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歲的大學老師周紅最終退了火車票,沒有回家過年。
因為她的領導去年拿到了一個社科基金,快結題了還沒有成果,一著急就把這個任務“光榮”地托付給了周紅。前一陣她又要備課又要監(jiān)考又要批改試卷,還要承擔輔導員的職責把學生們安全送走,這本書就像把駱駝壓死的那最后一根稻草,壓得她嘴邊長了一圈的大泡。
“朋友們一聽我在寫書都很羨慕,可我的名字最多也就出現在后記的‘致謝’里!”周紅有些憤憤不平,“辭職”的念頭一直在她腦子里跳來跳去。
筆者走訪了幾所大學,發(fā)現有些像周紅一樣的青年教師在給教授做嫁衣裳的過程中牢騷滿腹。是現在的年輕人承受能力弱耐不住寂寞,還是一些高校的環(huán)境不利于年輕教師的成長,讓他們承擔了太多工作和壓力?
微薄的工資讓年輕教師不得不繼續(xù)啃老
許多、袁全和鄭革,都是碩士研究生畢業(yè)后到東部沿海城市同一所大學工作的。他們同一年進校,如今時間過去了4年,各自的生活也經歷了許多變化。
他們說,工資微薄是年輕教師心理要跨的第一個檻。
許多依然記得第一次領工資的情形。那個時候還沒有辦好工資卡,自己的工資要從財務處領取,填好領款單后等了十幾分鐘,窗口里才扔出來薄薄的一疊錢: 1704元。
“這個數字我一直都記得!痹S多說。她用其中的4元零頭買了兩注彩票,“當時特想中500萬元,還想好如果中獎就要全部存起來,然后每月自己給自己發(fā)一萬元工資!
當然,“500萬女神”沒有光顧她,而這樣的一個數字在她的工資冊上“待”了兩年時間。除去合租的房租、水電以及必要的生活開銷,每月都無余款。許多終于成了傳說中的“月光女神”。
袁全和許多是大學校友,她的父親是一家國企的領導,單位福利非常好,一直希望袁全可以到自己單位工作。但袁全總覺得從小到大都在爸爸的羽翼下成長,“就像個木偶,在父母的指揮下完成人生所有的選擇,很沒成就感!彼馨寥坏貞{自己能力進入高校當了老師,可以說在朋友圈贏得了喝彩一片。
可好景不長,大手大腳花錢習慣了的袁全第一次拿工資時,愣了半天,問,“領導,咱學校的工資分幾次發(fā)?”半分鐘后,大家一陣哄笑。袁全的理想主義遭遇了殘酷的現實,她無法真正擺脫父母的羽翼,每月依舊要靠他們支援。
其實相比其他同事,袁全生活方面已經算很優(yōu)越了。她有一輛從母親那里淘汰下來的藍色寶來,卻“從來沒有自己加過油”。袁全的媽媽給了她張加油卡,每月還會自動往卡里充值。剛參加工作不久,父母就給她買了一套房子。袁全一直過著有房有車的幸福生活,并沒有感到生活的壓力。
每當看到媒體上批評大學生問心無愧地當“啃老族”時,袁全就特別難受,工作以后還要“全方位啃老”,實在是一件很傷自尊的事。
工作兩年后的一天,在去學校的班車上,袁全聽到坐在前面的兩位中年男老師比較工資條上的錢數,兩個人圍繞其中一個人少了50元錢的取暖費的問題討論了一路,“那摳摳搜搜的樣子讓我悲從中來,下車回家立馬寫了辭職信”。
由于合同期限沒到,袁全需要付給學校一大筆賠償金,袁全終于在人事處爆發(fā)了:“學校應該另開一個專業(yè),專門研究如何掙老師們的錢!”
袁全辭職時正好趕上金融危機,她再次拒絕了爸爸那家國企的橄欖枝,“這個世界常常不是因為你做了什么而后悔,而是因為你沒做什么而后悔!
如果說年輕女教師能通過結婚改變命運,男老師怎么辦
嫁人,是不少女教師改變窘境的途徑。
許多的媽媽一直教導她:女人有兩次投胎機會,一次是到自己家,一次是找婆家。眼看不到2000元的工資養(yǎng)活自己很成問題,普通的商品房價格已是天價,身邊的朋友接二連三地結婚從宿舍搬了出去,合租的房子漸漸找不到同住的對象,許多開始著急了:“發(fā)瘋一樣想結婚,甚至考慮過嫁個有房子的老頭子!
好在“大學女教師”因為職業(yè)“工作體面、受人尊敬”,一直屬于婚姻市場上的績優(yōu)股。頻繁相親過后,許多嫁給了當地一位國稅局領導的兒子。他也在稅務系統(tǒng)工作,家里好房子有多套,還有一輛公車兩輛私車。
“當時我就覺得自己不用再漂著了!痹S多說。兩個月以后,許多就結婚了:“丑是丑了點,看習慣了都一樣!
跟許多可以通過嫁人改變生活的窘境不同,高校男教師面臨著更多困境。來到這個城市4年了,房價已經翻了兩倍,鄭革依然住在學校不到10平方米的單身宿舍。就這樣一間朝北的潮濕小屋,學校每月還要從他的工資卡中扣除550元作為房租。這樣一來,他每月到手的工資還不到2000元,“不吃不喝也還不夠某些核心期刊的單頁版面費”。
在鄭革的大學里有一個教師優(yōu)勢綜合指標排序的規(guī)律:老年男教師、中年男教師、老年女教師、中年女教師、青年女教師、青年男教師。
“所以,年輕人難,年輕男教師更難!编嵏镎f。
在教授的舞臺后默默奉獻經費和他們沒有一毛錢關系
許多工作非常努力,讀書期間就跟導師做過不少項目,可那個時候不論項目經費多少,都跟她“沒一毛錢關系”。本以為到了高校之后可以翻身當家做主人了。事實上卻不是想像中那么簡單。許多在一所理工學校工作,文科項目本來就少,申請標準也就更加復雜。
“所有的項目都跟職稱掛鉤,隨便一個項目的申請,起點就是副教授!痹S多說。
好幾次也想過沖擊青年教師項目,再一看青年的標準是50歲以下,“就一點兒希望沒有了”。幾次申報項目的不成功,讓許多很受打擊:“看來大學教師還真是跟‘國學大師’差不多的職業(yè),拼的是誰‘活得久’。”
考博又是另一個瓶頸。碩士研究生在大學校園已經成了“同事看不上,領導不重視,學生瞧不起”的尷尬學歷。但是想要讀博卻又很難。許多所在的英語系,因為本科教學評估時期師資力量不夠,一口氣引進了9位碩士,F在他們承擔著大量的基礎教學工作,學?紤]這個原因,一直嚴格控制碩士教師報考博士的名額,“一年3個,按年限排隊”,更可怕的是“如果今年排上隊了,有了考試資格卻沒通過考試的,必須重新排隊”。這樣的壓力讓許多不敢再想考博士的事。
她說,現在考博在導師那里也要排隊,“兩邊兒都剛好排上號的概率太小了,可以去買彩票了”。
對于高校里一些年輕教師的牢騷滿腹,已經人到中年的教授對他們頗不以為然。
劉業(yè),今年剛剛被提為教授,他說:“我們年輕時候一樣一路為領導做嫁衣裳,給他們寫書做‘學術影子’,都習慣了,F在的‘80后’教師,整天想著怎么快點出名,還沒學會坐冷板凳!
好在鄭革的性格平和,對物質生活的要求非常低,這樣的說法并不影響他的心情。讀書是他最大的樂趣。去年他考上了社科院的博士,但他最大的愿望還是回到學校教書!跋啾壬鐣,學校還是要單純很多”,這也許是很多年輕教師雖有怨言但還甘守清貧的原因。
因為堅守,鄭革也獲得了讓他溫暖的回報。他的學生像尊敬舊式知識分子一樣把他視作“世外高人”。不過,對待這樣的評價,鄭革有時也會苦笑:“學生把我當成獻身學術的苦行僧,但在這個現實的世界里,我偶爾也會有還俗的念頭。”
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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