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失海外的文物，無疑具有“尋根”與“正名”的雙重情感價值。于是近年來，愛國華商們慷慨解囊，盡己所能地回購這些文物，然后捐贈給國家。然而，中國作為這個市場上幾乎唯一的買家，一次又一次地陷入了任人擺布的“價格陷阱”。一場由中國律師發(fā)起的依法追索中國海外流失文物的行動，由此應運而生。

　　劉洋，北京一名53歲的律師，因為自己的文物收藏愛好者及律師的雙重身份，而成為了這次特別行動的發(fā)起人。

　　持有人漫天要價

　　早在上世紀80年代，劉洋就開始關注中國流失海外的文物。憑著最簡單的法律思維，他每每聽到愛國華商回購文物捐給國家的消息，興奮之余，心頭都會涌起一股強烈的情緒。

　　“那些流失海外的文物，所有權歸誰？——顯然歸中國。我們?yōu)槭裁催�要花錢去買？豈有此理！”劉洋顯得有些激動。

　　此次劉洋的團隊欲依法追討的，是圓明園被掠文物——12生肖獸首雕塑中的鼠首和兔首。佳士得拍賣行去年10月底宣布：將于今年2月份在法國巴黎舉辦一場專場拍賣，拍賣品中包括1860年英法聯(lián)軍從圓明園掠走的鼠首和兔首銅像——兩件拍品的拍賣估價高達2億元人民幣。

　　“2億元？——開玩笑！足以蓋2000所希望小學了�！眲⒀笳J為，持有人在漫天要價。

　　據(jù)了解，12生肖雕塑的拍賣價格升幅巨大。從2000年的3100萬元3件，到2003年的600萬元1件，到2007年的6900萬元1件，再到2009年的2億元2件。

　　業(yè)界認為，文物持有人顯然已經(jīng)看到了中國人強烈的回購意愿，因而紛紛漫天要價。事實上，中國、中國人幾乎是這些文物唯一的潛在買家。

　　劉洋的不平之心愈發(fā)強烈，于是，他于2005年成立了民間組織——“海外流失文物追索起訴辦公室”。

　　2007年，劉洋得知流失多年的洛陽龍門石窟佛首出現(xiàn)在了美國洛杉磯。當年6月，他向洛陽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起訴佛首的美國籍持有人，要求其把佛首退還給中國。法院立案了。

　　然而，一年半的時間過去了，案件的進度卻仍然停滯在原點。在起訴時，劉洋首先要求法院根據(jù)國際公約和中美雙方的司法協(xié)議，請求美國的法院查封佛首。但這個主張沒得到美國法官支持。

　　“關鍵原因在于，我不是佛首的所有權人，無權成為原告，而所有權人又不授權于我。佛首的所有權人，大處說是國家，小處說是龍門文化旅游園區(qū)管理委員會。讓我不解的是，龍門管委會態(tài)度如此冷漠，我不知道該向誰發(fā)火去�！眲⒀鬅o奈地說。

　　劉洋是在半個月前在自己的博客上發(fā)出追索鼠首和兔首的號召的。很快，全國各地的律師同行們紛紛響應，如今，他的律師團隊人數(shù)已多達81名。

　　籌劃遠赴法國起訴

　　近日來，81名律師群策群力，細心研究了中法兩國的法律。海牙國際法院只受理國家與國家之間的案件，顯然不可能受理本案。

　　在缺乏中立的第三方裁判機構的情況下，到底應該選擇到哪里去起訴？律師們心想：若在中國的法院起訴，則被告很可能不出庭，即便勝訴了也難以執(zhí)行——雖然中法兩國簽訂了司法互認的條約；若到法國起訴，雖然有可能面臨民族主義左右審判的困難，但只要勝訴，便可確保執(zhí)行。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律師團開始籌劃遠赴法國起訴文物持有人。除了圓明園，還有誰可以充當原告？“我們在等待原告的出現(xiàn)。”

　　上周五，劉洋的團隊召開了新聞發(fā)布會，圓明園管理處派了兩名工作人員到會旁聽，但均“面色嚴肅，不表態(tài)”，最后提前離席了。據(jù)稱，目前該管理處正在“討論研究”，至今尚未表態(tài)。而記者在圓明園的官方網(wǎng)站上看到，管理處在網(wǎng)站的顯眼位置早前便已開辟了“圓明園流散文物回歸”的專題——但專題的內(nèi)容僅限于回購，并未提及追索。

　　律師團進一步研究了法國法律。法國法律規(guī)定，有三類人可以成為原告：一，與本案的訴訟結果具有合法利益關系的自然人或法人——圓明園管理處；二，法院可以授予某些團體以訴訟資格，使該些團體得以為社會公益或他人的利益而提起訴訟；三，國家檢察官。

　　第二種情況引起了律師團的重視。劉洋平日與“中國文物保護基金會”及“搶救海外流失文物專項基金會”素有來往，他認為，只要法國的法院認定這兩大民間組織具有訴訟資格，則即便圓明園管理處不同意，依法追索仍能繼續(xù)。

　　中國律師團追索鼠首、兔首的行動，一經(jīng)法國媒體報道，引起了法國人的爭論。法國人對中國律師發(fā)起的這次行動持兩種截然不同的態(tài)度：有的法國人認為“中國人愛面子，我們以前拿了人家的東西，傷了他們的面子，還給他們就是了，別傷感情”；但也有很大一部分法國人戲謔道：“如果這個都得還，那盧浮宮里的東西是不是都得還了？我們得組織律師團應訴。”

　　對于劉洋的追索行動，也出現(xiàn)了不同的聲音：追索行動勢必會打草驚蛇，以后，中國流失海外的文物是否會因此而轉入地下？到時候，即使我們愿意掏錢，也見不到這些文物的蹤影了。

　　專家傾向于通過協(xié)商解決

　　這類觀點頗為深刻，但劉洋卻并不認同。他認為，如果不公開拍賣，收藏家從事收藏的根本原動力就沒有了。另外，哪怕可能給今后海外追索造成一定障礙，也能遏制住文物非法出口的囂張態(tài)勢。

　　北京大學法學院國際法教授王慧指出，無論是從國家繼承的概念出發(fā)，還是從讓案件有利于己方的立場出發(fā)，國家文物局作為全國文物的主管機關，都是比圓明園管理處更具有令人信服的原告資格。國家文物局作為主管機關，不可能沒有想過走法律途徑的可能性，至今未付諸實踐，必有多方面的因素制約。

　　若遠赴法國起訴，首先就要面臨法國的法院是否受理的問題；假設受理了，繼而又要面臨法國的法院是否認可授權有效性的問題。在國際法的歷史上，因財產(chǎn)問題，私人訴國家，由來已久；而國家訴個人，聞所未聞。中國是否能為了文物而放下“面子”起訴個人？當然，這還牽涉到國際政治問題。

　　王慧認為，法律不是萬能的。她主張：我們應該向國際社會強調(diào)“中國海外流失文物是中國的國家財產(chǎn)”，進而通過與各國及文物持有人的協(xié)商，雙方各退一步，以“雙贏”的協(xié)商結果促成文物回歸祖國。畢竟，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是受害者，而對方在道義上卻背負著沉重的精神枷鎖。

　　文/本報記者 張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