，自由意志與強權奴役之間的對抗，歷來是重大的文學主題，放在特定的時代和國度，則往往引起政治聯(lián)想。當布什總統(tǒng)指責某些政權為“邪惡軸心”時，“惡”這個道德字眼就完全變成了政治詞匯，這正是語言、道德和政治之間奇特關系的一個例證。

　　但是，與其說米勒女士的獲獎是出于政治原因，倒不如說這是對道德與良心的褒揚。

　　瑞典學院宣布，赫塔·米勒“以詩歌的凝煉和散文的平白，描寫無所寄托的狀態(tài)”而獲獎。前半句話表彰的是她的文學水準，后半句則形容她筆下那種在世界上無根的、異類的、外在的狀態(tài)，而這一點雖與政治有關，卻遠遠超越了政治的范疇。

　　赫塔·米勒1953年生于羅馬尼亞的德語少數(shù)民族聚居區(qū)巴納特，這里的斯瓦比亞人社群風貌與羅馬尼亞的主流文化頗多不同，但她并不欣賞本族文化，反而不斷在作品中回憶童年時代的鄉(xiāng)村生活，以犀利的筆道出所謂農(nóng)村天堂的真相——第三帝國的國家社會主義依然在羅馬尼亞的德裔族群中有深遠影響，這種文化與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虛偽、專橫和腐敗，竟然可以完美地結合起來，從而制造出一種壓抑至極的生存環(huán)境。她在家鄉(xiāng)失去根，也與布加勒斯特格格不入，1987年移民西德之后，更發(fā)現(xiàn)自己仍被視作外國人。

　　這種“無所寄托的狀態(tài)”深刻觸及了現(xiàn)代社會中人類的共通困境，飽含著復雜而深切的痛苦——不見天日的痛苦，旁觀他人痛苦的痛苦，由人及己的痛苦，對落入圈套、被逼迫、被擺布、被勒索、被戲耍、被分類、被羞辱之恐懼所帶來的痛苦。怎樣在這種痛苦中生存，而不致墮落、同流合污、向黑惡勢力甚至死亡低頭，就成為一個巨大的現(xiàn)實問題。正像米勒本人的經(jīng)歷一樣，此時你所做出的人生選擇，也將同時成為你的道德選擇和政治選擇。

　　瑞典學院的“雙重分裂”立場

　　自1901年首次頒獎以來，諾貝爾文學獎的評判標準也在經(jīng)歷著變化，但總的來說，瑞典學院始終在盡量避免卷入政治漩渦——盡管往往身不由已。劍橋大學女王學院的中國文學與歷史研究員藍詩玲(Julia Lovell)分析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之前，諾貝爾文學獎以包容性和可接受性尋求自我合法化，戰(zhàn)后則采行一種布爾迪厄稱之為“雙重分裂”(Double Rupture)的立場，即在某個獨立運行的文學領域，其先鋒成員以如下態(tài)度保持自己的領袖地位：我憎恨××，但我也同樣憎恨××的反面。用在諾貝爾獎的評委們身上，即：我們憎恨那些為金錢寫作的人，但我們也同樣憎恨那些為政治寫作的人。

　　瑞典的政治文化即中立主義，學院有時不得不煞費苦心，在左右之間尋找平衡。以冷戰(zhàn)前半期為例，諾貝爾文學獎獎勵了4位蘇聯(lián)制度的反對者(加繆，1957；帕斯捷爾納克，1958；安德里奇，1961；索爾仁尼琴，1970)，但同時也表彰了4位蘇聯(lián)體制內(nèi)的作家或其同情者(拉斯克內(nèi)斯，1955；薩特，1964；肖洛霍夫，1965；聶魯達，1971)。頒獎給帕斯捷爾納克一事遭到了到蘇聯(lián)政府的猛烈抨擊，獲獎者本人亦迫于壓力宣布棄獎，7年后，瑞典學院又不無補償性地表彰了肖洛霍夫，反過來又受到西方世界的質疑。

　　然而筆者以為，帕斯捷爾納克和索爾仁尼琴的獲獎，實乃戰(zhàn)后諾貝爾文學獎歷史上最重大和最具象征意義的事件，不僅為該獎贏得了極高的贊譽，大大增強并鞏固了它在世界文學版圖中的地位，同時亦證明，出于道義和良心的選擇終究是最正確的、最經(jīng)得起時間考驗的選擇。

　　古典時代的政治學與倫理學緊密相連，國家與個人皆以至善為目標，政治與道德不可分離�，F(xiàn)代的政治準則越來越傾向于實利。指責諾貝爾獎政治化的人，本身即已將政治視為陰謀或密室交易的同義語，看不到政治與道德原初的目的同一性。反過來講，對作家而言，如果你看到了、聽到了、感受到了，卻仍然回避現(xiàn)實，自以為政治上安全了，甚至為得到利益而沾沾自喜，那就不僅是對自我的背叛和對文學 的背叛，更是人格的墮落，道德的沉淪。

　　當專制被推翻，暴君被處決，許多曾經(jīng)反抗過的作家突然失去了目標，從而也就失去了繼續(xù)寫作的動力。但赫塔?米勒并未如此，她在繼續(xù)。

　　她的約20本書中的絕大部分出版于1989年后的德國，所述仍然不離羅馬尼亞的過去。她不斷地回憶，反復咀嚼她自己和那一代人的經(jīng)歷。許多人一定會問：為什么？不是都結束了嗎？筆者的理解是，那正是因為她從一開始就沒有抱著政治目的來寫作。那誠如伊凡·克里瑪所言：“我的寫作激情不是來自反對什么，而是為了什么”。因此，暴行結束了，回憶還在；歷史結束了，命運還在；政治結束了，道德還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