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如何走民主新路跳出歷史“周期率”的問題備受關注

　　近年來，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理論，依然是毛澤東研究中的一個熱點。著名學者于光遠所著的《“新民主主義社會論”的歷史命運》是近年來最具影響的著作，作者根據(jù)新出版的文獻資料，對“新民主主義社會論”的形成及其命運做了進一步的梳理和澄清。隨著對中共執(zhí)政史研究的重視，毛澤東的執(zhí)政思想和理論在研究者中間也引起了熱烈的探討和商榷。有研究者甚至提出了應建構毛澤東執(zhí)政理論體系的建議，更多的研究者則從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科學發(fā)展觀、正確處理人民內(nèi)部矛盾以構建和諧社會的角度進行了探討。而關于如何走民主新路跳出歷史“周期率”，則是人們談論最多的話題。

　　另外，在有關毛澤東的研究中，1966年7月他致江青的信很受關注。研究者試圖通過對這封信的解讀，來理解“文革”初起時毛澤東的思考和心態(tài)。王年一把這封信和“五七指示”結合起來研究，認為如果說“五七指示”回答了建設一個什么樣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問題，那么毛澤東致江青的信則回答了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問題。這兩篇文獻是打開“文化大革命”之鎖的鑰匙。對此，金春明提出了“自我解剖說”，許全興提出了“備忘錄”說，而劉林元甚至認為，這封信反映了毛澤東對與劉少奇公開攤牌的結局的憂慮和不安。

　　彭德懷廬山會議上為什么要寫信

　　近年來，學界對彭德懷研究的興趣點是他在1959年廬山會議上的上書和在這期間及以后的遭際�！杜淼聭褌鳌�、《彭德懷年譜》以及《彭德懷自傳》為人們總體上認識這段歷史提供了寶貴資料。特別需要提及的是李銳的《廬山會議實錄》，該書披露了很多重要資料。比如，8月11日毛澤東發(fā)表長篇講話之后，對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和周小舟的大會批判；毛澤東8月16日的講話；毛澤東主持的關于人事調(diào)整及對“彭德懷反黨集團”繼續(xù)批判的8月17日的工作會議。在對廬山會議的研究中，論者對彭德懷為什么要給毛澤東寫信這個問題提出了一些深入的看法。論者一般認為主要原因有:一是廬山會議即將結束，但“左”的問題還沒有解決，他又沒有機會與毛澤東面談，無可奈何，只有寫信；二是他在西北小組的7次發(fā)言，會議簡報沒有很好反映出來；三是還有些問題，他感到不便在小組會上講，認為寫信更適宜；四是他把徹底解決“左”的問題的希望寄托在毛澤東身上，認為只有毛澤東在會上強調(diào)糾“左”才能徹底解決問題；五是他認為自己的意見符合民心民意，在中央也有人支持，會引起毛澤東重視；六是中央各位常委當時由于種種原因，都不便說話，他給毛澤東寫信，是供毛澤東參考的，即使不妥，也無大礙。也有學者提出了另外的原因，認為與廬山會議之前的上海會議上毛澤東要求學習海瑞的號召對彭德懷的觸動、甚至毛澤東的鼓勵有關。研究者雖然對造成廬山會議悲劇的原因進行了多方面分析，但對其深層原因探討依然顯得不夠，比如，毛澤東當面對彭德懷說過，“也許真理在你身邊”，但為什么不能防止這種錯誤的產(chǎn)生和在錯誤發(fā)生后能很快直面錯誤并加以改正？這個問題還有待于深入探討。

　　黃克誠一個一輩子講真話的人有關黃克誠的研究，近年來取得了不少成果，如《黃克誠大將》、《黃克誠軍事文選》、《黃克誠與蘇北根據(jù)地》、《黃克誠紀念文集》等，而《黃克誠自述》和李銳的《廬山會議實錄》則是深入認識黃克誠的重要作品�！饵S克誠自述》在第二版中增加的三篇講話，即在廬山會議的發(fā)言，關于毛澤東的評價問題，關于林彪的評價問題，是深入認識黃克誠的重要資料。學者們對黃克誠的研究更多的著墨于他在一些重大事件上剛正耿直、敢講真話、以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表明自己立場的風范和品格上，李銳評價他“是難于遇見的真正共產(chǎn)黨人、真正的人”。而黃克誠在廬山會議上的仗義執(zhí)言和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撥亂反正中堅持對毛澤東的科學評價，以及在對林彪進行評價時要求采取實事求是的態(tài)度，更是為人們所稱道。有學者這樣評價黃克誠:在我們黨的歷史上，在歷次政治運動中，有多少人屈從于權威、屈從于淫威，最終選擇了說假話，真話幾乎成了遙遠的絕響。黃克誠作為一個“死不悔改”的直言者，終生與真話為伍，終生與真理為伍，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是一個真正的共產(chǎn)黨員，是一個名副其實的大寫的人。

　　彭真中國社會主義法制的主要奠基人

　　彭真是新中國成立后許多重大事件的參與者和當事人，其研究一直引起人們的重視。彭真與社教，彭真與《二月提綱》等都因事件本身的特殊性引起人們的關注，而他對新中國法制建設的貢獻，尤其是他對中國人大制度的建設，以及與新《憲法》的關系，近年來更引起了人們的關注。在這方面，朱力宇的《彭真民主法制思想研究》可以說是第一本進行比較系統(tǒng)梳理彭真民主法制思想的著作。此外，彭沖評價彭真“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建設做出了卓越的貢獻”，顧昂然稱他“為我國民主法制建設奠定了基礎，是中國社會主義法制的主要奠基人”。許崇德則把他對現(xiàn)行《憲法》理論創(chuàng)新問題上的貢獻概括為:“國家總?cè)蝿帐菤v史發(fā)展的必然；人民民主專政適合中國國情；人民代表大會要真正成為人民權力機關；權利保障應從實際出發(fā)；社會主義民主要從最基層抓起”。俞梅蓀根據(jù)自己的親身經(jīng)歷回顧了彭真對由其主持制定的新《憲法》的特殊感受和對建設法治國家追求的細節(jié)，指出:“在彭真委員長主持的全國人大常委會等會議上，每一次講話的開場白他都要鄭重其事地翻開《憲法》，抑揚頓挫地宣讀第57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業(yè)事業(yè)組織都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

　　林彪對“林彪是被挾持出逃蘇聯(lián)”的觀點進行了駁斥

　　對于林彪的一生，人們不再像以前那樣簡單地全部否定，而用實事求是的唯物主義的態(tài)度來研究。研究者大都肯定林彪在民主革命時期的作用，盡管他犯過錯誤，但還是革命功臣，是著名將領，功大于過�！吨袊�共產(chǎn)黨歷史》第一卷、《聶榮臻回憶錄》對此都有正面的記述。研究者對林彪在“文化大革命”前后的定性，則是陰謀家和叛國者。在眾多爭論中，最能引起人們興趣的是“九一三”事件。關于林彪的叛逃是主動的還是被挾持的問題，近些年來有人提出“林彪是被挾持出逃蘇聯(lián)”的觀點。周敬青對此進行了反駁，認為林是知道出逃計劃的，后期還主動參與了，至于說“林出逃返回遭拒”的說法更是站不住腳，有當時的禁空記錄為證。關于林彪和江青的政治關系，賴詩逸做了系統(tǒng)考察，認為他們是為攫取最高權力的特殊合作關系，江青利用林彪滿足自己的要求，林彪則借助江青的特殊身份，以實現(xiàn)其政治目的，他們之間不存在“謀害”和“被謀害”的問題。有學者還對林彪事件發(fā)生的原因進行了探討，金春明認為，這一事件之所以會發(fā)生，究其根源是“文化大革命”推翻民主集中制、集體領導原則、民主法制、黨的領導、實事求是等一系列基本原則，導致拉幫結派、爭權奪利公開化、合法化，整個國家陷于混亂的結果。黃衛(wèi)平認為，更本質(zhì)的原因是我國長期缺乏真正有權威的公開、透明、平等、民主、規(guī)范化、程序性的最高領導人更新?lián)Q代的法治機制。

　　習仲勛“向中央建議設立經(jīng)濟特區(qū)的第一人，對中國改革開放功不可沒”

　　習仲勛“英雄一世，坎坷一生”，曾被毛澤東稱為“一個從群眾中走出來的群眾領袖”，但又因“《劉志丹》小說問題”受誣。因此，有關他的研究，多見于他擔任中共西北局書記時為中國革命和建設西北做出的貢獻，以及研究者對《劉志丹》小說案的探究。近年來，有關習仲勛的研究更多地側(cè)重于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后他主政廣東，在鄧小平的支持下“殺開一條血路”，推動廣東設立經(jīng)濟特區(qū)，率先實行對外開放的過程中所做出的貢獻。有學者評價說:“習仲勛是向中央建議設立經(jīng)濟特區(qū)的第一人，對中國改革開放功不可沒”。對此，美國學者傅高義在《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廣東》一書中評價道:當全國還籠罩著“文革”的陰影時，習仲勛就開始在廣東擴大農(nóng)村市場和開辟經(jīng)濟特區(qū)方面發(fā)揮作用。

　　周揚其人生沉浮可以說是“中國近當代文藝史和意識形態(tài)史的縮影”

　　于光遠曾經(jīng)說過，在中國近代、當代的文藝史上乃至整個意識形態(tài)的歷史上，周揚是一位極具影響的人物，其人生沉浮可以說是“中國近當代文藝史和意識形態(tài)史的縮影”。近些年來，有關周揚的回憶和研究越來越多。上世紀三十年代兩個口號的論爭，五六十年代意識形態(tài)領域的批判運動，八十年代意識形態(tài)的論爭，成為研究的熱點。李輝主編的《搖蕩的秋千——是是非非說周揚》，王蒙、袁鷹主編的《憶周揚》，徐慶全主編的《知情者眼中的周揚》和《周揚新時期文稿》等，提供了當事人的回憶、研究者的觀點和周揚本人的史料，格外引人注意。有關晚年周揚的研究受到關注。所謂“晚年周揚”，于光遠認為，概括地說就是“文革”中周揚的思想發(fā)生了極大轉(zhuǎn)變，而有些人不滿意他的轉(zhuǎn)變，對他進行打擊。周揚的這種轉(zhuǎn)變甚至被稱為“周揚現(xiàn)象”。有關晚年周揚的研究，顧驤在《晚年周揚》一書中提出，周揚晚年“是他人生交響樂的一個華彩樂章”；書中對上世紀八十年代的那樁文壇公案有詳盡的描述，提供了很多有價值的史料。對晚年周揚，研究者也有不同的看法，有人則認為周揚晚年并沒有真正地懺悔，沒有對胡風、馮雪峰、丁玲等人“發(fā)自內(nèi)心的沉痛告罪”。關于周揚一生的評價，一些研究者認為是個“悲劇”，造成悲劇的原因，有人著重于時代因素，有人著重于斗爭局勢，有人著重于政治品格，有人著重于個人性格，有人認為在于他不幸承擔了一項尷尬的歷史使命，還有人認為在于他“仕途的雄心和文化的使命感”。

　　張國燾研究趨向客觀

　　近年來，學界對張國燾的研究采取了比較客觀的態(tài)度，摒棄了以往那種對其全面否定的做法。對于張國燾的評價，研究者一般都認為他既是中共的元勛，也是野心家和變節(jié)者；早期他曾與中國共產(chǎn)黨同生死，對中國革命做出過很大貢獻；后期他又與國民黨為伍，背叛了共產(chǎn)黨和革命，最終又遭遺棄。近年來，國內(nèi)關于張國燾研究的代表作當推姚金果、蘇杭的《張國燾傳》。該書認為，張國燾的一生是成績與錯誤并舉、光榮與恥辱同存的一生。關于張國燾功績一面，《張國燾傳》肯定了以張國燾為首的臨時中央常委會的功績，指出了他與國民黨十七路軍的統(tǒng)戰(zhàn)工作取得很大的成績。關于放棄川陜根據(jù)地問題，該傳也進行了較為客觀的分析，一方面認為，張國燾對蘇維埃運動失去了信心，才放棄根據(jù)地的。這是主觀原因。另一方面又指出，客觀原因是優(yōu)勢敵人的聯(lián)合進攻、川陜根據(jù)地民窮財盡、策應中央紅軍的戰(zhàn)略需要。

　　陸定一其晚年的反思受到關注

　　陸定一長期擔任中國共產(chǎn)黨宣傳思想戰(zhàn)線的領導。研究者談論最多的是他對“雙百”方針的貢獻。龔育之認為，陸定一作為中宣部長的最大貢獻，是“雙百”方針的制定和對這種生動活潑局面的執(zhí)著追求。他不僅是“雙百”方針的參與制定者和權威闡釋者，而且是這個方針的積極執(zhí)行者。有研究者對陸定一晚年的反思進行了研究，披露了一些資料。比如，陸定一承認了自己在知識分子屬性問題上曾經(jīng)犯下“左”的錯誤，認為對知識分子屬性的判斷還是應該看他們?yōu)檎l服務的政治態(tài)度，而不是世界觀。對此，龔育之表示了相同的看法，認為在陸定一當年所犯下的“左”的錯誤中，最大的失誤“是不贊成一九六二年廣州會議為知識分子‘脫帽’‘加冕’”，堅持只有無產(chǎn)階級的知識分子和資產(chǎn)階級的知識分子，沒有什么勞動人民的知識分子，為此應該受到“更多地責備”。還有不少的研究者對陸定一的新聞思想進行了研究。

　　羅章龍在策動張學良發(fā)動西安事變的過程起了一定的作用

　　對于羅章龍，研究者既承認他在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前后成立非法的“中央非常委員會”、另立“中央”的錯誤，也客觀地記述了他作為早期革命領導人和工人運動領袖做過的重要工作。比如，他與毛澤東發(fā)起組織新民學會、參加五四運動、參與組織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領導隴海鐵路工人大罷工、長辛店鐵路工人罷工和開灤五礦工人罷工，尤其是他參與組織京漢鐵路總工會并領導罷工斗爭的貢獻，就更為研究者所直書。近年的研究中，研究者對羅章龍被開除黨籍后在策動張學良發(fā)動西安事變的過程和作用，進行了深入的考察，從而為張學良何以走上抗日反蔣和聯(lián)共抗日的道路，提供了新說。

　　夏曦“兩頭好，中間錯”的評價實事求是地反映了他的一生

　　近年來，學界對夏曦的研究重點是他在主政湘鄂西中央分局時期所犯的“左”傾錯誤方面。研究者考證了夏曦從1931年3月起開始擔任湘鄂西中央分局書記，成為湘鄂西蘇區(qū)的最高領導人期間，開展的大規(guī)模的“肅反”運動中的錯誤理論與實踐，指出夏曦是王明的支持者，忠實執(zhí)行王明“左”傾冒險主義路線，犯有嚴重的貫徹執(zhí)行肅反擴大化的“左”傾錯誤，給湘鄂西蘇區(qū)帶來了嚴重的后果。但后經(jīng)任弼時、賀龍等人的批評，他認識了錯誤，改任紅六軍團政治部主任。薄一波在《領袖元帥與戰(zhàn)友》一書中指出:為什么黨內(nèi)會發(fā)生這樣“左”的出奇的過火斗爭和內(nèi)耗事件？原因很復雜，有宗派問題，有路線問題，也有個人品質(zhì)問題。而夏曦在這三個方面都有嚴重問題！但是，也有學者中肯地指出，當時黨內(nèi)“肅反”斗爭是受到了共產(chǎn)國際大背景的深刻影響。遵義會議后，中共中央對夏曦作出了實事求是的評價。現(xiàn)普遍認為，蕭克后來對他“兩頭好，中間錯”的評價，實事求是地反映了夏曦的一生。

　　(作者謝敬劉穎 分別為中共中央黨校博士生、中國人民大學中共黨史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