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wǎng)1月21日電 諾貝爾物理獎得主、華人科學家楊振寧日前作客鳳凰衛(wèi)視，暢談自己波瀾壯闊的一生中，有顆“我的中國心”，“每飯勿忘親愛永，有生應感國恩宏”。同時，他還回憶了上個世紀70年代與中國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交往的軼事。本期節(jié)目內容摘錄如下：

　　陳曉楠（主持人）：剛剛過去的2008年歲末，我們攝制組有幸和楊振寧先生相約，在他清華園里的歸根居里拜訪了他。其實之前我們就知道，能夠得到采訪楊振寧先生的機會不是一件特別容易的事兒，因為楊老實在是太忙了。在2004年秋季，楊振寧教授親自帶了一學期大一的新生課，當時反響非常熱烈。而前不久呢，他完成了他最新的作品集《曙光集》。現(xiàn)在他也還是每天要去清華研究中心上半天的班。一個八十六歲高齡的老人，他的精力、他的活力真的不亞于任何的年輕人。在楊先生高大寬敞的客廳里，我們坐下來聊了整整三個小時，而整個采訪中楊老他的思維之敏捷、記憶之清晰、言談舉止間的生動與活力，真的讓我們這些年輕人也不得不嘆服。在楊振寧先生徐徐的講述當中，我們感受著他波瀾壯闊的人生。

　　如果沒有學術活動，這位享譽世界的物理學大師每天都會走在清華園這條路上。這是一條從家通向辦公室的路，也是一條他在心里夢回了千百次的路。

　　1971年的乒乓外交，讓敵對了二十年的中美關系以民間交往的方式，邁出了戰(zhàn)略性的一步。這一年也成為楊振寧人生里的重要轉折。

　　陳曉楠：在1971年的時候，當時您是感觸到了一些什么樣的跡象讓您動了要回國的念頭？

　　楊振寧：在71年的時候最重要對于我有大影響的是乒乓外交。然后又過了不少時候呢，《紐約時報》登了很小的消息。說是在那個以前呢，美國人的護照上有一項是說這個護照在底下這些國家不能用，其中一個就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我記得有四個國家。突然報紙上登了一個小消息，說是那個不可以用的那個國家的名單里頭，中華人民共和國取消掉了。那么這個很顯然我能看出來，那么點小的消息您都看到了。很小的一個消息，我注意到了。所以我就知道啊，這是現(xiàn)在有文章在里頭。

　　正是這種敏銳使1971年成為楊振寧人生里的重要轉折。他立即計劃重回故土，成為中美冷戰(zhàn)期間第一個訪問中國的科學家。這也為上個世紀七十年代中美的外交前途鋪陳出濃重的一筆。而楊振寧之所以做出了這樣在當時看來很大膽的舉動，則緣于一種糾纏于內心深處多年的中國情結。

　　1945年，曠日持久的抗日戰(zhàn)爭終于結束。中華大地上到處是歡慶勝利的喜悅。也就是在這一年，楊振寧在昆明西南聯(lián)大讀完了碩士學位，并順利通過了清華的留美考試，即將遠渡重洋去美國求學。

　　陳曉楠：當時您對自己的未來跟前途是怎么看的呢？

　　楊振寧：我非常自然的一條路呢，就是像我父親他們那一輩，他們都是基本是百分之百的念完博士學位，或者念完博士學位做了一兩年博士后以后，都回到中國來，變成了教授。所以當時我自己感覺，我的父母，我的老師都覺得楊振寧將來的前途呢就是他出去留學，再回來做教授。

　　陳曉楠：1945年的時候，離開家鄉(xiāng)的時候，當時離別的時候是個什么樣的情形？

　　楊振寧：只知道當天要飛到第一站到印度。那么我還記得很清楚，家里頭收拾行李什么的都是我母親管。她不講話她就把行李什么的都整理好。我記得很清楚大家都沒有流眼淚，大家都是很緊張。然后就送我到門口。可是只是我父親一個人跟我坐了兩輛，昆明那時候沒有公共汽車也沒有電車，只有人力車，所以叫了兩輛人力車，我跟我父親就到了那個公共汽車站。我就上了這個公共汽車。然后我就看見我父親就被人擠到后頭去了，就看不見了。然后在里頭跟同學講起話來，差不多搞了一個鐘頭。我那時候就看不見我父親了，突然我旁邊那個美國人，跟我說你父親在那兒，我回頭一看呢，他擠到前頭來了。那么他這個我父親瘦瘦的一個人站在那兒，我才知道他已經(jīng)在那兒等了一個鐘頭了，所以一下子把我憋下來的一個早上的感情呢就一下子爆發(fā)出來了。

　　抗戰(zhàn)八年，幾度流離失所的親人；西南聯(lián)大里，情誼深厚的老師和同學；還有滿目瘡痍、百廢待興的國家，為了追求科學，只能短暫的離別，然而這只是一場短暫的離別嗎？

　　陳曉楠：那個時候沒有想到再回來是二十多年之后了？

　　楊振寧：是。在我做博士后的時候呢，朝鮮戰(zhàn)爭發(fā)生了。朝鮮戰(zhàn)爭一發(fā)生呢，美國的總統(tǒng)杜魯門呢就有一個法令出來，說是在美國，中國血統(tǒng)得到理工博士學位的人，不準回國。他這個道理呢是因為覺得理工的人，回去也許幫中國有武器制造什么這一類的。所以像我這一代的人在那兒，多半的人這些留學生都滯留在美國。

　　想起家鄉(xiāng)，想起家人，楊振寧總會哼起一首歌。一首父親教的歌。

　　楊振寧：中國男兒，中國男兒，要將只手撐天空，長江大河，亞洲之東，峨峨昆侖，翼翼長城，天府之國，取多用宏，黃帝之胄神明種。這個歌的調子跟它這個字，我想是一代的青年人受到很多影響的。

　　陳曉楠：那個時候在美國華人作為一個學者來講在日常生活和社會當中能感受到歧視嗎？還是非常平等？

　　楊振寧：我當時要想買一個房子，就是五十年代，后來我已經(jīng)交了定錢。后來那個蓋房子的人說是他要退這個定錢給我，為什么緣故呢？他說周圍有些別人來看房子，聽說有個中國人買了個房子在那兒，他們就不愿意買周圍的房子，這當對他的影響很大。我當時氣得不得了，找了一個律師，說是要打官司，那個律師說這個官司你打不贏的。因為沒有一個這個地皮當初的地契里頭，沒有一項說是不可以有種族的歧視。所以他說這個打不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