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行為的本質是侵權、假冒，是對知識產權的無視。警惕一個早已在國人意識存在的“山寨”式思維，不要真的發(fā)展成一種“文化”，這應該是內地文化界所有有識者刻不容緩的使命。

　　“山寨”癥候群

　　“山寨”是最近新造出來的詞。據說源出于廣東，也可寫作“山砦”。最初是被用來借指“由民間IT力量發(fā)起的產業(yè)現(xiàn)象”(說白了，就是對某些知名品牌所進行的低成本仿冒)，后來又有熱心的知道分子，將該詞的輻射面無限擴大，用來泛指盜版、克隆、仿制等類似行為，進而造出“山寨文化”的說法，來對應和涵蓋社會上形形色色的模仿現(xiàn)象。凡此類推，現(xiàn)在大家談起“超女”、“快男”等模仿秀冠軍，可統(tǒng)稱“山寨明星”；談仿冒手機，可叫“山寨機”；而像“芙蓉姐姐”、郭敬明這類網站或出版商包裝出來的人士，也可稱“山寨名人”。

　　在網上看到一個“山寨產品大全”，圖文并茂，應有盡有：方便面從“康師傅”發(fā)展出了“康帥博”；“雕”牌洗衣粉成了“周佳”牌；PUMA運動衣成了PAMA，連原品牌上的豹子標志都改燙了卷發(fā)；其它如“三糧液”、《哈里·波特與大漏斗》、“雪霸”(仿冒雪碧)、“啃他雞”快餐(還就開在“肯德基”邊上)、“粵利粵”餅干(顯然是沖著近年猛打廣告的“奧利奧”來的)……“大全”下留有網友感言——“哎，世界之大無奇不有��！人們的腦子太牛了！”

　　留言網友感慨的對象還是“小器”了些，更“�！钡氖拢�其實還多得是——比如最近媒體披露的某網民已成功融資近百萬、據說已經進入到實質操作階段的“山寨春晚”；比如那位幾個月前就已憑玉照走俏博客、搞怪直追“芙蓉姐姐”(憂郁的表情，魅惑的姿態(tài)，夸張的打扮，照片上的臉大多都從45度角擺姿)的“山寨圣女”……在娛樂、媒體與市場已日漸難分彼此的年代，是很難給人們的想象與行動能力，框定一個鮮明的界限的。不過，有一個問題可能比簡單地框定界限更值得大家深究——在我們的身邊，到底有沒有一個以“盜版、克隆、仿制”為主要“技術特征”的“山寨文化”？如果有，它的內涵和本質是什么？它又對業(yè)已成為“傳統(tǒng)”的那些流行文化(甚至精英文化)做出了怎樣的豐富與消解？

　　“山寨思維”源遠流長

　　僅僅依據一兩份能引發(fā)讀者黑色幽默的“山寨產品大全”，就判定“山寨”行為已經催生和構成了一種“文化”，當然是一個草率舉動�！吧秸�”行為的本質是侵權、假冒，是對知識產權的無視。模仿、拷貝、復制、盜版、克隆、仿冒、山寨……這些在過往幾十年間“遞進”的稱謂背后，包藏的本是同一種行為，但細察它們在人們嘴里的變遷：前三個里有落伍者的追趕心情，中間三個則多了牟利的急切，后一個則分明有了某種程度的“處之泰然”和“理直氣壯”。當這種“處之泰然”和“理直氣壯”一經媒體和娛樂項目放大，成為人們思維中見怪不怪的一環(huán)時，它對文化和原創(chuàng)精神的威脅才剛剛開始。

　　“山寨思維”在人們大腦中的滋生，遠要比“山寨”這個詞的出現(xiàn)早得多。早在被今天一些文化人們竭力神化的“1980年代”，我們今天的許多流行歌巨星，在他(她)們青澀期的錄音棚里都干過同一件事——“扒帶子”(把歐美原創(chuàng)歌曲的旋律配上本土詞作，進行翻唱)；到1990年代，“四大天王”里的張學友以及與他同時期的許多歌手，諸多名歌里有太多是取自日韓；到2001年，因相對持久而有效的堅持，已成為內地搖滾最重要唱作人的鄭鈞，在其原創(chuàng)專輯《鄭鈞=zj》中，赫然收錄了“扒”自英倫搖滾樂隊Coldplay(酷玩樂隊，1998年出道，比鄭鈞出道要晚得多)的《流星》(原歌名《YELLOW》)……這里列舉的還是大家日常記憶中最易做出反應的流行歌領域，至于一貫愛進行創(chuàng)意移植、共享，甚至不斷因此引發(fā)官司的影視界，類似的例子更是舉不勝舉。

　　如果說流行歌和影視界的“拿來”或“山寨”做法，很大程度上有其行業(yè)特有的游戲規(guī)則可用作分辯的依據，那么從出版業(yè)1980年代大量出現(xiàn)的“全庸著”、“古尤著”武俠小說，到后來的女“王朔”，再到“80后”商業(yè)寫手不斷通過媒體曝出剽竊事件，則實在找不出什么“業(yè)內”的規(guī)則和理由。有趣的是，今天“見多識廣”的人們提及這些，已很少有氣力去聲討它們了，不少人更愿意把自己放低到周星馳電影觀眾的位置，去欣賞這些現(xiàn)實的荒誕。而更早的時候，他們并不敢這樣的。倒退回遙遠的1950年代，前程遠大的青年作家王蒙會拍著胸脯力挺干過剽竊的商業(yè)寫手進“組織”么？那么，這些年、現(xiàn)在，在國民的精神世界，在人們對創(chuàng)造力價值的理解上，究竟出現(xiàn)了怎樣翻天覆地的變化？

　　“借鑒”與“山寨”的根本分別

　　“先是以非常規(guī)手法游走于主流圈子的邊緣，然后逐漸坐大，最終向正統(tǒng)勢力發(fā)起挑戰(zhàn)，甚至取而代之。”這是著名的百度搜索引擎對“山寨”行為所進行的文化和社會意義上的界定。而“山寨”行為，尤其是“山寨思維”驅使下的文化行為，真的像說得那么簡單和具備技術上的可操控性嗎？不，這只是單純的時尚享受者和懶漢們的理想與意淫罷了。技術浮表的差距當然可以通過模仿來縮短，但核心的、本質的，需要付出血汗的原創(chuàng)部分呢？曾經看到有人把寧浩《瘋狂的石頭》簡單理解作蓋·里奇《兩桿大煙槍》的內地版本。兩部電影盤根錯節(jié)式的情節(jié)編織方式，或許有著一定程度的承繼關系，但角色在各自生存環(huán)境下的體驗與焦灼，卻是不可復制與互換的。而這，才是《瘋狂的石頭》成功的真正原因。也恰恰是文藝上“借鑒”與“山寨”行為的根本分別。

　　《萬歷十五年》從1980年代早期就在中華書局出版，到1990年代中期，媒體和讀書界似乎還沒有什么特別的青睞。再往后，因為移到了“三聯(lián)”重版，才算漸漸升溫。步入2000年以后，取材自宋、明、清各朝的山寨版“××年”也開始多起來，無一例外都是克隆《萬》書的結構與口吻，黃仁宇作品中的實證神髓，仿書們卻統(tǒng)統(tǒng)沒有學到。其實，以治學精神和文采雙重標準來解析，《萬歷十五年》不過是西式學術著作外衣下司馬遷《史記》精神的重現(xiàn)而已。而單以治學方法和態(tài)度論，當代內地歷史學術作品中比較靠近《萬歷十五年》的，恐怕倒是治清史的茅海建的兩部著作：《天朝的崩潰》和《戊戌變法史事考》，而后兩部作品，恰恰在結構與口吻上與《萬》書截然不同。

　　“山寨文化”侵蝕創(chuàng)造力和廉恥心

　　“學我者生，似我者死”這句話，齊白石和梅蘭芳都曾用來警示過弟子�，F(xiàn)在拿這句話來警醒這些年被形形色色“山寨”思維誘惑和戕害的文化界，或許同樣合適。當流行歌被一波一波類似“R&B”、嘻哈的“潮流元素”所困擾；當影視在缺乏分級和明確限制條款的前提下，盲人騎瞎馬地摸索著建設“類型片(劇)”的成功經驗；當詩歌作者們依然輾轉于“國刊體”和“百年新詩”的泥潭(早在十年前的“盤峰詩會”上，我就親耳聽過一個當時聲名顯赫的先鋒詩評論家說過一句“名言”——“原創(chuàng)性不重要”)；當小說紛紛“下海”變身為電視劇連續(xù)劇的“文學”版本，文學獎堂而皇之地成為市井左鄰右舍式的生日蛋糕瓜分；當各地形形色色的“798”充斥了藝術民工們的發(fā)財夢和一知半解的邯鄲學步……警惕一個早已在國人意識存在的“山寨”式思維，不要真的發(fā)展成一種“文化”，這應該是內地文化界所有有識者刻不容緩的使命。

　　畢竟，那種有心的、帶著一絲危機感的模仿，與安之若素的“拿來”終歸是不一樣的。前者的本質，接近于明治維新中的日本精英；后者的心態(tài)，更靠近甲午戰(zhàn)爭前的慈禧和李中堂。而把無視知識產權、泯滅原創(chuàng)激情的行為升格為“文化”的鼓噪，則分明像極了八國聯(lián)軍入京前剛毅大學士誤國的蒙昧——這一次誤的，是國民在創(chuàng)造性和分辨力上的廉恥！可憐的山寨歡呼者，可憐的、被奴役而不自知的嘍啰們，不要當中華文明發(fā)展道路上的罪人。

　　徐 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