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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業(yè)操作與詩的精神格格不入”

　　“我很贊成一位印度詩人的說法，他說，詩歌應該把現(xiàn)代文明連皮帶骨消化掉�！�

　　——唐曉渡

　　本刊記者/陳曉 文/傅藝明

　　23年前，一場現(xiàn)代詩的“群體大展”拉開了詩歌商業(yè)化的序幕。從那以后，越來越多的詩人開始面臨“詩歌如何處理與大眾文化關系”的命題�！霸姼璨荒軍蕵分滤溃�”詩歌評論家唐曉渡說。

　　中國新聞周刊：請你先談談這20年里詩歌的流變。從詩歌創(chuàng)作來說，在這20年里有了什么新的嘗試和變化？詩歌表達的主題和語言呈現(xiàn)形式和1989年之前相比有了什么變化？

　　唐曉渡：1989年以后，從面上來說，詩歌在社會文化生活中占的比重，比如報紙雜志的篇幅，擁有讀者量的多少，一路在下滑。詩人被關注，很多時候是作為公共事件，比如顧城殺妻。由于90年代大眾文化借助傳媒的巨大能量急速興起，某些詩人要引起廣泛關注，往往會通過媒體制造明星的途徑，而不是靠有力的作品來自我確立。好作品很少進入受眾的視野，倒是一些志在抓人眼球的事件不斷，什么“下半身”啊，“梨花體”啊，表面花哨熱鬧，其實沒什么價值。但愿他們會有變化。

　　但從作者的角度，或者從作品質(zhì)量的角度，應該說比過去提高了。一批在80年代嶄露頭角的詩人，20年來寫出了他們最重要的作品。比如80年代寫出《女人》《靜安莊》等組詩的翟永明，90年代以后仍然佳作不斷。西川的影響也主要是在89年后形成的。他的詩歌理念，包括文體和修辭方式，都在90年代經(jīng)歷了重大變化，并迅速走向成熟。歐陽江河的情況要復雜一些，但也差不多。他的“異質(zhì)混成”之法和西川的“互破”之法，在我看來同屬當代詩學最重要的收獲。王小妮、王家新早在80年代初就已出道，進入90年代以后則越寫越結(jié)實。于堅也是這樣，他的兩首長詩，包括“事件”系列，都寫于90年代。其他詩人我就不一一列舉了。當整個社會對詩歌的關注在退潮、下滑的時候，這些人堅持住了他們的詩歌立場，找到了更有效地應對復雜歷史語境的途徑，面對難度的挑戰(zhàn)寫出了更有分量的作品，事實上已經(jīng)成為當代詩歌的中堅。

　　中國新聞周刊：你1997年寫過一篇《低谷的夢魘》，認為詩歌不是低谷，而是正常了。現(xiàn)在12年過去了，你還堅持你當初的觀點嗎？

　　唐曉渡：那篇文章是為了打破某種成見。我其實對這類爭辯沒什么興趣。詩有詩的命運，但這個命運不是由詩單方面來決定的。詩人可以決定自己的寫作，但詩歌在社會文化生活中的地位，更大程度上卻是被時代給定的。如果恰好碰到劇烈的社會運動、戰(zhàn)爭、內(nèi)亂，那是詩歌大顯身手的時候，因為詩歌直接、快捷、強烈，會起到當下即刻的宣泄、鎮(zhèn)痛或爆破的作用，當然遠不能說那些詩就一定是好詩。80年代危機和生機并存，社會活力涌動，但很多場域是被關閉的，結(jié)果許多年輕人選擇了詩，詩成為宣泄他們生命能量的更便捷的途徑，甚至會導致一個人的命運發(fā)生變化。但這并不是正常狀態(tài)。

　　在比較穩(wěn)定的，以經(jīng)濟和商業(yè)為中心的社會當中，詩人存在的方式都是挺邊緣的。據(jù)我所知，比如在法國，一個比較優(yōu)秀的詩人，他出版一本詩集，基本上都是要自費的，一般也就印500到1000冊。詩歌只能做她該做、能做的事情，也只能在她能影響的范圍發(fā)生影響。這種影響不一定是直接的，比如80年代的先鋒詩歌，就深刻影響了先鋒繪畫、戲劇、電影。在更多的情況下，詩歌產(chǎn)生作用的方式是潤物細無聲式的。

　　好詩總是在相對安靜、連續(xù)的沉思中產(chǎn)生的，但社會又不能太安定、太沉寂。商業(yè)主義、娛樂至死當然對詩歌是不利的。有的時候你甚至感到比集權(quán)主義更可怕。集權(quán)會激起反抗，而且目標明確，能體驗到激情。但面對商業(yè)主義、娛樂主義你沒法反抗，反抗誰�。空麄�兒一個軟乎乎嘻皮笑臉的“無物之陣”。

　　中國新聞周刊：北島說：“90年代詩歌的問題要追溯到80年代，80年代的勝利大逃亡埋下了危險的種子，這個種子為90年代提供了錯覺與幻想。”你能談一下你的觀察和理解么？

　　唐曉渡：我想他不僅僅是在講詩歌界，也是在講整個知識界和文化界。所謂“問題”，更多地是內(nèi)心世界的問題、精神人格的問題，這些問題可以追溯得更遠。

　　中國這30年來一直處于急劇的歷史變化之中，我們跨躍的與其說是兩三個時代，不如說是兩三種文明，也可以說多種文明碎片糾結(jié)共存。急劇的變化使我們在精神上、文化上一直處于混亂之中，不斷地煮夾生飯，來不及深刻追問、領悟許多變化的意義，許多時候甚至是回避、放棄了許多問題。同時我們的生活方式也發(fā)生了幾乎是戲劇性的變化。從精神、物質(zhì)雙重匱乏的意識形態(tài)標本式的存在，到現(xiàn)在生活在消費主義的包圍中，兩種截然不同的生活經(jīng)驗仿佛是一座山的兩個坡面，然而中間并沒有隔著一道鴻溝，也許是鴻溝太多太深，以致我們看不見或者不愿意看見。

　　對于強權(quán)、暴力，也包括大眾的暴力和商品的暴力，知識分子、藝術家理應有足夠的敏感、洞察力和不妥協(xié)的批判精神，如果沒有，就會集體陷入烏托邦的幻覺。但從50年代的思想改造，到其后持續(xù)不斷的各種整肅運動，尤其是經(jīng)過了“文革”，知識分子的精神人格已經(jīng)遭到了系統(tǒng)摧毀，不但被打斷了脊梁，甚至已經(jīng)到了骨軟可卷的程度。80年代為什么啟蒙主義會重新成為時代主題？為什么先鋒詩同時提出回到人本身和回到詩本身？就是這個背景。但事實表明，我們?nèi)匀簧钍芷錃v史后果的影響。

　　商業(yè)社會90年代似乎從天而降，來得太快、太突然，其實80年代后期，有關的變化已經(jīng)開始了。比如，對1986年的“現(xiàn)代詩群體大展”就可以做多面觀，它既呈現(xiàn)了當代詩歌的活力，也隱約地暗示了商業(yè)社會來臨。“大展”把80年代以來已經(jīng)在民間形成的詩歌群體、社團、流派放在一個公共平臺上展出，計84家，每家有一個宣言、簡介和作品，換個角度，也可以說是一種完整的商業(yè)推銷模式，雖然組織者本人沒有任何商業(yè)目的。我不知道這種具有公眾表演性質(zhì)的語言狂歡當時是否也給某些詩人們造成了錯覺或幻覺：詩歌也可以這樣玩兒了。詩歌從根本上說是個人的工作，不是集體的行為。商業(yè)操作和詩的精神格格不入。

　　中國新聞周刊：一些80年代成名的詩人說，80年代只不過是一個表現(xiàn)期，真正重要的是六七十年代的潛伏期。最近20年，詩歌淡出大眾視野，會不會是一個新的潛伏期？這個潛伏期又為詩歌提供什么能量？

　　唐曉渡：倒不如說，寫作者本身在一個前所未有的復雜歷史語境中，包括面對大眾文化的壓力，能否汲取、儲存和釋放出足夠多的能量？中國詩歌面對大眾文化的壓迫不是第一次，延安時期和50年代都遇到過，但以前都是自上而下的，是政策性的，從實際效果看，是借大眾文化之名消滅精英文化，和現(xiàn)在自發(fā)的、日常生活意義上且與商業(yè)主義結(jié)合在一起的大眾文化不是一回事。我們還可以把問題扯得更遠、更大一些，由此說到詩與整個現(xiàn)代文明的關系。在這方面，我很贊成一位印度詩人的說法，他說，詩歌應該把現(xiàn)代文明連皮帶骨消化掉。另一位美國詩人在談到美國現(xiàn)代詩歌也曾說過，它應該有一個足夠強健的胃，能夠同時消化月亮、石油和鋼鐵。我們會有這樣的胃口嗎？

　　中國新聞周刊：假如說80年代對中國新詩算是一個起點的話，你覺得89年以后的這20年，新詩又面臨一個什么樣的起點，或者說它已經(jīng)醞釀或建立起了一個什么樣的起點呢?

　　唐曉渡：從上個世紀80年代到現(xiàn)在20多年，現(xiàn)代詩已經(jīng)通過一批詩人，更重要的是他們的作品，在中國真正扎下了根。跟知識分子一樣，中國的詩人是很容易被外界的力量擺布的，不管是來自政治還是商業(yè)，在這兩種情況下詩都很容易淪為工具。所謂“扎下了根”，是說找到了自身存在的理由，自己有關世界和人類自身的獨特的、不可替代的認知、想象與表達方式，據(jù)此詩歌不斷探尋和重建語言與事物的可能關系，尤其是與未知事物的關系。

　　扎下了根同時還意味著彼此照亮，薪火相傳。這就要說到更多足夠成熟但堅持默默寫作的詩人，他們很少甚至從不被大眾媒體關注，甚至很少為更大范圍內(nèi)的同仁所知。這些人都有自己的工作，有自己交流的場所，不指望通過寫詩來干什么。詩歌對他們是一種生命形式、生活方式。他們的力量是比較穩(wěn)固的，這對詩歌的進一步發(fā)展非常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