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日報：土地問責的壓力究竟從何而來？

　　國土部最近約談了部分土地違法嚴重地區(qū)的市政府主要負責人,掛牌督辦了一批重大典型案件,國土部表示“這一次要動真格的了”。根據(jù)國土部的時間安排,7月督察、8月約談、9月問責、10月底前查處任務基本完成。對于即將到來的土地問責,國土部部長徐紹史一度坦言“壓力極大”(8月22日《廣州日報》)。

　　由于這是國土部首次啟動的土地問責機制,因而備受公眾關注和期待。盡管我們對土地違法年年喊打年年查處,但國土部負責人2008年底卻披露,全國17個城市土地違法不降反升。9月刮起的問責風暴究竟有多少威力,讓人期待也讓人憂慮。國土部負責人坦言問責“壓力極大”,已經(jīng)充分說明土地問責是一塊難啃的骨頭。的確,在整個房地產(chǎn)領域問責雷聲大雨點小的背景下,要率先在土地方面掀起問責風暴,不僅考驗著國土部的問責決心,同時也考驗著問責智慧。

　　從“官員調離后仍將追究土地違法責任”這一表態(tài)來看,國土部此次問責決心很大。但從“壓力極大”這一表態(tài)來看,壓力大意味著阻力大。問責決心究竟能否克服問責壓力,無疑影響著問責效果。那么,國土部所說的“壓力極大”,壓力究竟從何而來呢?顯然,只有清楚壓力來源,才能去克服壓力。

　　在我看來,土地問責的壓力大概來自五個方面:其一,房地產(chǎn)問責嚴重滯后,土地問責單兵突進必然面臨壓力。房地產(chǎn)相關主管部門曾多次表示要問責失職官員,但至今不見問責一人；新“國十條”提出要建立考核問責機制,到今天也沒有啟動問責。只進行土地問責,對房價過高、保障房工作不力的官員不問責,問責部門就要承受方方面面的壓力。

　　其二,過去土地問責不太成功,影響了這次問責信心。國土部有關負責人曾披露,2004年11月至2006年8月,各級國土部門向紀檢監(jiān)察部門提出黨政紀處分建議96人,實際落實不到一半；向司法機關移送追究刑事責任32人,實際僅追究7人。以往查處偏輕、問責不到位,這讓國土部擔心此次問責的實際效果。

　　其三,如何把握問責尺度是個問題。盡管這次土地問責將“15%”作為問責比例標準,即地方所轄區(qū)域違法占用耕地面積占新增建設用地占用耕地總面積的比例達到15%以上,或雖未達到15%的“警戒線”,后果嚴重的將被問責,但記大過、降級、撤職等問責的尺度如何把握,考驗著問責部門。

　　其四,對客觀原因造成的土地違法如何界定和問責,是個難題。不久前,國土部有關負責人透露,因毛地出讓拆遷難、調整規(guī)劃等政府和客觀原因造成閑置的約占六成以上。換言之,某些土地違法閑置,是客觀原因造成的,是因為公共利益或者公民權益導致土地閑置。要問責這類土地違法的官員,恐怕很難讓地方官員心服口服。

　　其五,問責過程是否公開透明,對有關部門也是壓力。國土部不久前披露,截至5月底,全國共上報房地產(chǎn)違法違規(guī)用地宗數(shù)3070宗,但違法土地名單并沒有完全公布。這次土地問責,問責對象有哪些、如何問責等,這些問題是否公開也是個問號。無論是不公開問責過程還是公開,監(jiān)管部門都要承受輿論壓力。

　　在我看來,這是國土部首次啟動的土地問責,第一仗要打漂亮,以顯示遏制土地違法的決心。為了讓問責準確有力,在問責之前要做足功課,比如說細化問責尺度,明確客觀原因導致土地違法如何問責,建立問責信息披露機制。有關部門要意識到,土地問責尤其離不開公眾的參與和監(jiān)督。

　　□法治觀察

　　馮海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