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前的一起抄襲事件

　　考慮再三，周澤還是帶著一摞材料來到中國青年報社。他一進門就說：“我看到你們最近‘曝光’論文抄襲的力度很大，我發(fā)現自己的一些論文也被抄襲了”。

　　周澤，中國青年政治學院新聞與傳播系副教授，律師。2006年，因率先質疑養(yǎng)路費為“違法征收”，他被《南風窗》雜志評選為“為了公共利益年度人物”；2008年，他又當選《南方人物周刊》評選的“2008青年領袖”。

　　“這是別人抄我的文章，這是我原來發(fā)表的文章，你看這里面的黑體部分，都是被抄襲的內容�！敝軡蓮碾S身的包中取出一摞共四份材料，擺放在筆者面前，一邊翻頁一邊比對涉嫌抄襲論文和原文的雷同之處。

　　筆者注意到，被指為抄襲的文章題為《不是卸責更非抵賴——試論“文責自負”和媒體的責任》，發(fā)表在2005年第5期的《新聞記者》雜志上，作者周立華當時是廈門大學歷史系的博士生。周澤告訴筆者，他在1998年開始關注新聞官司中媒體被判敗訴后紛紛喊冤的現象，并在1999年撰寫了相關文章，后發(fā)表在《法制新聞界》上。當時，《法制新聞界》是法制日報社的一份內刊，后來他又于2001年將文章發(fā)表在法制網上，題為《案件透視：新聞官司媒體為何多喊冤？》，全文約1.5萬字。該文章后來被新浪網、《人民法院報》、《民主與法制》等媒體全文或部分轉載。

　　筆者經認真比對后發(fā)現，被指為涉嫌抄襲的《不是卸責更非抵賴——試論“文責自負”和媒體的責任》一文共3000余字，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內容和《案件透視：新聞官司媒體為何多喊冤？》一文中的部分內容雷同。其中，部分語句完全一樣，還有一些語句只是在個別用語或語序上存在差別；而在文章后的注釋部分，并沒有提到周澤的那篇文章。

　　周澤告訴筆者，他在2005年就發(fā)現了此事，并給廈門大學發(fā)去了傳真進行維權。他還與周立華碩士階段的導師取得了聯系，被告知當時周立華正在攻讀博士學位，是節(jié)選了其碩士論文的部分內容單獨成文后給雜志社投的稿。導師還代他的學生向周澤求情，說這個學生很不容易。2005年6月 21日晚，周澤先后收到了周立華的兩條短信，就文章抄襲之事向他表示歉意。其中一條短信寫道：“周老師，真的對不起！謝謝您給了我改過上進的機會，也謝謝您給我上了深刻的一課！以后我會更踏實認真地為學為人。”但此后周立華再未與周澤聯系，周澤也暫時擱下了此事。

　　最近，周澤看到《中國青年報》報道了許多論文抄襲的事件，有學生也告訴他在準備論文開題時發(fā)現他的論文被抄襲，這促使他回過頭來重新審視4年前發(fā)生的那起抄襲事件。

　　不能“正本清源”就會“以訛傳訛”

　　今年6月，周澤通過他的學生找到了涉嫌抄襲者周立華的碩士學位論文。在看完該論文后，他感嘆，“沒想到抄了那么多！”

　　周立華這篇涉嫌抄襲的論文，題為《社外來稿的文責探析》，是廈門大學2004年的一篇新聞學碩士學位論文。據周澤介紹，他在中國期刊網上并沒有找到這篇論文，而是通過他以前的一位學生幫忙，從廈門大學的圖書館中查到的。

　　筆者注意到，論文的第一頁是“廈門大學學位論文原創(chuàng)性聲明”，聲明寫道：茲呈交的學位論文，是本人在導師指導下獨立完成的研究成果。本人在論文寫作中參考的其他個人或集體的研究成果，均在文中以明確方式標明。本人依法享有和承擔由此論文而產生的權利和責任。作者周立華的簽名時間是 2004年6月4日。論文第五章的小標題是“對幾個問題的思考”，其中第三部分是“新聞真實、法律真實、客觀真實在新聞侵權訴訟中應區(qū)別應用”。筆者認真比對了該部分內容與周澤的原文，發(fā)現該部分對新聞真實、法律真實、客觀真實等概念的界定與周澤文章的內容幾乎完全一致，僅有個別字詞的增刪，而該部分選用的案例和相關論述，也與周澤原文的內容雷同。筆者還注意到，在該部分涉及的8個頁面(第47-54頁)中，僅有1個腳注(第53頁)，且不是周澤的文章。而在論文的參考文獻頁面(第59-60頁)，也沒有周澤的名字。

　　周澤告訴筆者，他在2005年的《新聞記者》上發(fā)現抄襲文章后，雖然很生氣，但考慮到該文章只抄襲了1000余字，只占原文的 1／15，因此沒有繼續(xù)深究。但后來找到這篇碩士學位論文后，發(fā)現該論文第五章的第三部分，大量抄襲、改編他的原文，并且沒有在注釋或參考文獻中進行標注，這讓他感到這篇論文的抄襲程度“超出了可以容忍的范圍”。

　　“一些關鍵概念，比如對‘新聞真實’、‘法律真實’和‘客觀真實’的界定，都是我個人在收集分析大量案例后進行抽象總結的獨創(chuàng)性成果，在他的碩士論文中就被直接拿來用了。還有一些案例，一般人可能不會注意到當時發(fā)生的這些不起眼的案例，也被直接拿來用了，最多就是改動了一些詞語和語序……這些內容都沒有標注出處�！敝軡烧f，“原先他給我發(fā)短信的時候，只是說發(fā)在《新聞記者》上的文章確實是抄襲的，做得不對，但并沒有告訴我他的碩士論文中也存在抄襲，而且抄了那么多，將近我原文的50%。”

　　采訪過程中，周澤撥打了當初給他發(fā)致歉短信的那個電話號碼，但接聽者稱自己不是周立華。6月21日下午，筆者撥通該號碼后，也被告知“打錯了”。

　　巧合的是，有學生在準備碩士論文開題報告時，也發(fā)現許多論文抄襲了周澤之前的文章，便把相關的文章發(fā)給了他。周澤索性在自己的筆記本電腦里建立了一個文件夾，命名為“剽竊論文”，其下又分別建立“局部抄襲”、“巨幅剽竊”、“完全剽竊”、“引證不規(guī)范”等若干子文件夾，將搜索到的涉嫌抄襲的論文一一歸類。

　　筆者看到，在“巨幅剽竊”文件夾里，除了前面提到的周立華的碩士學位論文外，還有一篇題為《新聞輿論監(jiān)督與司法審判的關系》的碩士學位論文，作者是南昌大學人文學院新聞與傳播學系2005屆碩士研究生洪黎。而在“完全剽竊”文件夾里，則是一篇刊載于2008年第8期《華商》雜志的題為《新聞失實的侵權行為思考》的文章。在其他文件夾里，還有10余篇學位論文和期刊論文。據周澤介紹，除了對“新聞真實”、“法律真實”和“客觀真實” 三個概念的界定外，他對“三公原則”的介紹，以及關于媒體和司法關系的論述也是被抄襲的主要對象。

　　周澤擔心，抄襲或引注不規(guī)范等學術不端行為會導致“以訛傳訛”。“別人看到后可能會認為是我在抄襲呢”，他感嘆，如果不進行“學術打假”，不能對相關的智力成果進行“正本清源”，很可能今后得通過歷史學家的考證才能還原一些概念的原始出處。而幫助周澤收集涉嫌抄襲論文的一位研究生也告訴筆者，她目前正在準備論文開題，查閱文獻時發(fā)現從中國期刊網數據庫中下載的很多論文都似曾相識，內容雷同，也不知道誰抄誰的。而當被問及對前一陣披露的“史上最牛碩士論文抄襲”的看法時，她說，“這種抄襲太低級了，更多的(論文抄襲)是東抄抄西抄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