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機關、邁進企業(yè)的崗位轉換便自動實現收入暴增，這種屁股一挪、黃金萬兩的好事不是發(fā)生在個別人身上；由于基本制度、管理模式的全國大體同構，國企高管薪酬的操作上，自己評價自己的貢獻，自己確定自己的標準，如此總體無序、失控的狀態(tài)也不會只存在于廣東一地

　　10月28日，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五次會議以150票贊成、4票棄權，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yè)國有資產法》，將于明年5月1日起施行。經營性國有資產，從此有國法護身。

　　不過，喜訊中留有遺憾———公眾普遍關注、15年立法進程上反復研究過的國家出資企業(yè)高管薪酬如何確定，沒做法定。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安建在新聞發(fā)布會上坦言：這個問題比較復雜，涉及企業(yè)的經營規(guī)模、風險、業(yè)績和所在地區(qū)、行業(yè)的人均水平等非常多的因素(《每日經濟新聞》10月29日)。

　　不過，法律繞過去了，實踐卻無從回避。

　　在中央企業(yè)層面，關于高管薪酬的基薪、績效薪金和中長期激勵，仍由履行出資人職責的國務院國資委一錘定音，《中央企業(yè)負責人薪酬管理暫行辦法》、《中央企業(yè)負責人經營業(yè)績考核暫行辦法》仍將暫行———不管這兩個“家規(guī)”自我約束下高管高薪已引發(fā)了幾多爭議。比如，幾大國有上市銀行的董事長和行長拿逾百萬元的年薪高不高，去年、今年都遇質疑。

　　如果說，100多家樹大招風的央企好歹會被億萬雙眼睛盯著，并且約束央企舉手投足的“家規(guī)”也畢竟是公告天下的部令，高管薪酬在眾目睽睽與暫行規(guī)章的鉗制下還不至于走到太離譜的地步，那么，為數眾多、并不起眼的部門、地方企業(yè)呢？據統(tǒng)計，截至2007年，國有企業(yè)有11.5萬戶———試想，對高管薪酬，依舊“我的地盤我做主”，會不會很出格？

　　擔心，恐非多余。去年7月24日，《人民日報》第九版曾立此存照：“廣東省省情調查研究中心發(fā)布的《2006年省情調查報告》指出，當前廣東國有企業(yè)薪酬管理總體上處于無序和失控狀態(tài)，有的企業(yè)以強調‘經營者個人貢獻’為由自定高薪酬，有的企業(yè)實行‘股權激勵’，高管幾年間獲得幾千萬元甚至近億元報酬，企業(yè)卻虧損�！鼻�，無序和失控是總體狀態(tài)。

　　再看一個令人納悶的個例：前國家體育總局足球管理中心主任、中國足協(xié)副主席王俊生，調任國有控股上市公司中體產業(yè)董事長后薪酬暴漲，據公司公開信息披露，去年年薪155.72萬元，如果他繼續(xù)從政能拿多少？比照中國足壇現任掌門謝亞龍，據10月18日《黑龍江晨報》報道，年收入15萬元。同一人，當體育官員與做國企高管的薪酬差10倍，豈不費解？

　　舉目所見，按照組織的工作安排，政府官員離政從商的人事調動就等于薪酬大幅調高，走出機關、邁進企業(yè)的崗位轉換便自動實現收入暴增，這種屁股一挪、黃金萬兩的好事不是發(fā)生在個別人身上；由于基本制度、管理模式的全國大體同構，國企高管薪酬的操作上，自己評價自己的貢獻，自己確定自己的標準，如此總體無序、失控的狀態(tài)也不會只存在于廣東一地。

　　對上述現象，能不能拿商場法則、市場評價解釋？當然不能。就在剛通過的《企業(yè)國有資產法》中，第22條明確規(guī)定：國有獨資企業(yè)、公司和國有控股、參股公司的高管，分別由履行出資人職責的機構任免、建議任免�，F實中，如此上任的高管，大都出自政府辦公室，不是從市場中走來的千錘百煉的職業(yè)經理人，實質身份還是政府官員，薪酬怎么能隨行就市？

　　所以，當立法繞過高管薪酬、實踐仍將各行其是，這個麻煩問題便自然而然遺留下來。如何撥亂反正？我認為，在遺憾既成事實之時，猶需重視兩點：一、即使全國人大短期不能立法補缺，只能寄望各級政府完善“家規(guī)”，問題也不能擱置太久，應盡快攻克難關、確立國法權威；二、履行出資人職責的機構任免、建議任免國企高管，多以市場方式聘職業(yè)經理人，促國企高管去政府官員化而轉向政府雇員制，使名副其實的“市價”合情合理地走進薪酬規(guī)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