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80年代是一個知識急劇傳播、文化劇烈碰撞的時期。文革后，中國社會突然從思想封閉的狀態(tài)中走向開放，雖然也歷經諸多曲折，但向外，向更廣大的天地走去的決心是不能動搖的。對于我們這代人來說，改變狹窄的精神生活的渴望要遠遠大于改變物質貧困生活的沖動；因此，對書籍的狂熱閱讀構成了這代人的精神生活的主要方式。

　　我的閱讀當然不會從80年代開始，倒是在70年代中期，就有了不俗的閱讀經歷。我作為50年代末生人，搭上了知青末班車，在插隊期間居然讀了大量的文學作品，這是讓比我略晚些的60年代或70年代的同行們所難以置信的。我是福建人，80年代初我已經在福建一所高校教書，福建出了個朦朧詩人舒婷，自然是我們熱衷閱讀的對象。舒婷幾乎是那個時期想象中的詩歌女神，不過我似乎更喜歡北島，他的那種冷峻中透示出信念和理性。我個人在80年代初的閱讀卻是拋離了文學，更沉迷于哲學及當時的思想論爭。

　　我個人的閱讀十分孤獨另類，閱讀期刊，因為并沒有參與創(chuàng)作，當然只是作為一個讀者的局外人的閱讀，似乎無法像寫作者那樣身處于那樣的潮流中。因為過分熱愛理論，我的閱讀還是與現實有明顯距離。70年代末上學時，我在讀畢達可夫的《文藝學引論》、別林斯基和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文集，因為那時的理論資源還只有前蘇聯(lián)的舊貨，沒有新的東西可以閱讀。盧新華的《傷痕》之類，我一開始就覺得概念化，只有張抗抗的《夏》，才讓我與當時的文學潮流貼緊了一陣子。讓我感動的作品，反倒是幾篇并不那么主流的小說，如高行健的《有只鴿子名叫紅唇兒》(1981)，那時覺得有一種情感的華美，青春的渴望流宕于其中。80年代初，鄧麗君的歌聲從東南沿海向北方擴散，隨之而來還有三毛的作品，港臺文化是內地思想解放在情感維度開放的導引。但給我留下記憶的是于梨華的《又見棕梠，又見棕梠》，書中主人公牟天磊倒是與我那時自以為孤寂的心靈相契合，而佳麗之無私的愛，也給那個年代青春年少的我提示了某種天真的向往。相比較傷痕的生硬，我更喜歡于梨華的婉約，可見我在那時的閱讀很不主流。當然，柯云路的《新星》(1984)已經是后話了，那是我很投入的一次閱讀，因為四處開講座，我的閱讀這才重新與“集體”在一起。

　　說起來，我們這代人可能都是在商務印館的那套漢譯學術名著打下的學術底子，80年代初，商務印書館開始陸續(xù)出版漢譯學術名著，給那個時期的學子們的知識底蘊提供了及時的資源，尤其是康德黑格爾構成了我們最初的學術根基。要說這么深奧的德國古典哲學吸引我們，這要得力于馬克思在中國的思想傳統(tǒng)和李澤厚在80年代引領風騷所致。

　　當時在南方一所高校教書，1981年的某天，我是無意中在并不寬暢的圖書館里發(fā)現有一套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漢譯學術名著，當時并不全，但數一數也有十幾二十本之多。那時，那排書就放在書架最下面一層，蒙滿了灰塵，我半天大氣都沒有出，想想這一大摞書，可以讓我去到怎樣的一個知識天地？抱了一摞書回到房間，門上貼著一張紙條：閑談請勿超過10分鐘。

　　確實，那時讀書有點貪大，21歲就啃黑格爾、康德、費希特等等，不求甚解，若有所悟就可。80年代初也正值思想解放運動，關于人道主義人性論的討論，在文學界和哲學界論戰(zhàn)正酣，馬克思的《1844年手稿》那本小冊子突然間就成為重解馬克思的經典，我那時自然也是沉迷于其中。80年代初，關于人道主義問題、關于異化、關于美學熱、關于主體論，都可以從馬克思的這本小冊子中找到最為有力的理論依據。而所有這些問題，最為權威的闡釋者則非李澤厚莫屬，至少在我們這輩人來說是如此。李澤厚關于中國古代、近代、現代的思想史論的著作，可以說成為我們必讀的書籍。歲月如流，出生于1930年的李澤厚先生也年近80了，與他一起隱退的是一個時代的氛圍和思想氣質。有人說，以77、78級大學生為代表的一撥人是“讀朦朧詩和李澤厚長大的一代”，此說當不為過。

　　80年代中期，其實有很多熱，但社會開始分化分層了，讀書不再會是一代人一撥人的共同閱讀。這個時期有尼采熱、薩特熱、弗洛伊德熱、海德格爾熱……福科和德里達則是80年代末與90年代的事。在文學方面，袁可嘉先生主編的《西方現代派文學作品選》陸續(xù)出到第五卷，這套書在那個時期的影響甚大，印數超過五萬冊�，F代派是這個時期的熱點，陳焜著的《西方現代派文學研究》首印13000冊，迅速告罄，這本書無疑是那個時期西方現代派在中國的啟蒙讀物。

　　如果要說到我個人的閱讀，斯賓格勒的《西方的沒落》是對我影響最大的書。不能借出，每天我都到教師閱覽室去讀這本厚厚的書，當年還是商務印書館的老版本，只供內部發(fā)行用的。一邊讀一邊寫筆記，半年時間竟然摘抄了兩大本筆記本。

　　80年代初其實還有一個反傳統(tǒng)的潮流，我本人倒是深深地浸淫于此，也寫了文章，這也說明，80年代的閱讀，是有追逐西學的鮮明傾向。

　　再到后來的閱讀就是更加專業(yè)的閱讀了，薩特的《存在與虛無》和海德格爾的《存在與時間》直至1987年才出版，這時的存在主義在中國的流行已近尾聲，只限于學術圈子，但《存在與虛無》首印37,000冊，海德格爾的《存在與時間》首版51,000冊，那時誰會認識到哲學史家說的，前者不過是后者的法文版的通俗寫本呢？那時我在北京東北部的“西八間房”(中國社會科學科學院研究生院)一間屋子里讀《存在與時間》，思想完全被它俘獲了。存在主義在那個時期最能吸引我們這代人，關于“自我”的學說就能引人入勝。記得那時汪暉說過，也是80年代上半期，他做碩士論文時，跑到北京圖書館里讀施蒂納，讀得極其投入。一度還有人把施蒂納看成后馬克思主義的始祖，不知他對“同一論”的破解，在如今汪暉的思想還有多少殘余？“西八間房”在80年代后期還是有很好的讀書氛圍，陳燕谷以苦讀著稱，他主要讀英文原著，羅曼·茵加登之類，以此來恐嚇那些高談闊論的人；靳大成則開口閉口人類學；許明還是在蔡儀和非馬克思主義邊緣徘徊；我那時開始讀點德里達，但從西八間房老遠跑到北圖卻常常遭遇閉館。那時有限的關于德里達的讀物還是讓我思想豁然開朗，在我看來，解構主義有一種積極的進取姿態(tài)，而存在主義則偏安于“棲居”。

　　80年代是知識匯集而迅速傳播的時期，西方近一個世紀的思想文化突然都涌進來，一代人蜂擁而至去爭搶那些思想文化的讀物。那是一代人懷著渴望和憧憬的閱讀，那樣一個閱讀的時代不會再有了——那是一個時代在閱讀。(陳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