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jīng)書面授權)

　　從2000年到現(xiàn)在，江蘇省的高考方案已經(jīng)變動了4次。一項公共政策如此頻繁的改革，也為1977年恢復高考后所罕見，其背后的動因為何？

　　2008年高考后，江蘇的新高考方案惹來罵聲一片。

　　與去年一樣，有人在網(wǎng)上貼出了該方案的主要制訂者、教育廳前廳長王斌泰的家庭電話。一位網(wǎng)友打過后在網(wǎng)上回帖說：一直占線。

　　惹來罵聲的最主要原因，是方案中兩門選修課的成績以等級的形式出現(xiàn)，同時將一般本科的錄取門檻劃定為“雙B”。而依據(jù)在全省考生中的座次來劃分等級的選修課，每一門都會有50%的考生達不到B。

　　人們在控訴其不公時常舉的一個極端例子是：一個考生，即使語、數(shù)、外和其中的一門選修課全是滿分，只要另外一門選修課距離B的起始分差一分，他也無法進入一般本科的招生視野。

　　從2000年到現(xiàn)在，江蘇省的高考方案已經(jīng)改了4次。但讓很多人難以理解的是，這一次一次地改過來，為什么大家喜歡的還是最初的“3+2”？

　　改革的邏輯

　　2000年之前，江蘇的高考方案與全國其他省份一樣，一直是文理分科的“3+2”模式：“3”指的是語、數(shù)、外(下同)；“2”，文科指政治、歷史，理科指物理、化學。

　　2000年，“3+小綜合”登陸江蘇�！靶【C合”分文科綜合和理科綜合，前者將政治、歷史、地理綜合在一張試卷上，后者則將物理、化學和生物綜合在一起。文科生考3+文科綜合，理科生考3+理科綜合。

　　“3+小綜合”是教育部于1998年推出的“3+X”的一個變種。變數(shù)“X”的出現(xiàn)，曾在當時被教育界寄予厚望，認為“變就有希望”，同時也給了各省鼓勵在高考模式上進行探索的強烈暗示。該模式1999年在廣東省獨家試點，2000年有4個省份加入，江蘇是其中之一。

　　“這是為了提高學生的綜合素質，”江蘇省教育廳的一位負責人在回答媒體提問時說：“一個合格的高中畢業(yè)生應該是各科都全面發(fā)展的通才，學科短腿的學生不能適應社會的需要�！�

　　坊間則流傳著另外一種說法：“小綜合”方案的出臺，與一位生物學院士的上書直接相關。由于生物在經(jīng)濟發(fā)展中作用日盛，其在高考中的成功“上位”也被理解為其謀求話語權的一個表現(xiàn)。

　　2002年，“綜合”的思路得到進一步擴展：當年，文理并包的“大綜合”，取代了文理分治的“小綜合”。

　　江蘇省教科院的一位專家，如此解釋這一方案出臺的思路：世界并不是文理分科的，要客觀地認識世界，就要掌握各個學科的知識。這些知識同時還是創(chuàng)新的前提。

　　《創(chuàng)造性與綜合能力培養(yǎng)》一書的作者、揚州中學特級教師王雄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表示：兼具文理科素養(yǎng)的學生，視野更開闊，創(chuàng)造性也更強。

　　在說明這種綜合的必要性時，一個發(fā)生在美國的故事常常被提及：1957年蘇聯(lián)人造衛(wèi)星上天后，美國人很著急，陷入全民反思，其中對教育反思的結果是——美國人過于重視科技，卻忽視了人文與藝術。結果在贏得科技的同時，卻失去了想象力。于是美國政府提出要求，在校的學生不僅要學好物理，學好數(shù)學，還要把鋼琴彈好。

　　王雄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中國的教育改革從上世紀90年代到現(xiàn)在，一個總體的趨勢是向國外學習，尤其是向美國學習。

　　但是，“大綜合”方案只在江蘇推行了一年，便在排山倒海般的反對聲中草草收場。其中最主要的一個原因，是這一方案給學生帶來的負擔太重。

　　按照一般的邏輯，人們推測“大綜合”失敗后，會退守頗受好評的“小綜合”。但出乎人們意料的是，2003年出臺的新方案基本上退回到2000年之前的“3+2”，不同的是其中的“2”可以在文理科之間交叉選擇，人們習慣稱之為“3+1+1”。

　　方案的主要制訂者之一、時任江蘇省教育廳廳長的王斌泰，同樣用“綜合”來描述這一方案出臺的思路。由于文、理不設限，這一方案呈現(xiàn)出的組合多達15種，其中文理交叉的組合就有9種。

　　由于在各個組合之間很難把握一個統(tǒng)一的難度，這一方案從產(chǎn)生的第一年起就備受爭議。但由于2005年新課改實施，修改的動議被凍結，這一方案得以延續(xù)，一直到2008年新高考方案出臺，算得上近10年來最為長壽的一個方案。

　　2008年的高考新方案，專門針對2005年開始的高中新課改。其最為突出的特點有兩個：一是只有語、數(shù)、外的成績計入總分；二是其他科目的成績以等級劃分，其中必修課的成績作為填報志愿的門檻，選修課的成績則作為填報各個批次大學的門檻。

　　江蘇省教育廳將制訂這一方案的初衷，歸結為三個“有利于”：一是有利于推進課改；二是有利于減輕學生負擔，促進全面發(fā)展；三是有利于擴大高校招生自主權。

　　但今年高考后暴露的種種問題，正讓這一方案面臨前所未有的壓力。相關的修訂工作正在緊鑼密鼓地進行。江蘇省教育廳在拒絕《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給出的理由是“未到時機”。

　　這個“時機”，據(jù)業(yè)內人士分析，指的就是新方案的公布。

　　高考方案對牛彈琴？

　　不管是高校從事教育研究的專家，還是在高中教學一線的老師，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都不否認這些方案的制訂可能有著良好的初衷。但他們同時認為，這些方案之所以敗走麥城，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其中的理想設計與現(xiàn)實之間存在著很大的差距。

　　南京師范大學課程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郝京華，向《中國新聞周刊》提醒了這樣一個可能被忽略的重要現(xiàn)實：在大學生找工作日漸艱難的背景下，其中的部分壓力逐漸前移到高考，以前持“有個學上就已經(jīng)不錯”想法的一些家長，已經(jīng)逐漸生出“上個好大學、以便將來找工作”的念頭。

　　但在圍繞高校尤其是重點高校形成的供求關系未有大的改觀、以分數(shù)為核心的選拔機制沒有根本變化的情況下，這些“上好大學”愿望的積聚，只會使大家對能在競爭中脫穎而出的任何因素越來越敏感。并且，在一個家庭只有一個孩子的背景下，這種氛圍足以擴散到整個社會。

　　江蘇省教育廳副廳長丁曉昌在一次接受媒體采訪時打了個比方，說高考就是高中生進入社會以前的一次分層考試，而進入重點大學就等于拿到了“白領入場券”。

　　在這樣的形勢下，任何一個看似人性化的高考方案，都會被學校、家長、老師和學生轉化為高考分數(shù)的“分配器”，并且根據(jù)“分配器”的指揮去分配時間、精力，還有金錢。

　　所以，老師、家長、學校和考生關注的，并不是這個“分配器”分配得是否合理，而是要盡快適應這種分配方式，并在其中建立比較優(yōu)勢。

　　“他們關注這個方案是什么，多過關注這個方案怎么樣，因為競爭使得他們無暇顧及，”一位基礎教育專家對《中國新聞周刊》分析，“所以任何一個方案要對他們減負，根本不可能，因為負擔不是來自于課本，而是來自于競爭�！� 為了競爭，有人竟然瞅準了方案的漏洞。

　　“3+1+1”方案的本意，本在于鼓勵學生選擇自己感興趣的組合，以便有一個與自己的個性發(fā)揮相聯(lián)系的未來，但由于方案操作中的瑕疵，出現(xiàn)了一個意想不到的情況：

　　2003年和2007年，物理相對于其他學科明顯偏難，因而這一組合的考生得分較低，但由于各組合在錄取中適用一個分數(shù)線，物理組合的考生不明所以地吃了大虧。以前以聚攏了大多數(shù)優(yōu)秀的學生而風光無限的物理組合此后風光不再，并且影響了整個理科的士氣，很多學生放棄理科，投奔文科。

　　南京市金陵中學高三物理老師吳興國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以前10個班有8個班選理科，現(xiàn)在好一點的學校還剩下5個班，差一點的可能只有兩個班，再差一些的，10個班可能只有20人學物理了�！坝械男ｉL就在大會上講，叫大家不要選理科。”

　　“08方案同樣面臨這樣的問題。”吳興國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選物理的大多是學習比較優(yōu)秀的學生，“即使是這樣，也有50%的人上不了本科。”

　　揚州市2008年高考的報名數(shù)據(jù)顯示；選物理化學、物理生物、歷史地理、歷史政治組合的分別有7845、5987、5551和7279人，而選物理地理、物理政治、歷史化學、歷史生物的分別為55、5、9和235人。根據(jù)這組數(shù)據(jù)，該市文理科考生的比例已經(jīng)接近1：1。

　　揚州中學特級教師王雄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根據(jù)高校對各種專業(yè)的錄取比例，文理科考生的比例應該維持在1：2左右比較合理。

　　7天一個方案，那是什么方案？

　　南京師范大學課程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郝京華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在2008年高考方案征集之初，有關人員曾經(jīng)找到她，希望她出一份草案，但給出的時間嚇了她一跳：“一個星期要交�！�

　　“一個星期能出來什么樣的方案？”郝京華說，要做這樣一個每年事關幾十萬考生命運的方案，至少要做一些國內國外的比較研究，還要做一些國情省情分析，“一個星期！豈不是天方夜譚！”

　　郝京華認為，此前出臺的幾個方案，理想色彩都很濃，可能就跟這種前期的準備不足有關系�！八麄円詾楹芎唵危瑐}促地出來一個，然后就在那兒補漏洞吧！”由于話不投機，郝京華現(xiàn)在“越來越有被邊緣化的感覺”。

　　南京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原所長龔放，曾經(jīng)參加08高考方案公示后的第一場專家座談會，并且對原方案中理化不統(tǒng)考的做法提出質疑，但最終無果而終。事實上，此前南京大學5位院士也曾就同一問題提出強烈的反對意見，但新方案依然不為所動。

　　揚州中學特級教師王雄認為，像這種涉及面甚廣的公共政策的決策，應該舉行聽證會，而不是用座談會越俎代庖，因為聽證會有一套規(guī)范的決策程序，而座談會的通常程序則是：領導先發(fā)話，定個調，下面的就跟著做好好先生了。

　　江蘇省前教育廳長王斌泰最近在接受江蘇省內一家電視臺采訪時抱怨說：2008高考方案是很多專家提出的，作決定的時候大家討論了很長時間嘛，現(xiàn)在他們都不說話了，變成我一個人的決定了。

　　“看來，座談會的時代確實該讓位于聽證會了。”王雄說。 (韓永)

　　(實習生朱小北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