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讀到孟繁華的《面對“新世紀文學”的心情》(2009年11月11日《中華讀書報》)一文。在文中,他說道:“被賦予‘深刻意義’的文學在今天確實不會被人們特別關(guān)切了。因此,中國當下文學著作印數(shù)的下跌和批評家的無關(guān)緊要,就不應(yīng)看做是個別的例子,它恰恰是全球性的共同問題。同樣道理,即便文學昔日的地位無可挽回,那么,也誠如柄谷行人所說:文學還會展示它固有的力量!
什么樣的態(tài)度對于當下批評是真正重要的呢?在文中,孟繁華引用了洪子誠的《批評的尊嚴》一文的觀點。洪子誠說:“在這篇讀后感性質(zhì)的文章的標題里,我用了‘尊嚴’這個詞,來概括讀丸山昇先生著作之后的感受。這確有一些躊躇。在我們生活的許多崇高詞語貶值或變質(zhì)的時代,這個詞可能過于重大,但也可能過于媚俗。不過,如果從堅持某種目標和信念,通過‘抵抗’形成某種屬于自己的獨立方式,不斷尋求對于‘事實’的接近這一點,使用這個詞應(yīng)該是恰切的吧!(《魯迅研究月刊》,2007年第2期)
孟繁華詮釋這段引文時說:“我知道,這個交代除了洪老師的謙虛和溫和之外,事實上也隱含了他對中國當下批評沒有言說的看法。在這個意義上,‘尊嚴’這個詞就意味深長了。”對于當下中國批評,洪子誠的“沒有言說的看法”是什么?為什么孟繁華會認為“尊嚴”這個詞“意味深長”?洪子誠對“批評的尊嚴”的定義是明確的,即“堅持某種目標和信念,通過‘抵抗’形成某種屬于自己的獨立方式,不斷尋求對于‘事實’的接近”。這就是說,批評的尊嚴來自于批評家在批評活動中通過“抵抗”實現(xiàn)自己的批評主體性。喪失尊嚴的批評,是因為喪失了“抵抗”而喪失主體性的批評。
批評家所要“抵抗”的對象是什么呢?洪子誠說:“‘抵抗’所面對的,大概可以歸納、想象為這樣的一些內(nèi)容:僵硬的思想框架,強大潮流的裹挾威力,正義感宣泄的自我滿足,與潮流保持距離的孤立恐懼,對自身位置、能力的虛妄判斷,等等!睘榱吮3帧暗挚埂钡囊庾R,批評家不僅要擁有正面闡釋和推動思潮的思維方式,而且要堅持質(zhì)詢、糾正思潮的思維方式,后者有時更重要:“當隨聲附和之聲在空中到處飛舞,模糊并掩蓋存在的裂縫、偏差、扭曲的時候。此時,揭發(fā)偏差、扭曲,就是堅持獨立立場的清醒者所應(yīng)承擔的工作。”因此,建立批評尊嚴的抵抗,“就不是將自己無保留地交付某種方向、立場、陣線”,“不是瞄準新的可能性一口氣飛躍”,“而是確認自己當前的所在的地點和自己的力量,然后一絲不茍地干該干的事,從中尋求前進的保證”。
根據(jù)我的理解,“有尊嚴的批評”,是一種抵抗的介入力量,而不是順從的飛躍活動。當下中國批評的頹敗,就是因為“掌握話語權(quán)”的少數(shù)批評家“將自己無保留地交付某種方向、立場、陣線”,“瞄準新的可能性一口氣飛躍”。因為“交付”,喪失了“抵抗”;因為“飛躍”,喪失了“介入”。在這雙重喪失下,當下批評喪失了基本的尊嚴而變?yōu)槟撤N“立場、方向、陣線”的“利益附和物”。
因為“交付”和“飛躍”,當下的一些“權(quán)威”批評家酷愛用“前所未有”一類獨斷的大套話作論斷!扒八从小笔俏覀兡苤v的嗎?這是上帝的語言。在這個地球上,有多少東西被毀滅了?又有多少東西還掩埋著?“前所未有”只有上帝才知道。不用說對整個中國文學,就是對六十年共和國文學,用“前所未有”作論斷也是不負責任的妄言臆斷。姑且不說這些“權(quán)威”批評家的“當代文學視野”至今仍然限于內(nèi)地漢語作家,對于港澳臺作家和非漢語作家是盲視的;就是對于“朝夕相處”的內(nèi)地作家,這些批評家的看法在這30年來也是翻云覆雨,朝秦暮楚的。在此前提下,我們的“前所未有”何從談起?又如何可靠?如果一位批評家“在幾十年間對一茬又一茬的作家一律叫好”(王彬彬語),對于他10年前狂批《廢都》、10年后飆捧《廢都》,我們自然不當矯情地說“很潮很意外”。但是,現(xiàn)在這位批評家更以狂飆的姿態(tài)向我們拋出“當下中國文學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無論這“前所未有”是以五千年中華史為界,還是限于當代中國六十年),我們還有理由肯定這位批評家是真誠而負責任的嗎?不,我們只能說這位“交付了自我”的批評家在“瞄準新的可能性一口氣飛躍”。這樣的批評“飛躍”,雖然可以達到文學之外的某個目的,但是絕對不能介入當下中國文學的真實。羅蘭·巴特曾說“寫作是一個不及物動詞”。這種“飛躍”的批評,確實將當下中國批評變成了“不及物動詞”。這樣言不及物的批評,是沒有尊嚴可言的。
用蘇格拉底的話說,有尊嚴的批評是做牛虻的工作。在真誠的抵抗的介入中,有尊嚴的批評本身就是一種現(xiàn)實力量,它不僅對于文學,而且對于社會整體,都會產(chǎn)生積極的構(gòu)成力量。批評的尊嚴的喪失,就是批評因為順從而依附,從而喪失了自身的現(xiàn)實力量。因此,重建批評的尊嚴,就是通過重建批評的抵抗機制而重建它的社會有效性。這樣,當下中國批評才能走出“我們這代人的宿命”的陰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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