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廿七年即公元1901年春天，秦皇島撫寧縣發(fā)生血案，周各莊李家先后12人喪命。命案發(fā)生不久，懷著身孕的李家兒媳馬家姑娘即走上漫漫控告之路。這個失去 3個孩子的母親，堅忍而決絕。控告路上，千辛萬苦，遺腹子出生數(shù)月又被害，公爹也打了退堂鼓，她卻百折不撓，懷揣孩子發(fā)辮，誓將兇手繩之以法。3年多的時間，官司從縣打到府，從府打到省，又從省打到京城，反反復復，曲曲折折，牽涉到的官員從知縣、知府一直到那桐和袁世凱這樣的朝廷一品大員，甚至連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都驚動了。光緒三十年即公元1904年，官司落幕，馬家姑娘贏了。人們看到，中國末科狀元劉春霖出席朝廷安排的瓊林宴之際，命案策劃者和制造者，大挑知縣、舉人王維勤在等待命運的最后宣判，他也將成為中國歷史上接受凌遲之刑的最后一人……

　　本報《燕趙風物》專欄，自2009年12月6日起，對這樁發(fā)生在108年前的命案進行了連續(xù)報道(讀者也可登陸燕趙都市網www.yzdsb.com.cn閱讀)，旨在鑒古警今，在讀者中間也引起很大反響。2010年3月16日，省內部分知名專家做客本報，就此報道從歷史和文化的層面，進行座談研討。本報記者特摘錄以下精彩片段，以饗讀者。

　　比楊三姐告狀更驚心動魄

　　這件事比楊三姐告狀更驚心動魄。的確，這是塵封了108年的非常特別的大事，不論是史學價值，還是藝術的價值，都應該超過楊三姐告狀，甚至可以直追那個時代的楊乃武和小白菜。我們河北這件事為什么沒有得到應有的歷史肯定？

　　我是從小聽李馬氏(即奇案中的馬家姑娘，記者注)的故事長大的。我1996年來到燕趙都市報，那一年撫寧縣民政局突然發(fā)現(xiàn)了這件事，并在民間征集史料，可惜我當時已經離開了。因為燕趙都市報的編務太繁忙，我無暇關注這件事，去年和前年的時候，和人們說起這件事，引起記者的重視，覺得這件事可以做。

　　我聽到的都是老人傳說給我的。記者報道做得很嚴謹，獲得了當時很真切的史料，所以使得老人們相傳的東西還原為一個歷史事件。他做的一些考究，包括一些評說，比我聽到的更精準。但是我覺得媒體所能做的事情也僅止于此，畢竟不是史學家。如果我們還有一個大的想法，就是想通過藝術形象，進一步擴大這個人物和事件的影響。這還要依賴于藝術界，媒體所能做的就是在河北首先披露出來。

　　老李家和老王家，應該說都是大戶，老王家世代書香，三輩人都中過進士、舉人。老李家就是土財主，人多勢眾，時常有一些不軌的行為，兩家因一些小事結怨，最后釀成這樣的慘案。一旦釀成慘案，是非就不重要了，因為不至于要把人都殺了，殺一個人行，殺他全家的婦女和孩子，這就太過分了。還是世代讀書人牽頭來做的滅絕人寰的事情。

　　如果光是殺了人，或者把這個案子破了，也不值得我們發(fā)掘，關鍵是出現(xiàn)了這樣一個女人———馬家姑娘。李馬氏連個名字都沒有，實際上“李馬氏”這樣的稱謂就反映了那個時代婦女的地位。

　　老李家還有一個活著的人——— 李際昌。留下這么兩個人，一個公公，一個兒媳。真正有深仇大恨的莫過于李際昌，但最后把官司打到底的卻是馬家姑娘，這樣一個女人的典型意義，那就是她能讓所有的男人汗顏，公公不去打官司，而讓兒媳婦打官司。

　　然后她回娘家找到她的哥哥寫訴狀，寫得非常好，拿著訴狀從縣里面開始告狀，一直到府里，再告到直隸總督那里，整整三年，并且懷抱襁褓里的孩子。一個女人把這個官司打贏了，我感覺這個案件的慘烈是天下少有的，打贏這樣官司的女人也是少有的，遠遠超過楊三姐。案件本身甚至超過楊乃武和小白菜案，這是12口人的滅門慘案，一個女人在血泊中站起來，做這件事，可以叫做驚天地泣鬼神。

　　歷史和文學永遠不是一碼事

　　民間對歷史的接受，往往是通過文藝作品。

　　文藝作品反映的歷史真實性特別重要，因為很多人通過文藝作品，了解他們的所謂的歷史。《108年前一樁驚天命案》這篇報道，有幾方面的價值。

　　首先是文學的價值。像這樣一個素材，沒必要演繹加工，它本身就有很大的文學價值。

　　其次，我們的歷史研究，有一種趨向，就是對民間社會的關注越來越多。通過記者的報道，可以了解當時的民情，所以，我想它在史學上也有一定意義。

　　另外，它也有文化學意義，比如，關于國民性的剖析。……實際上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用史學的規(guī)范敘述一個文學故事，我可能永遠達不到這樣一種境界。歷史和文學永遠不是一碼事，規(guī)范不同，但是，這篇報道所提示的方向是很好的，也很可敬。

　　能不能成為名案，有很多因素

　　這個題材發(fā)掘得很好，是108年前的驚天命案，我看這里面說12條人命，這確實是一個大案。并且，是發(fā)生在民間，就是庚子事變前后，這樣的歷史背景下的案子。這個事件本身就是挺令人震驚的事。就它發(fā)生的情節(jié)而言，也不是特別復雜，復雜的是這個案子發(fā)生之后，就是李馬氏告狀，用今天的話說是上訪，歷經了多年，一層層，這個過程是非常曲折的，也非常能凸顯這個人物的特點。我感覺這個事本身就是非常有價值的。

　　但是民間的這種事確實能夠成為名案，像楊乃武與小白菜、楊三姐，確實成了名案。和這個重要性肯定有關系，但是肯定不會成正比，有的時候這個事本身更未必就到后世那么出名，這個能不能成為名案，很多因素，陰差陽錯的影響。正因為從這個意義上，報人特有的敏感，根據(jù)一些蛛絲馬跡把它發(fā)掘出來，有這么一個版本展示給讀者，很有意義。這個題材是屬于內容方面的。

　　第二個感覺，體裁把握得比較好。

　　史學的功夫和文學這兩個方面結合好了，記者才可能做得比較到位。記者的報道不同于小說，不能去虛構一些情節(jié)和人物，必須基于事實。記者的這篇報道，可以說查詢了大量的史料，比如地方志，有關受害人留下來的東西，有關大臣的奏折、日記，還有一些相關的筆記材料，總而言之是多類別的。

　　報道里面講到慈禧，有的時候并不是你想做考證就能考證出來的，文章有存疑，這樣處理也比較合適。在寫作技法上，它畢竟不同于歷史論文，它要去吸引讀者，要有可讀性，比方說很多背景的東西、很多的聯(lián)系，跟楊乃武與小白菜產生聯(lián)系，這樣有機地聯(lián)在一起，就比較豐厚。

　　從史的方面說，報道里面提到了陽春三月殺戮開始，在后面還提到了“借助洋兵之力”，這個沒有很具體，是“借助”了嗎？怎么借助的？以“通匪”的理由，如果真是這種理由，這個細節(jié)上還是可以發(fā)掘的。這個事是不是真借助了洋兵，是不是通匪，這和社會意義聯(lián)系非常大，這個政治色彩就很濃了。王維勤就是借機進行報復，也影響到這個案件的性質。是一種借機報復，案件的社會意義是不一樣的，如果有很明確的證據(jù)，就是借用了洋兵，或者通匪，至少這個東西可以進一步發(fā)掘，更能凸顯這個案件的社會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