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我們現(xiàn)在來繼續(xù)與清華-布魯金斯中心主任肖耿博士的討論。肖博士，我們現(xiàn)在看到最大的一個鼓舞士氣，或者恢復人心的一個舉措就是一個事實，各國政府把國家的信用放在了桌面上。之前因為企業(yè)之間，金融機構之間已經(jīng)彼此沒有信用了，你不相信我，我也不相信你，這個時候國家把他們自己的信用，國家信用放在了桌面上，以國家的名義來擔保這些銀行。您覺得這是不是已經(jīng)到了最后一招了？因為國家信用之外，像冰島，像巴基斯坦，如果國家瀕臨破產(chǎn)的邊緣，國家信用都沒有了的話，那可能就真的沒有辦法了。

　　肖耿：國家的信用這個時候就應該用，因為對很多老百姓來講這時候不用的話，就會解體，那個造成的社會影響、損失會非常非常大。所以國家現(xiàn)在投入的信用成本是最低的，也是在操作上唯一可行的。中國過去的歷史就是這樣的，我們都是國有銀行，老百姓從來沒有想到存在國有銀行的錢拿不出來，所以我們就不太可能出現(xiàn)像西方目前遇到的。

　　主持人：我們電視上出現(xiàn)排著隊到銀行取款，因為銀行沒有足夠的現(xiàn)金。

　　肖耿：對，因為西方的法律制度非常嚴，你今天拿不出來錢的話，明天就破產(chǎn)。這就非常快地造成了一種恐懼。唯一能夠恢復的就是政府直接給他信用，只是這個過程在西方，因為是民主社會，要經(jīng)過很多程序，要我看的話早應該這么做。它有一個什么要求呢？必須整個社會意識到政府用他的信用來救這些銀行是值得的。經(jīng)過了一個星期的折騰以后，大部分老百姓都贊同這個做法，所以這時候出臺這個政策就比較容易。

　　主持人：從不贊同到贊同經(jīng)歷了一個過程，但也可能厭惡了挽救這場危機的最佳時機。

　　肖耿：對。

　　主持人：前兩天我們看到法國的財長說美國當時已經(jīng)厭惡了時機，當時就應該挽救雷曼兄弟，不要讓多米諾骨牌第一塊倒下，您認同這個觀點嗎？

　　肖耿：這個很難講，因為政府要恢復老百姓的信心，比如說他們的存款，但是具體就某一個企業(yè)，就有很多很多的講究。因為你救了這個企業(yè)，是不是所有的企業(yè)都救？所有企業(yè)都救的話，將來納稅人的負擔就太大了。

　　主持人：現(xiàn)在用一個比較常用的詞來形容，拐點這個詞。我們可不可以說發(fā)達國家把國家放在桌面來擔保企業(yè)的這種已經(jīng)沒有的信用，是否可以意味著金融危機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一個拐點？

　　肖耿：我覺得應該說是一個轉折點，但這只是第一步，金融危機之后第一步就是恢復信心，當然將來還有非常艱巨的就是整個財富縮水以后所造成的社會影響，還有對整個實體經(jīng)濟的影響，一方面的問題還沒開始。第一步是最容易的一步，第一步的難處就是政治上能夠非常迅速地執(zhí)行，這步是比較難的，但這步已經(jīng)做到了。

　　主持人：顯然您對這些大國的國家信用似乎不擔心，因為這些國家信用非常好。前兩天我們也提到美國的國債現(xiàn)在變得緊俏，因為美國的國家信用，全世界都相信。但是對于小國來說，比如像冰島，現(xiàn)在真的出現(xiàn)了國產(chǎn)破產(chǎn)，這種時候，是不是通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這樣的機構來求助？

　　肖耿：對，對于美國，對于歐洲這樣的大國，國家、政府的信用是不用擔心的，但是對于小國來講，他基本上沒有市場，這個時候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作用就顯得非常大了。實際上過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主要承擔的任務就是幫助這些小國，這些大國他也沒辦法幫助。

　　主持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大約有兩千億美金的救市基金，而這些基金當中17%都是美國貢獻的。這個時候救哪個國家，不救哪個國家，是否美國在中間有很大的發(fā)言權和決定權？

　　肖耿：這個會有一些影響，但是從過去的歷史來看，實際上整個機構本身也有問題，就是反應的速度往往不夠快，當一個政策出臺的時候，實際情況已經(jīng)發(fā)生變化，亞洲金融危機就是明顯的反應，當時他逼著國家要改變匯率，結果導致了整個金融的崩潰，很多政策滯后，目前也遇到這個問題，但到現(xiàn)在為止還沒有出臺任何一個政策，特別是對大國家，一點辦法也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