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日本全面侵華戰(zhàn)爭開始。與此同時，日本軍部陸軍最高指揮部參謀本部密令日本特務機構，相機配合日軍的侵華軍事行動，實施破壞國民政府經濟的措施。1938年底，日軍因自身資源、兵力等因素，停止對華大規(guī)模軍事進攻，而特務機構偽造法幣的行動被密令正式實施。由此，一場驚心動魄的中日假鈔之戰(zhàn)揭開了帷幕。

　　偽造法幣的念頭來自日本陸軍第九研究所(通稱“登戶研究所”)主任，陸軍主計少佐山本憲藏。陸軍第九研究所隸屬陸軍行政本部，專門負責秘密武器的開發(fā)。山本畢業(yè)于日本陸軍會計學校第十五期，隨后加入日本關東軍前往中國東北“滿洲國”從事兵要地志調研工作。1938年山本進入?yún)⒅\本部第七課兵要地志班。在滿洲國期間他對中國的幣制進行了詳細研究，花數(shù)年時間研究了中國內地、關外和朝鮮的貨幣流通情況。

　　中國貨幣混亂狀態(tài)結束于1935年，國民政府在該年11月3日頒布了幣制改革公告，宣布除中央、中國、交通三家銀行外(1936年增加農民銀行)一律不得發(fā)行貨幣。同時宣布改銀本位為匯兌本位，禁止銀元和白銀流通，法幣與英鎊掛鉤，法幣1元等于22.5便士。法幣制度不僅從上海的外國金融機構中回收了大量白銀，對于偽蒙疆和華北自治運動，及其背后的日本人都是一個沉重打擊。因為他們手中握有的現(xiàn)銀和地方貨幣無法再在中國流通，從而防止了戰(zhàn)略物資出口資敵的行為。

　　山本憲藏在華中地區(qū)觀察法幣的流通情況時注意到當時市面上通行的法幣大都為中央、交通兩家銀行的，印刷廠家為英國的德納羅(Thomas　De　La　Rue)公司、華德路公司(Water-low&SonsLtd)和美國鈔票公司。這些鈔票的防偽措施主要是水印和暗記，部分美版鈔票中頭像部位夾有紅藍絲線。山本的結論是:實施偽造不困難。而且他認為，由于當時中國本土偽造貨幣手段落后，一般民眾的防偽鈔意識并不是很強，通過偽造貨幣擾亂中國經濟應該完全沒有問題。

　　山本回到日本后直接同凸版印刷株式會社經理兼巴川造紙株式會社經理井上源之承談了他的全部設想，井上表示愿意提供全面合作。于是山本將他的《法幣謀略工作計劃》通過參謀本部第七課(中國課)交給了主管諜報的第八課。第八課十分重視這個計劃，直接請示到日本陸軍省。

　　1938年12月，日本陸軍大臣東條英機親自下達了批準偽造中國貨幣的命令。這個命令的具體內容是:“據(jù)附件計劃實行通貨謀略。陸軍大臣(畫押)；參謀總長(畫押)；昭和13年12月×日”“附件:對華經濟謀略實施計劃”方針:破壞蔣介石政權的法幣制度，擾亂其國內經濟，摧毀該政權經濟抗戰(zhàn)力量。

　　實施要領:

　　1.本工作的秘密代號為“杉工作”。

　　2.本工作應需要絕對保密，僅限下列人員參與:陸軍省大臣、次長，軍務局長、軍事課長；主管人員:參謀本部總長、次長，第一部長、第二部長、第八課長、主管參謀及主管軍官；兵器行政本部本部長、總務部長、器材課長。

　　3.謀略器材的制造由陸軍第九科學研究所負責和制造。根據(jù)需要，經大臣批準后，可利用民間工廠的全部或一部，但要做到絕對保密。

　　4.有關登戶研究所制造謀略器材的命令由陸軍省和參謀本部商定后直接下達給登戶研究所所長。

　　5.謀略器材的制造要向陸軍省和參謀本部直接報告其種類和數(shù)量。

　　6.參謀本部同陸軍省協(xié)商后，確定謀略器材交送地，并派必要的護送人員，作為絕密文件送往指定機關。

　　7.在支那設立本謀略的實施機關，代號“杉機關”，暫將本部設在上海，在對敵貿易的重要地區(qū)及適于收集情報的地方，設立派出機構。

　　8.本工作要隱蔽進行，主要目的在于擾亂敵方經濟，用偽造法幣進行正常的交易，采夠軍需品和民用品。

　　9.獲得的物資按軍隊規(guī)定的價格分別交給制定的軍事補給廠，所得款項用作摧毀法幣的活動費，但另有命令時不受限制。

　　10.“杉機關”要經常了解“杉工作”的活動，每月月底向參謀本部報告資金及器材的使用情況。

　　11.“杉機關”可將所印法幣的20%留作活動經費自由使用。

　　根據(jù)這一命令，山本憲藏被調出參謀本部，到陸軍第九科學研究所專門負責“杉工作”。同時，日軍在上海設立了“杉機關”的總部又稱“阪田機關”。負責人阪田誠盛是曾在關東軍參謀部工作過的參謀本部成員。1939年阪田以名義上的注冊資本金1億日元在中國開辦了“誠達公司”，該公司在淪陷區(qū)有53家分店，實際上是對中國實施經濟戰(zhàn)的機構。

　　山本憲藏、井上源之承最先選中了5元面額的法幣作為實驗對象。他們制作了5元面額法幣的印版，印刷出幾十萬元成品迅速運往中國套購物資。令他們始料不及的是，這偽造的5元面額法幣是早已退出流通領域的廢幣！第一起偽造法幣行動計劃因此流產，山本和井上等因此受到上司嚴厲斥責。

　　1940年4月，山本憲藏等故伎重演，成批偽造中國農民銀行1元、5元、10元面額券共500多萬元，又經過特殊工藝將其變成舊鈔，秘密運抵中國，并與真法幣混合在一起，分別交付日本侵華機關和淪陷區(qū)的“商社”等機構使用，這些商社有:“梅機關”、上海華新公司、民華公司、誠達公司以及廣東的“松林黨”等。這些假法幣廣泛流行，成為日本侵略者搶購物資、破壞中國金融秩序、謀取侵華日軍軍費的重要手段。

　　雖然說當時已經發(fā)明了照相制版的技術，但是登戶研究所發(fā)現(xiàn)用這種技術印刷出來的偽鈔效果并不理想，最后決定采用雕刻制版，軍方特定從大藏省造幣局秘密征調了兩名雕刻技師用放大鏡一絲一縷地在鋼印板上雕刻出人像，花紋和其他圖像。法幣采用美式規(guī)格，不像歐式鈔票那樣有復雜的底紋，因此只有正面需要凹印，背面則采用了平板膠印的方法。經過多次嘗試，登戶研究所終于在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前夕仿造出了合格的法幣，于是開始在日本大量制作。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后不久，日軍攻占香港。日軍特高課查獲了國民政府設在香港的造幣廠及沒有來得及運走的造幣機器。并且在香港九龍的中華書局查獲了新近印刷的中國中央銀行發(fā)行的10元面額紙幣一批和印鈔機器。不久，日軍又在商務印書館查獲了中國交通銀行的5元面額法幣半成品一批及印鈔機、法幣編碼、暗賬底冊等。這些連同上述所得悉數(shù)被秘密運往東京的“陸軍第九科學研究所”，選派專人專項研究攻關。1942年下半年，日本南洋占領軍又截獲了20億元中國銀行小額法幣半成品。稍后，德國海軍在太平洋上截獲一艘美國商船，查獲了美國造幣公司為中國交通銀行印刷的、僅未印上號碼和符號的法幣半成品10余億元。日本從德國方面買回了這批半成品。至此，日本獲得了印刷法幣的全部秘密。從1939年到1945年的7年間，日本侵略者共制造假法幣達40億元之巨，堪稱世界假幣制造之最。

　　日軍在竭力破壞國民政府金融秩序的同時，也將造假魔掌伸向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開辟的敵后抗日根據(jù)地。在晉冀魯豫邊區(qū)曾發(fā)現(xiàn)假“冀幣”達二三十種之多，印刷機關十余處；1943年，日軍還在山東制造了大量的假北海銀行券，利用奸商潛入根據(jù)地，高價收買糧食和其他物品。

　　日本偽造的法幣最初確實對當時中國經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主要是因為抗戰(zhàn)初期法幣還是有一點威信的(1936年100元法幣可買一頭牛)。日寇用偽造的法幣在中國套購不少物資，其中“杉機關”還利用阪田公司作為中介，通過逃亡香港的上海黑幫頭子杜月笙等人從香港購買汽油、奎寧等稀缺物資。

　　但是此后法幣流動情況卻發(fā)生了變化。由于日寇的瘋狂進攻，大半個中國相繼淪陷，國民政府退至西南大后方，當時四大銀行發(fā)行的紙幣主要通過香港進入中國，但隨著華南和香港淪陷后，這條渠道越發(fā)不方便�？紫槲跛烀�令中央信托局成立印鈔事務處，令其設計一套可在防空洞生產的鈔票，并準備在重慶建立印鈔廠。1941年，在重慶財政部印刷局的基礎上建立了重慶印鈔廠，同時對法幣進行一次大改版。而且，不等日寇的偽鈔進一步發(fā)揮功效，國民黨自己就開始了瘋狂的通貨膨脹的過程。從1937年到1944年7年內，國統(tǒng)區(qū)的貨幣發(fā)行量增加了100多倍，達1890億元，可以說日寇印刷的這點偽鈔并沒有達到擾亂經濟的目的，難怪山本憲藏哀嘆:“中國實在是一個令人望而生畏的國家”。

　　面對日偽軍來勢洶洶的“假幣戰(zhàn)”，國民政府被迫制定并實施了“以假對假”的策略，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為切實達到擾亂日偽統(tǒng)治下的財政金融秩序的目的，國民政府密令軍統(tǒng)局與英、美兩大國造幣公司達成合作協(xié)議，并秘密策劃在重慶歌樂山建立了一座偽造日本鈔票的造幣工廠。為了確�！耙约賹�假”策略能順利實施、一蹴而就，國民政府不惜重金從美國購買紙張和最先進的印鈔設備，又挑選了原中國銀行造幣廠的技術精英匯聚歌樂山，晝夜研制，精心制作。

　　當時，日本在淪陷區(qū)內流通有各種面值日本鈔票、偽幣和軍用票，每當日軍發(fā)行一種新版紙幣時，就由戴笠從汪偽漢奸周佛海處獲取日偽銀行的印鈔票版，帶回歌樂山復制并日夜趕印，總數(shù)多達15000多箱。然后將成品運至江西上饒，由交通部門配合源源不斷地偷運到汪偽政權控制的淪陷區(qū)，混入金融流通領域。這些偽鈔與淪陷區(qū)新流通的真鈔一模一樣，連日本制幣專家也難以鑒別。國民政府由此輕而易舉地套購到了大量黃金、棉紗、布匹等緊俏物資，給日本淪陷區(qū)金融市場以沉重打擊，加劇了日偽統(tǒng)治區(qū)的通貨膨脹。1944年，“對敵經濟作戰(zhàn)室”關閉，偽造日偽貨幣的工作才停止。

　　不過中方并沒有偽造多少日元，主要是因為當時日本唯一的發(fā)鈔銀行為日本銀行，日元所使用的桑皮紙加入了若干日本特有的植物纖維，很難在其他地方進行仿造。

　　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敵后抗日根據(jù)地為凈化貨幣流通環(huán)境，也開展了一系列如火如荼的反假幣斗爭。各根據(jù)地根據(jù)各自實際、因地制宜，采取了舉辦晚會、化裝演講、組織宣傳隊和張貼宣傳標語等方式，譬如每到市集日，解放區(qū)銀行就將假幣粘在布上，懸掛起來，進行宣傳并且將假幣的具體特征向廣大工農群眾和學生一一講清，以增強廣大人民識別假幣的能力，提高了人民反假斗爭的素質。有的根據(jù)地還組織專門人員在糧市、布市、匯票市等假幣出現(xiàn)比較集中的地方進行巡回查緝。每發(fā)現(xiàn)一種新假幣，便仔細找出其偽造特點，及時曝光，又發(fā)動群眾跟蹤收繳堵截，就地消滅，這對挫敗日偽的經濟破壞策略發(fā)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