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即將過去。雖說一場席卷全球的巨大金融和經濟危機的陰霾尚未完全消散，世界經濟尚未完全走出衰退的深谷，國際金融市場依舊脆弱和起伏不定，但經濟復蘇的跡象越來越清晰顯現，國際金融市場也企穩(wěn)回升，更有學者用“危機后元年”來表示對2010年的期盼和愿景。歲末年初，本報特約一些國內外知名專家學者，就一年來世界經濟發(fā)展變化的脈絡、國際金融市場運行的軌跡以對話的形式進行評點，并對來年世界經濟和國際金融市場的走向作一個大致的勾勒。

　　主持人：本報記者莫莉嘉賓：匯豐銀行中國區(qū)首席經濟學家屈宏斌 穆迪經濟網資深經濟學家圖·帕卡德

　　二戰(zhàn)以來最嚴峻的金融危機，使得2009年的全球經濟備受考驗。借助超低利率、數量寬松貨幣政策以及財政刺激措施的幫助，籠罩在全球經濟之上的衰退陰霾正在逐漸消散，人們依稀可見黑暗隧道盡頭的復蘇曙光。然而，年末迪拜“倒債”危機和希臘主權信用降級又再度引發(fā)人們對未來的擔憂。2009年全球經濟運行呈現什么特點，2010年全球經濟將走向何方？就此記者與匯豐銀行中國區(qū)首席經濟學家屈宏斌和穆迪經濟網資深經濟學家圖·帕卡德進行了對話。他們認為，2010年全球經濟將出現溫和復蘇，但不確定性依然存在；未來一段時間全球利率將繼續(xù)保持在較低水平，而退出策略的時機以及如何實施，將成為左右全球經濟的重中之重。

　　記者：在各國大額財政刺激政策以及寬松貨幣政策的幫助之下，全球經濟正日漸起色。您如何評價當前的全球經濟形勢？

　　屈宏斌：我們正身處全球經濟的歷史性時刻。一場大的危機過后，全球初現復蘇跡象。發(fā)達國家終于恢復了金融市場秩序的穩(wěn)定，危機的最壞階段已經過去。但近幾年所累積的問題并未隨之遠去：銀行系統(tǒng)仍面臨調整，家庭部門和政府債務負擔沉重，主要經濟體國家經濟仍要依靠相關宏觀政策的支撐。2009年全球經濟發(fā)展的最大亮點是西方發(fā)達國家讓位于新興經濟體，從拉動全球經濟增長的主導位置退出；不論是從周期性還是結構性的角度看，新興經濟體都將在未來數年內占據全球經濟活動的主導地位，而中國和印度則是新興經濟體中最耀眼的明星。

　　圖·帕卡德：我認為，金融危機極度動蕩的階段已經過去，在經濟刺激計劃引導的投資和消費者支出復蘇的影響之下，全球經濟正在重回增長軌道。全球庫存降低正在助力生產率的反彈，大型基礎設施和商業(yè)投資使得發(fā)展中國家就業(yè)增加。亞洲的兩大引擎———中國和印度，為全球經濟增長提供了巨大牽引力。在全球經濟周期中，有史以來第一次由中國、印度和巴西引領全球經濟復蘇。而過去10年的謹慎財政措施，使它們能夠使用反經濟周期的財政和貨幣措施來刺激需求。

　　記者：您認為2010年全球經濟將如何發(fā)展？新興經濟體，尤其是亞洲復蘇是否可以持續(xù)？

　　屈宏斌：2010年全球經濟將出現溫和增長。我們的預測是2010年全球名義

　　GDP增長將為2.8%。我們上調了大部分國家明年的經濟增長預測，而其中新興市場國家經濟的前景尤為光明：GDP增速預測從5.3%上調至6%。與之形成對比，發(fā)達國家作為一個整體的經濟增長率從1.2%上調至1.8%。我認為亞洲的經濟復蘇能夠持續(xù)。內需將在未來幾個月以相對健康的速度增長。亞洲大多數經濟體的就業(yè)率已呈現正增長態(tài)勢，刺激復蘇的不僅僅是公共投資，消費也有所回升，活躍的勞動力市場對此也有一定貢獻。同樣重要的原因還有資產價格的重整旗鼓，這有利于提振消費者信心指數。值得一提的是，亞洲出口越來越多地依賴于其他新興市場的需求，而這些市場的前景較為樂觀。

　　圖·帕卡德：在經濟刺激計劃之下，發(fā)達國家最初將出現疲弱復蘇，到2010年下半年就業(yè)情況改善之時，經濟增長速度將有所加快。亞洲新興經濟體的增長將占到今明兩年全球經濟增長的大部分。其中關鍵的問題是，全球主要經濟體何時才能恢復增長以及亞洲新興經濟體能否持續(xù)當前的增長。我預計亞洲的復蘇將是逐步的，大多數經濟體將在未來重回增長。因為外部需求已開始改善，不再是經濟增長的拖累，反而成為助力之一，并且隨著全球經濟逐步復蘇，這種趨勢明年將持續(xù)。

　　記者：2010年全球經濟有何風險？目前少數國家已調高基準利率，如以色列、挪威和澳大利亞等，而歐美主要央行依然按兵不動。您認為各國調整貨幣政策的依據和難點是什么？2010年全球利率將如何演進？

　　圖·帕卡德：2010年最大的下行風險是退出策略的時機�，F在關于預算赤字以及主權債務違約風險已有相當大的擔憂，金融危機的“余震”依然存在，近期的迪拜危機就是一個例子。

　　屈宏斌：美國低利率政策將推動資金流入新興市場。而新興經濟體限制本幣升值將表現為外匯儲備的累積，這部分資產主要投資于美國國債。對美國國債的相對高需求壓低了資金收益率，并反過來支持美國低利率政策，這看起來似乎是個“皆大歡喜的循環(huán)”，且這個循環(huán)似乎可以無窮無盡。但當全球資金成本降到很低水平后，對于收益率的追逐又將重新抬頭。全球金融危機之前，這表現為投資MBS的急劇膨脹，并制造了美國房產市場的繁榮。危機之后，追求收益率的資本流向了另一個方向———新興經濟體。毫無疑問，高經濟成長性為投資者提供了充分的理由。這一循環(huán)所帶來的影響其實很簡單：新興市場國家貨幣面臨升值壓力，資產升值難以避免。由于其經濟增長動力從出口轉向國內需求，因而經常項目下順差減少。這時問題可能會開始出現，高通脹或者經常項目赤字急劇上升。在美國未加息之前，這一循環(huán)可以繼續(xù)下去。我們目前仍在這一周期的開始階段。

　　而在經濟復蘇勢頭鞏固后，國內因素將驅動貨幣政策的調整。很多國家在貨幣政策選擇中面臨的兩難在于：較早收緊貨幣政策可能吸引追逐高收益的熱錢流入，而如果等待的話，卻有可能因為流動性流向股市和房地產市場引發(fā)資產價格膨脹。伴隨著今年以來相繼出爐的全球經濟好轉的消息，刺激經濟增長仍將是未來一段時間的主題，利率將在長時間內保持低位。即便英格蘭央行和歐洲央行可能在明年加息，我認為這種加息僅僅是對前期極度寬松貨幣政策走向正常的回歸，而不應理解為緊縮。

　　記者：全球退出策略的最大難點是什么，您認為退出策略的實施將會有哪幾種途徑？

　　圖·帕卡德：這取決于退出策略時點的判斷以及各國的相互協調。如果過早的退出經濟緊急刺激措施會使得復蘇停滯的話，政策決策者們不應當屈服于市場的壓力而緊縮貨幣和財政政策。二十國集團有關退出策略的最大力度協調，將有助于全球經濟的復蘇。但各國經濟復蘇力度不同，正導致各國在這些問題上存在分歧。

　　屈宏斌：全球退出策略最大的問題是如何處理債務。各國央行實行數量寬松的途徑各不相同：歐洲央行通過公開市場的回購操作，從理論上說，這個措施很容易退出；美聯儲和英格蘭銀行采取的是直接購買債券的方式，這就涉及通過重新向市場出售這些資產來實現政策退出。英格蘭銀行主要是購買政府債券，而美聯儲主要選擇購買大量的抵押貸款債券。然而在所有的情形下帶來了同樣的難題：央行的行動使得這些資產價格以及其收益率處在非市場水平。

　　退出策略的第一種途徑是貨幣政策先于財政政策退出。在出現復蘇早期跡象時央行先結束數量寬松政策，這將并不僅僅是停止購買相關票據，還包括向市場出售一些央行的存量債券，以減輕其資產負債表的壓力。這個過程將伴隨著短期利率走高，與此同時，沒有任何明確的財政退出的信號，政府繼續(xù)大量借貸。第二種途徑是政府宣布財政刺激政策先退出，包括在稅收和支出上的優(yōu)惠承諾的減少或停止。在這些措施宣布且開始實施并見效后，央行再開始提高短期利率。這時候提高利率有助于避免短期內政府債券及抵押貸款債券等的收益率大幅飆升，從而避免經濟復蘇因之受挫，央行在這一過程中繼續(xù)執(zhí)行數量寬松貨幣政策并逐步撤出其刺激措施。

　　當然也存在其他選擇。然而，這兩種途徑形成兩種極端：第一種途徑的不穩(wěn)定程度更高。只有在投資者理解這是政府債務削減的一種可信賴方式的前提下，數量寬松才能完全退出。我認為，理想的退出戰(zhàn)略應當是緊縮財政政策先于緊縮貨幣政策，只有如此才能確保不會出現債券收益率暴漲的狀況。因而，各國財政政策當局與貨幣政策當局的通力合作不可或缺，即使以暫時犧牲貨幣政策的獨立性為代價也應在所不惜。(莫莉)